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粤桂战事（1） /黄绍竑

标题的诠释

    这里所谓“新粤桂战事”，自然是因为以前曾经有过旧的粤桂战事，所以特别标出一个新字，以示区别。盖自民国五年以后，一直到民国十二年，这七八年间，不是广西的军队去打广东，便是广东的军队来打广西。在这种循环的内乱当中，我们如果站在老百姓的地位，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是分不出什么正统与叛逆，是非与曲直，而只是历史事实的蜕变，社会现象的反映而已。关于以往的事实，因为我没有主动的参加，只能在前面作概略的叙述，为使写作界限明显起见，名之曰“旧粤桂战事”。自民国十六年至十九 年，两广的战事，仍旧继续的循环的发生，虽然作战的地点不限两广，而扩及于湖南江西，但考其战事发生的原因，总由于两广问题而引起。作战的双方，亦是两广的部队。因此我仍本着前面所说的立场与观点，名之曰“新粤桂战事”。这是我在追述这一段事实的经过以前，要首先声明的。
        两广自民国十五年革命之后，似乎不应该再有战事发生，而事实上战争又延长四五年之久。这不但是局外人不易了解的谜，就是我们局内人，亦只是莫名其妙的打来打去。现在追想当时所谓原因与理由，不过是一种正面的直觉的感触，此外还有很重要与很微妙的因素存在里面。此种因素的发酵，正好成为那些正面的直觉的剧本演出的原因与理由。

    歼灭叶贺之役的经过

    民国十六年，革命军底定南京， 因国共分裂，发生了清党运动。但是共产党在广东方面的潜势力，还是很大。尤其是在东江方面的海丰陆丰等地，在他们操纵之下，各处的农民组织，已普遍发展，继而发生了武装的暴动。这时广东方面的国民革命军，大多数已出发北伐，后方非常空虚，本党广州政治分会的主席李任潮，并负坐镇革命后方根据地的责任。我也是政治分会委员之一，因患肺膜炎，在广州养病。李任潮因为广东情形复杂，兵力不敷分布，在是年四五月间，要我派兵一师到广东增防。当时广西内部，很是安定，除了李德邻率领第七军北伐之外，后方还留有伍展空、黄旭初、吕焕炎等三个师，及几个独立团，担负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自绰有余力。我在公谊上，私情上，都不能不接受李任潮的意见。于是派黄旭初一师到广东，驻在北江附近。这时武汉方面，汪精卫与共产党已经闹翻，第四军各师亦在九江、南昌附近分裂。张向华（发奎）、黄琪翔一派的部队，沿赣江由赣回粤，陈真如（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一派的部队，由赣东转入福建，叶挺、贺龙、周士弟一派的部队，与第三军之朱德部合流，公开共产旗帜，由抚州入雩都、瑞金、会昌、安远、寻邬、蕉岭、平远、下潮梅、进驻东江，与海陆丰之农民军会合，进图广州。当时广州方面，对张向华之回粤，自然表示欢迎，而对于叶贺等，则派队阻击。由钱慕尹（大钧）率领两师，进驻会昌，黄旭初一师继续向雩都前进。钱部在会昌挫败，退至信丰。黄师在雩都初战亦不利，转守会昌以南之筠门岭，与之再战。叶贺见我有备，乃由筠门岭转入福建之长汀、武平、上杭，有由大埔县折入潮梅之势。李任潮见前方失利，要我加兵向赣南增援，并要我担任第八路前敌总指挥名义，亲往指挥。那时我正当大病之后，尚未完全恢复健康。但局势严重，亦只好勉强出发，亲率吕焕炎一师，续向赣南挺进。行至南雄，知叶贺部队已转入闽境，于是我命黄旭初师退至寻邬附近集中，钱慕尹部经三南至梅县附近集中，我亲率吕焕炎师，经信丰，进驻寻邬，以防叶贺由蕉岭、平远折入梅县。同时广州方面，亦令陈伯南、薛伯陵两师进驻兴宁、五华。我到寻邬后，继续进驻平远、蕉岭。因情况不明，乃派营长黄鹤龄率兵一营，昼夜兼程前往大埔，实行威力搜索。据报：叶贺全部皆由大埔三河坝、沿水路直下潮州、汕头。三河坝仅有朱德、周士弟等部留驻。该营并据获彼政工人员男女数十人，讯问之下，情况至为明了。我得此情报，即全部进驻梅县，计划除以钱慕尹部由梅县进至松口镇，牵制朱周在三河坝部队，并掩护我之侧背外。我率黄吕两师，越过潮州与梅县间之高山、鳄鱼嶂，直趋丰顺县，然后东进占领潮州与三河坝中间的留隍圩（距潮州六十里），将潮州三河坝间水路交通线韩江截为两段，使叶贺前后不能呼应。同时并要任潮令陈薛两师进驻汤坑、揭阳，与我军会同，向汕头、潮州攻击。广州方面对于我这计划，认为太冒险，盖虑万一叶贺再有部队由三河坝向梅县进攻，则我腹背受敌，势难应付。并引以前战例，凡进入潮汕不守梅县者，无不失败为言。殊不知我在前方，情况非常明了，叶贺几乎全部由水路下潮汕，陆上必不注意，我乃围而袭之，必有致胜把握。几经争论，始照我的计划实行，果获全胜。此役成功，当以黄营情报准确，为重要关键，由此可见情报与作战关系之密切。
        我于计划商定后，即由梅县出发，这完全是一条山僻樵径，平时很少有人行走。由上罗衣至下罗衣中间四五十里，都是崎岖险峻的山岭。加以风雨载途，人马拥挤，坠崖伤毙者，时有发现。由梅县到丰顺县城地图上的距离，虽为九十余里，直到次日黄昏，始得到达。当晚在岭上露宿了一夜，实为我生平作战行军最艰苦的一次。到丰顺后，次日，即东向进攻留隍圩。预料叶贺对此要点，必留兵据守，不意到达时，阒无一人。我仍将水路阻绝，以断其交通。并悉叶贺仅留全部兵力三分之一及政治人员辎重等在潮州作为后方补给根据，以防我军袭击。其主力则趋揭阳，希图先将陈伯南、薛伯陵两师击败，与海陆丰农军联为一气，然后回师再与我军作战，冀收各个击破之效。殊不料我方动作迅速，反将彼各个击破也。 我军到达留隍圩，次日拂晓，即沿韩江右岸急进，于十 二时左右，即到达潮州附近。敌军在潮城北方高地，筑壕固守。我以吕焕炎全部及黄旭初师之一部，向正面攻击。另由许副师长宗武率黄师一部，绕至潮州城西南火车站，以防其由汕头方面增援，于是展开激烈之争夺战。在这时候，适接陈伯南通报，谓已于前一日在汤坑、揭阳之间，与叶贺主力接触，战况非常激烈，希望我派兵协助。我军亦因战斗正殷，势难分兵，唯有激励将士，猛烈进攻，早日攻下潮州，然后分兵向揭阳方面增援。几经冲杀，至黄昏时候，已将潮城完全占领，守城敌军除伤亡外，皆被缴械，并俘获其大批政治人员，及全部之械弹辎重。次日，即向揭阳方面前进，以夹击其主力。叶贺等知前后受敌，军心动摇，亦已为陈伯南、薛伯陵所击败。并知潮州已失，不能退回，乃转向揭阳以南，沿海而西，向海陆丰溃窜，复为陈薛等部追及包围，全部缴械。
        其在三河坝附近朱周所部二千余人，见大势已去，乃隐窜入湘，投依范石生。盖范朱皆为滇人也。此时所剩仅千余人耳。
        叶贺自南昌出发南下，沿途胁迫民众相从，号称五万之众，而实际上不过两万余人，至是几全部消灭，这是歼灭叶贺之役经过的概要。 

