蒋李最大裂痕制造者—俞作柏 /张任民

蒋李最大裂痕制造者—俞作柏

张任民

【题记：张氏保定二期毕业，为桂系高参，自1921年李宗仁玉林起兵时起，就追随李之左右，参予戎机，虽未有机会带兵，但一直在桂系总部充任高参、总参议或参谋长等职，对于桂系内部争斗皆亲历目睹，故其回忆之桂系内幕颇有参考价值。】

    提起俞作柏，或许很多人对他已经淡忘，即使是广西较年轻一辈的军政人员，可能对他也有点茫然。但在笔者的回忆中，却深感数十年来中国局势之始终动荡不安，其间蒋先生与李宗仁之忽离忽合，总未能做到彼此精诚无间的地步，实居最重要因素。溯自国民革命军北伐以还，在蒋李二氏之间制造最深最巨之裂痕而终致无从弥缝者，当推俞作柏所经手之一次为最。
    俞作柏做过三个月的广西省短命主席，他反李之后，继而反蒋。晚年落拓香港，曾以行医为活，五年前以不甘寂寞，北上靠拢，终致郁死红朝为其最后的结局！

方头巨眼、脑后见腮

    俞氏字健侯，广西北流县人。民元（注：即1911），俞为响应武昌起义的广西学生军之一，由桂而辗转到了武汉，以后这批学生军经北京政府陆军部特准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肄业。俞氏在“陆预”卒业后，于民国三年（注：即1914）又得入保定军校第三期，此期同学后来在广西出人头地者颇多，如黄绍竑、白崇禧、夏威、吕焕炎、梁朝玑、雷飚、李朝芳等皆是。俞氏于民五（注：即1916）毕业返桂，初隶林虎部下任排长，一直不甚得意，直到民国十年（注：即1921）因陆荣廷攻粤失败，林虎残部循南路退回广西，其时桂局纷乱，新旧势力，各自为政，李宗仁在“时势造英雄”局面下，率领林虎所部一股武力驻防郁林，维持地方秩序，是时俞氏亦纠合了地方上民枪约二三百枝，投向李宗仁，充任统领。不久后，黄绍竑、白崇禧亦皆率部来归，声势益壮。李氏乃将俞部拨归黄绍竑指挥，并扩编为团，由俞氏任团长，其时俞属下之李明瑞营，战斗力甚强，明瑞出身于韶关讲武堂，与俞氏为姑表兄弟，英年有为，擅于冲锋陷阵，当时颇受李宗仁、黄绍竑之器重。因此，俞在那时的李氏军中便已显露出桀骛跋扈的神气，常令人为之侧目。
    俞氏方头巨眼，脑后见腮，阴鸷险狠，甚工心计，彼时军中袍泽，多以“俞大眼”呼之，彼亦不以为忤。李宗仁在创业之初，待人接物，虽宽厚能容，然内心对俞氏为人殊不满，某次李氏私下与笔者谈起他来，曾这么说：“老俞这人阴险得很，从前他当排长时，有一次在剿匪战中，他因升官心切，竟在火线上从后面发弹击毙其连长，当剿匪完毕，我一时不察，即以他升任连长以补其缺。事后从目击此举的某班长口中露出这消息，我为之骇然，不过不便明言，心里知道就算了。”我听罢此一秘闻，亦为之摇头不已。

