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一）

    芝加哥的天气反复无常。早上还是晴空万里，骄阳似火，午时忽然乌云密布，雷声隆隆。顷刻之间，瓢泼大雨铺天盖地而来，一下就是几个小时。

不出所料，航班取消了。航空公司的服务人员说，今晚的飞机全部满员，只有明天的航班有空位。没办法，我打电话给妻子，告诉她归程延期一天。琢磨着如何消磨这个无聊的夜晚，想起中午从公司出来的时候，作曲家对我说：“天儿不好，万一走不了，打个招呼，咱哥儿俩撮一顿去。”于是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作曲家在芝加哥一个电信公司工作。他的大老板也是我的大老板，所以我们俩算是同事。头年圣诞节，正是电信行业最红火的时候，大老板把他十二个公司所有的工程师连家属都请到首都华盛顿，在希尔顿酒店里连吃带住玩了两天。巨大的餐厅里各种自助餐着装饰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中国餐的金光，日本餐的绿光，泰国餐的蓝光，意大利餐的红光，加上临时舞台上的激光，还有金属音乐震耳欲聋的轰鸣，做父母的领着孩子在不锈钢餐桌之间穿来穿去，情侣们挽着手，品着红酒威士忌，缓缓漫步，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

远离人群，一个东方人孤单单靠着餐厅大的门，高高瘦瘦，一头稀疏的长发。他手端酒杯，独自饮着，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漠然无视。

“那人是谁？”我指着他，问一个华人同事。

“噢，他呀。作曲家。芝加哥的。怪人。好像有点gay。”

“作曲家？”我走过去，自我介绍。

“左齐家，”他伸出手来。我心中暗笑：原来是这么个作曲家。

于是老左也就认识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他端着酒杯说：“老弟，家庭和睦美满，羡慕啊。”

“你呢？没见你的家属。”

“家属？没有。天命之年，孑然一身。”说罢仰头喝了一大口。

不久，芝加哥地区需要安装我们公司的新交换机。新产品，本身有些小漏洞，加上和其他公司的网络连接，问题不少。我连续跑了四五趟，跟作曲家合作得很默契，互相算是真正认识了。

我的电话打过去，作曲家显得很高兴，建议到老四川吃晚饭。于是我租了一辆Grand Am，离开机场，开往永活大街。进了老四川，作曲家已经等在那里。桌上摆着蒜泥白肉，夫妻肺片，还有一盘水煮花生。见我来了，老左要了两瓶青岛，俩人边聊边饮。很快，水煮鱼、麻婆豆腐、回锅肉上来了。我一边吃一边赞，大口喝凉水。

“难得跟朋友同饮，今儿得多喝几杯。”老左举起酒杯说。

“悠着点儿吧，还得开车呢。”

“这样吧，吃完饭，咱们打车，找地方喝酒去。不是吹牛，芝加哥的酒吧，我差不多全去过。”

“老左啊，成家吧。该找个人管管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成家？嗬嗬，下辈子吧。”

“那你国内还有什么人吗？”

他停下来，似乎不知如何回答。点点头，又摇摇头，“没了。独子，父母早就过世了。不过……”

“不过什么？”

“有一个人，一直放不下。不过，咳，过去的事，不提了。”他抓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话很蹊跷，可是我没有问下去。

走出餐馆，雨竟然已经停了。空气清新湿润，黑丝绒般的夜空闪着稀疏而明亮的星星。我们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叫了一辆计程车，朝城里开去。一上滨湖路，我就忍不住赞叹起来：夜景太漂亮了。密执安湖和夜空连在一起，不知有多广多阔。左侧摩天大厦擦踵摩肩，灯光璀璨。白金汉喷泉喷出高高的水柱，彩灯把水柱涂上霓虹般的七彩，变幻不定。老左兴致勃勃地给我作介绍。看得出，他非常喜欢这个城市。

计程车从密执安大道转向瓦克尔街，沿着芝加哥河岸边行驶不久，停在Hyatt大酒店门前。还没下车，就看到那个五光十色的酒吧。一长排落地窗，窗内架子上摆满了成百上千的酒瓶，细高的，矮胖的，方的，圆的，各式各样，深红、琥珀、碧绿、宝蓝，各色液体在变幻的霓虹光下闪闪发光。

作曲家拉我走进去，熟门熟路，找了个靠窗的桌子坐下来。“怎么样？低头芝加哥河，抬头密执安湖，四周广厦如林。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哪儿找这样的地方去？”

穿着暴露的女服务生走过来，问我们喝什么。“小心啊，这儿的杯子可大。”他指了一下酒柜前。那里，一群西服革履的男士围着几个半人高的啤酒杯高声说笑。“瞧见那个杯没有？一百零八盎司。我试过一回，喝不完，差点儿没趴下。”

“那是玩命。”我要了一杯加汽水的杜松子酒。老左跟女孩子商量半天，谈话中夹着很多听不懂的术语，最后点了“僵尸”（zombie）。他解释说，这种鸡尾酒，三种兰姆加杏汁白兰地，跟橙汁柠檬汁混在一起，劲道浓烈，喝时要放冰块，“on the rocks”。名字也有讲究。听说是纪念一对被谋害的恋人。“人死了，魂不散，闹鬼。”我暗笑，老左今儿晚上很健谈。

靠窗的客人多是情侣，一对对耳鬓厮磨，悄声细气地说话儿。只有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儿，面对面喝酒。

女孩儿端上僵尸来，杯中橙黄，稍带粉红，像成熟的杏子。老左碰了一下我的杯子：“来来，cheers。”他呷了一口，满意地点点头。“怎么样？芝加哥不错吧？总让我想起老家来，也是靠水，一条河从城中间流过。不过靠海，不靠湖。小时候，那城市可漂亮了，现在，哼，不像样儿了。”

“常回去吗？”

“父母在那会儿，常回。说起来五六年没回去了。没亲没故，感觉跟出差似的。没劲。”

“你不是说，还有一个人吗？”

作曲家低头转动着酒杯，半天没说话。忽然端起酒来一饮而尽，朝奔走忙碌的女服务生喊了声“Excuse me，”摇摇手中的杯子，然后转过来对我说：“老弟，我出来这么多年了，一直孤孤单单，没亲没友。不知怎么，打第一回见到你就觉得投缘。今儿晚上反正没事，你要是不介意，听我讲个故事吧。”

我说我非常想听。服务生端来第二杯僵尸，作曲家俩眼直勾勾盯着杯中的冰块，开始讲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