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踪碎语
读书，行路，越想越糊涂......
十二月初的柏林，天黑得早，加上阴天，午饭后不久，黄昏仿佛就来临了。古伦法尔德街上冷风呼啸，落叶滚滚，行人稀疏，两个黑黝黝的人影慢慢地走近前来。男人身材极瘦，在寒风中摇摇晃晃，不时停下脚步，沉重而嘶哑地咳嗽。他的脸很削瘦，棱角分明，一双大大睁开的眼睛清澈而明亮。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苍白的脸色中透出青色，两个颧骨上隐隐泛着潮红。深色大衣的领口和黑礼帽的帽檐都磨得发白，但是浑身上下整洁不苟。女人身材小巧，短发，圆圆的脸看上去很年轻。她紧捉住男人的手臂，似乎怕他被冷风吹倒。
街道两旁的窗子黑洞洞的。圣诞、新年即将来临，柏林却没有节日的迹象。魏玛共和国在极左与极右势力的冲击下危机重重，早已无力偿还外债，法国和比利时趁机出兵占领了工业最发达的鲁尔地区，罢工示威蔓延全国，政客和军人四处活动，到处是暴力和谋杀。物价狂涨，每两天翻一番，一条面包要几万亿马克，成千上万的人在饥饿边缘上煎熬。
“节日越来越近了，”男人自言自语似的说。“这个时候，布拉格的老城广场一定很美。”
女人没有说话，只是停下来，掂起脚跟，为他围紧围巾。
出了古伦法尔德街，眼前出现一座小小公园，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站在入口处嘤嘤哭泣，满脸泪痕。“那不是爱玛吗？”自从搬到古伦法尔街十三号，他们每天到这座公园来散步，已经和小爱玛交上了朋友。
“喂，爱玛，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女人柔声问。爱玛一头扑进女人的怀抱，泣不成声。
男人弯下瘦高的身躯，努力压住咳嗽，对小姑娘说：“爱玛，哦，我们那个高高兴兴、可爱的爱玛到那里去了？为什么这么伤心呀？”
“咪咪、不见了，我的布娃娃，不见了！我最喜欢的咪咪！呜呜！”爱玛在抽噎的空隙断断续续地哭诉，眼泪流得更快了。
“噢，可怜的孩子”，女人同情地说。她知道，爱玛的父母再也买不起布娃娃了。“天很冷，还是回家吧。”
“不，我要咪咪，我的咪咪！”
男人想了想，蹲下来，眼睛直视着爱玛说：“我知道咪咪在哪儿。她没有丢。”
“真的吗？”小姑娘停止了哭泣。“她在哪里？”
“她去旅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男人说，抬头望着阴暗的天空。他多么盼望自己也能到遥远的地方去。一生犹豫不决，直到病入膏肓才痛下决心，搬到柏林来。如果不是身边的朵拉，他现在还在布拉格的犹太人集聚区里挣扎呢。
“噢，佛兰茨。请不要……”朵拉悠悠地说。
“是真的。”佛兰茨的两眼盯着爱玛，认真地说。“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还给我写了信，是她在信里告诉我的。”
“我的咪咪写信给你？”小姑娘将信将疑。
“不相信？好，我明天把信拿来你看。”
第二天，天气很清朗。佛兰茨和朵拉老远就看到公园门口翘首盼望的爱玛。佛兰茨从大衣口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信封。
“你来看，咪咪的信。”
小姑娘两眼紧盯着信封，眼神里既有盼望，又有遗憾：“可是我不认字。”
“所以她才写信给我呀。”佛兰次偷偷朝朵拉挤了一下右眼，“要我读给你听吗？”
“要！”爱玛的脸上充满了渴望。
佛兰茨从信封里取出两页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他打开来，清了下嗓子，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朵拉轻轻地拍打着他的后背，泪水在眼圈里打转。近来，佛兰茨连读书的精力都没有了，可是这封信，他昨夜写到很晚。他写了改，改了写，就像以前写小说那般谨慎认真。
咳嗽和喘息平定下来，佛兰茨用嘶哑低沉的声音读了这封信。咪咪在爱玛家里住了很久，虽然爱玛待她很好，可是她仍然觉得很疲倦，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很想念爱玛，请爱玛不要担心，也不要伤心，她会每天写信来，告诉她自己的行踪。
小姑娘开心地笑了。
从那天起，爱玛每天早早就出现在公园门口，满眼急切的盼望，等着佛兰茨和朵拉慢慢走来。佛兰茨照例微笑着弯下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把咪咪的信打开。小姑娘津津有味地听着咪咪的新鲜经历，时而惊叫，时而大笑，时而叹息。她没有注意到，咪咪的信总是装在同一个信封里。烧纸币变得比烧木柴还要便宜，佛兰茨和朵拉早已买不起信封和邮票了。
大约过了三个星期，终于有一天，咪咪结识了一个英俊的男人，和他结婚了。
“我的咪咪结婚了！”小姑娘的嘴巴和眼睛都张得老大，又是羡慕，又是惋惜。
“你看，她多幸福啊，有了爱人。我们都为她高兴呀。你还要她回来吗？”
小姑娘认真地摇头：“不要。请你对咪咪说，好好爱她的男朋友，我为她高兴。”
佛兰茨转头看看女友，笑了。朵拉摇摇头，伸开双臂搂住佛兰茨，把脸紧贴在他的胸口：“佛兰茨，我爱你。”
六个月后，佛兰茨死了，年不足四十一岁。他的小说和散文得到后人极高的评价，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的重要里程碑。而咪咪给爱玛的信则永远地佚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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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s story of Kafka and the doll, which she repeated many years later to friends and Kafka biographers, was, in the words of its English translator, “a simple, perfect and true Kafka story. In it Kafka the man and Kafka the writer seem to merge joyously, in harmony.” The story, first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52, was not translated in English until 1984. In recent years prominent Kafka scholars from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