野心勃勃、晤鲍罗庭

    民十一年（注：即1922）冬，李、黄等在桂之势力，已日渐壮大，黄绍竑因袭击沈鸿英部得手，顺利占领了梧州，俞氏所部此时又扩编为纵队（略同旅）。接着残留在广西境内的陆荣廷、沈鸿英、林俊廷、甚至唐继尧的滇军，熊克武的川军，都被李、白、黄等分别扫荡，各个击溃，俞氏在迭次战役中，则任纵队指挥官（略同师），亦曾建立战功不少。惟俞心高气傲，不甘久居人下，在桂局将定未定之际，彼即有欲取李、黄而代之野心。 
    到了民十五年，广西经已统一，一面准备北伐，一面则忙于建设。当时省政由黄绍竑主持，俞氏出任农工厅厅长。因广东方面既已掀起北伐高潮，俞在此时灵机一动，以广西农工厅长身份，突赴广州密晤俄顾问鲍罗庭，表示彼亲附共党，愿奉行社会主义的决心。其时鲍罗庭正认为广西李、白、黄诸人为国民党死硬派，绝非可以说服者，广西自告统一，军事实力已不可轻侮，将来必为共产党的强敌。何况当时鲍罗庭派入广西的共党干部，又多无法活动。俞氏既然肯移樽就教，表示附共，这在鲍罗庭看来，自是大好利用的机会，于是，双方越谈越入港，鲍罗庭且替俞氏划策，建议他回桂后，应马上要求由他负责办理广西军校，名为训练干部，实则为了培养与控制自己的实力。据笔者所知，当时鲍罗庭曾面告俞氏道：“你看！现在蒋介石他能成为广东革命的重心人物，就是他有黄埔军校，造就干部。你在广西要想发展，若不能控制大量心腹干部是不行的。只要你肯照这样干，我决定派出优秀共党人员无条件的去协助你，使你获得成功。”
    俞氏既得到鲍罗庭的支持与默契，兴奋万状的回到广西，立即建议创设军校，并毛遂自荐的要求兼任校长（以后该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一切居然进行顺利，广西军校不久即告成立。俞氏亦居然选用重要共党份子进入核心组织，而以农工厅与军校做为共党秘密机关，更进一步研究如何驱逐黄绍竑夺取广西政权。

时来运转、南京有请

    其时黄绍竑对俞氏所干的秘密勾当，早有所闻，只是在不动声色中，作严密布置。至民十六年春，俞氏又有广州之行，黄绍竑认为此时已是对俞下手的时候，乃于某日深夜，突派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前往搜查农工厅，搜出许多反叛文件，将重要共特一一拘捕；同时又派兵围搜军校，亦拘捕多人。因为证据确凿，跟即将详情呈报广州“两广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罢免了俞氏本兼各职。 
    俞氏在粤惊闻事机失败，不敢回桂，乃悄然遁迹香港，暂避风头。不久，清党案发，凡以前曾随俞氏工作之重要共党份子，均被黄绍竑置之于法。
    俞氏垮下台来，一直蛰居海隅，其苦闷可知。不料到了民十八年春，时来运转，他又有了翻身的机会。原来当时李宗仁统率第四集团军，坐镇武汉，且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白崇禧则转战华北，所指挥之北伐大军已直薄山海关，所谓桂系势力，如日中天。恰当此时，因李宗仁为了统一两湖财政问题，一怒而罢免了湖南省主席鲁涤平的职务，就此与南京中央方面闹成僵局，此即民国史上的“宁汉第二次分裂”是也。当时中央方面尚存有息事宁人之念，只要李宗仁肯低头引咎，撤免部下一二高级将领，似可乘机收帆，平安了事。殊不料天不厌乱，正当南京方面对此案犹豫未决之际，忽有人向蒋先生献策，谓如要解决武汉变局，最好起用闲居香港之俞作柏，凭其过去渊源，巧为运用，大可拆李氏嫡系部队第七军之台。结果，俞氏得以奉召由港赴南京，又碰上“大展抱负”的良机了。

李杨倒戈、武汉解体

   俞抵京后，于谒见蒋先生时，对于中央所托付之任务，立即满口应承，一力担当下来，俞氏表示：李宗仁留驻武汉的主力部队为第七军，而第七军的重心实为李明瑞的一师，李明瑞为其姑表兄弟，担保可以招之即来，李师如叛李，第七军即随而瓦解。基此，对于武汉政权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即能收归中央。同时，广西为李、白、黄之根本，要彻底解决广西问题，无论是对人对事，驾轻就熟，能胜任愉快者，亦非彼莫属。
    俞氏既然向中央大拍胸口，说得头头是道，而中央当时认为打击武汉政权既有如此把握，则对于彻底解决广西之举，亦何乐而不为。何况俞氏自告奋勇，大可以毒攻毒，予以利用。于是，俞氏的建议终被采纳，立获重用，一方准备军事行动，一方秘密任命俞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七军总指挥，率李明瑞师回桂讨逆。俞氏此行赴京，既获得如此完满结果，自然喜出望外，经过一番计议后，乃商派南京总部之高级参谋周某（云南人）携带巨额现款及俞之亲笔函件，潜赴武汉先与李明瑞秘密晤见，瞩其发动反李，果然一谈即合，不仅李明瑞被周某说服，立允倒戈；而第七军之另一旅长杨腾辉亦自愿与李师同时行动，如此一来，自不愁不大功告成。按：杨腾辉亦为桂军骁将，彼与俞作柏原无深厚关系，事因年前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部大战龙潭之役，杨苦战功高，未能获赏，不免心存怨望，且杨与李明瑞私交至笃，故经李居间一说，立即拉拢过来，况彼时李宗仁本人羁留上海，武汉方面之大权，操在胡宗铎、陶钧之手，一经内变，立即不可收拾。