    汕头的社会风气

    我到了汕头，有一种情形，使我至为惊异。当我们初到的时候，地方士绅都殷勤前来探问，要筹多少军饷？我说：“我的部队，政府都有一定的饷项，无须在地方筹饷。”他们听了我的答复，好像爽然若有所失的样子，我当时莫明其妙，何以不就地筹饷，反使地方绅士不高兴呢？
        后来才知道其中内幕。原来汕头是广东富庶出名的地方，过去初来汕头的部队，多不携饷项，而是就地筹给。于是就地筹饷，就成为一种通例。此例一开，就有一班热心为军队筹饷的士绅，应运而起。他们并不是真心乐于帮助军队，而仍为他们自己的荷包打算。譬如军队要筹饷十万，他们就向商民摊派二十万，除了交给军队十万之外，其余都是他们的好处。如果你责问他“何以要摊派二十万？”他就回复道：“筹饷是没有一定把握的，需要十万，必须加派十万，才可足数。”
        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但是以此为业的人，就故意夸张其词，借此机会，混水摸鱼，收取他们的盈利。这种陋弊，不但那时候的就地筹饷如此，就是现在各县摊筹各种经费，何尝不是如此？公家所得者五，人民所出者十，中间人的好处，实在太多。难怪他们会推波助澜，欢迎机关部队，在地方摊派经费或实物了。
        据说汕头是全国白兰地酒销数最多的地方，这话也许是就人口比例销售白兰地数量而言。因为在那里一切应酬宴会，白兰地是一种必需品，由此可见汕头的富庶与奢侈。所以从前的军队，都以得到这个防地为无上的幸运。但同时在这个地方驻防久了的部队，又没有一个不被消灭，也几乎成为一 个定例。我到了这里，见地方环境如此恶劣，如果久住下去，不但军队本身要日渐腐化，而受天然的淘汰。就是对于友军之间，也要发生磨擦。况且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一些磨擦的现象，于是我决心将部队调回。