 

李白踏上、穷途末路

    李、杨突告反戈相向，当时武汉局势，骤失重心，胡宗铎、陶钧等狼狈西逃，中央方面真的不费一枪一弹，使武汉政权就此冰消解瓦。这么一来，俞作柏是踌躇满志了。可是却害得远在华北的白崇禧差点走投无路；李宗仁在上海也是经过千险万难才得偷偷地循海道逃回广西。嗣因俞作柏率师回桂步步进逼，李、白当时即欲避居香港亦不可得，终至双双遁入越南，在西贡流浪了一个时期，直至黄绍竑在桂省再起，李、白始间道回桂，苦战连年，卒树起反蒋之旗者达八年之久，到了民廿六抗战开始，在举国一致对外、共赴国难的号召下，始捐除前嫌，共同抗日。胜利后行宪之顷，蒋李双方，又闹出竞选副总统之恩怨，迨至徐蚌会战时又传播桂系逼宫之谣言。古人有云：“师克在和”。吾人缅怀此一幕往事，心痛曷亟，而追源祸始，则俞作柏私心在夺取广西政权，不惜利用衅隙，扩大蒋李之嫌怨，造成双方难于弥缝之裂痕，在当时或未计及其严重后果，而其贻害国家民族之至深且巨，令人掷笔三叹！

一意孤行、乌烟瘴气

    民十八年夏初，武汉政权既已迅速解决，李、白等亦成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其时俞作柏却统率第七军李明瑞、杨腾辉两师之众，浩浩荡荡，由海运经粤，回抵梧州。第七军既回桂，亦不愿自相残杀，省内原有之第十五军此时集结桂林、柳州一带，由黄绍竑交由师长梁朝玑率领，编入吕焕炎部（按：吕氏当时为编遣副主任兼师长）。至于李明瑞与杨腾辉则仍归俞氏节制。俞抵邕后，即成立省政府，重弹旧调，大量任用共党份子，一时省内军民，无不侧目，原有之军政人士，彼此愈形对立。吕焕炎反对俞氏行为，迭劝不听，只得任由其一意孤行。此时李、白两人因家乡存身不得，迫得远赴西贡，浪迹异邦。黄绍竑则蛰处故乡，表面上韬光养晦，实则力图俟机再起。
    当时共党重要份子如张云逸（琼州人，民卅八年广西变色，曾任中共广西省主席）、韦拔群等，皆被重用，在俞氏主桂任内，一方作赤化广西计划，一方又作反抗中央行动，在共党份子挟持下，竟于是年八九月间宣布组织“反蒋军”，又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此短暂时期中，已把整个广西搅得乌烟瘴气，面目全非。

主席垮台、东凤遭劫

    俞氏如此胡干蛮干，显然只有加速其垮台，中央方面得报后，立即明令将俞氏撤职查办，并令编遣副主任吕焕炎暂兼省主席职，着即派兵进剿。而中央明令抵桂之时，俞氏部下军队已有甚多自动背俞归吕，而闹到众叛亲离之境。俞见情势不妙，立即出走龙州，仅李明瑞率三千余人偕行。俞之介弟俞作豫则另率一部人马（约千余人）往投东兰、凤山，与土共韦拔群合流，遂造成“东凤土共根据地”之惨局。
    东凤者乃指广西省境西北部与黔省边境交界之东兰、凤山两县也，其地极为瘠苦，人口每县不过三万人，地势均为高山峻岭，苗僮杂居，文化低落；既无河流通航，又无公路建筑，土共韦拨群原为僮族，狡诈慓悍，曾在宜山中学修业。民十三间，到沪读书，得阅共党书刊，又愤于少数民族生活之不平等，遂投入共党。然因民十四年以后广西统一，社会安定，无法活动。至十八年桂局破乱，乃乘机纠集少数土枪，作土匪式之劫杀，横行乡里间。及俞氏主桂，竟委以县长之任，韦乃正式主持县政，实行赤化。迨俞氏垮台，李、白、黄重回广西，但以接连两三年间，桂省战争未停，李、黄均无暇过问边事，遂使韦氏坐大，附近两三县均为其控制，而人民因被斗争杀害者，不下三四万人，原野白骨，累累弃地，惨不忍睹！直至民廿二年政府始派兵进剿，经八个月之时间，两师的兵力，始将两县土共肃清，然田园寥落，人口稀疏，精壮男女，所遗无几，牛只耕具，均由政府重新供给，分发与人民，其荒凉悲惨，真难笔述。韦拔群后为其族人捕杀，解头到政府报案。然广西共党种子已远播各处，始终无法彻底肃清，大陆变色后，继张云逸出任广西省主席之韦国清，即韦拔群之族侄也。
    至于随俞氏出走之李明瑞（字珏生）亦北流人，与俞作柏为姑表弟兄，毕业韶关讲武堂，早年即随俞隶李宗仁第五旅某团，由下级军官以战功递升甚速，北伐至武汉时，已升旅长。明瑞相貌颇清秀，沉默寡言笑，轻财好义，治军甚严，而作战时辄身先士卒，实为桂军中一极优秀之青年将校。每随白崇禧作战时，凡任务艰难及遇敌人之强大者，白氏多任明瑞当之，彼亦从无怨言，不加推委。且无不以少胜众，以奇摧强，是次武汉之变，虽因俞作柏以亲谊动之，而李、白两人当时均不在武汉，亦为失策，否则明瑞或不至遽尔倒戈。迨既变之后，俞又使一班共特伺其左右，致使明瑞不易自拔。此后彼率领数千人，辗转流徒于黔桂湘数省边境，最后窜入赣南，与中共合流，仍以新七军为番号。明瑞因久厌共党行为，又怨俞氏出卖自己，于民廿二年在赣南红区中闻粤桂军驻防不远，即率亲信卫士数十名拟奔向驻军投诚，讵事机不密，为共特所悉侦，由该军政工主任张云逸派定大队半途截回杀之。其相从卫士数十名均遭活埋云。

茶楼行医、北上投靠

    俞氏本人自在桂失败后，再度匿居香港多年，直至民廿六年抗战军兴，中央赦免过去一切政治犯，以精诚团结号召救国。此时俞氏乃夤缘投归戴笠，愿作敌后工作，在苏皖边境组识游击队，号称“忠义救国军”，然以搜罗敌后情报，供政府参考，并无多大成就，故不为政府重视。及抗日战争胜利，俞氏以不获政府任用，乃三度来港闲居，生活艰困，颇为潦倒，幸俞早年对中医颇具兴趣，研究颇精，用药处方，时亦能见奇效。在港朋友多劝其悬壶济世，以医为业，而俞氏又不欲公开挂牌，乃由友人辈作介绍式之推荐，代为宣传。俞氏每日上午即到九龙弥敦道龙风茶楼代人诊脉，每次看病多则三十元少则十元八元不等，其贫苦者俞氏亦能赠医，如此虽勉可维持生活，但仍时感艰窘，且俞氏个性又非能甘寂寞者，在此种困苦环境情形下，自然静极思动，又打算别寻出路。
    四五年前中共在海外展开统战工作，在港争取过气人物，遂有人向俞氏活动，劝其返回大陆。在俞氏虽与桂系脱节已久，关系早绝，但究竟他曾作过广西省主席，中央以其剩余价值仍可利用，以为统战宣传之助，故对俞氏利诱甚力。俞氏逃荒在港，本属无可无不可，自问能回去生活有着，免得海外飘泊亦大佳事，遂决定于一九五八年四月间，由港赴穗、表示拥护毛主席，愿听党的指导，并再向人民学习。当时大公报、文汇报均曾拍有俞氏在广州谒见陶铸之相片，及后俞氏由广东省府委为参事之职，月支人民币二百元。年前广州来人谈及，俞到粤后，生活虽已有着，但精神时感痛苦，郁郁致疾，俞虽能自医，但购药不易，卒至一病不起，于一九五九年八月间死去，已是七十二岁的老翁了。此一制造蒋李裂痕之作俑者，终不能保其晚节以终，可慨也夫！

【完】 

原载香港《春秋》杂志总第113期（196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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