   回师广西

 

    第四军自叶贺公开分裂之后，下层潜伏的共党分子，还是很多。他们不得志于军事，便用挑拨离间的手段，希望内部发生问题，可以获得利于活动的机会。尤其因为我是消灭叶贺的人，更仇视得厉害，种种问题，暗地里都集中到我身上。所有张黄方面的人物，表面上虽然和我仍旧融洽，而心里已经发生极大的误会。我见此情形，心里私忖，若是我的军队长居广东，必定要发生不幸的冲突。而且我军入粤，原是奉李任潮命令而来，系属帮忙性质，对广东根本没有什么野心。现在客观的情势上，既无驻兵的必要，而又生出许多是非。为公为私，都不合算。于是决心将部队调回广西，首先令黄旭初师由西江调梧州，吕焕炎师亦陆续集中北江，准备调回。我自己于八月间回桂。当时以为如此处置，以前有些误会，纵然不能当面解释，事后亦必可得人原谅，孰知退让的结果，仍不能避免战事，诚出我意料之外。

    汪精卫的阴谋

    我回广西后，大约是八九月间，汪精卫、陈公博等因为不容于宁（南京）汉（汉口），也就逃回广州。
        彼以北伐前在广州及北伐后在汉口政治会议主席的地位，广州的政治分会，自然要表示欢迎。第四军素来拥汪，支持更为积极。但是广州政治分会的权限，只限于两广区域，以汪精卫的野心，自然志不在此，而是要另开党国的全局场面，像民国十五年以前那样的开府广州，以与南京的中央政府相抗衡。但因李任潮与第四军有长远的历史关系，未便使用激烈的办法。故一面制造空气，说广州是太腐败了，太不革命了，要求革命的真正成功，必须改造广州的政治环境。一面与李任潮商量，要他自动的改革，也就是要他拥护自己在广州开府的意思。此种内幕的酝酿，我回广西后，一些也不知道。民国三十三年三月间，南岳会议后，我同李任潮张向华吴梧生（奇伟）同车回桂林，还谈起这回事。张向华说： “向任公说尽了话，继以流泪。”李任潮说：“我始终不知道你们对我所说的话，用意在什么地方？”我想李任潮不是不知道他们的用意，而是不赞成汪精卫再开府广州，以免破坏北伐的成功，破坏党国的统一。我又问吴梧生说：“假使我被你们拿到了，会怎样处置呢？”他说：“恐怕对不起”。我说：“为什么恨我到这样地步？”他说：“在我们看两广的问题，你是一个幕后人，所以要先对付你。”我说：“岂不冤哉枉也？现在你可明白了呢。”大家大笑起来。
        十月上旬，我在广西忽然接到汪精卫的电报，说有种种问题要我到广州去面商。我在那时以前，对汪不仅毫无恶感，而且相当的敬仰。所以接到电报后，也就毫不怀虑他有什么恶意，立刻复电“等轮前来。”并买了很多广西的土产，如果子狸海狗鱼沙田柚之类，奉送他们，以表情意。十七日中午到达广州。汪精卫约我下午四点钟到大沙尾葵园的公馆里见面。我很诚意的依时到达，总以为见面后，一定有很多重大问题商谈。可是到了他的公馆，见汪派许多人物都在座，只作见面的招呼，态度非常沉默，似含有极严重的心事。尤其是陈公博、何香凝的面部，表现出愤怒而张皇的样子。我觉得情势不好，又发现李任潮亦不在座，就开口问道：“李任潮不到会吗？”汪回答说：“任潮急于要赴上海，已乘飞鹰兵舰起程，我等方才送行回来。季宽先生初到，路上辛苦了，一切事情，待明日商量吧。”我只好兴辞退出。一路上暗自猜想：“李任潮一定被他们用手段赶走了，又把我召来广州，看他们那种情形，说不定会玩出什么花样对付我呢。”当时我这样的想着，事变之后，才知道在葵园时，就有人主张把我扣留，也许汪精卫碍于情面，不便在他的公馆内动手，横直我到了广州，已成笼中之鸟，釜内之鱼，还能逃得出去吗？所以安心放我出门。事后回思，当时我如果被他们立刻扣留，那末除了束手待毙，还有什么办法？兴念及此，不觉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