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近世诗史》

"登高楼而眺于远海，忽而黑云翻墨，忽而白雨跳珠，忽而狂风卷地，忽而怒涛蹴天。万斛之船，飘扬如叶，浮沉于波间，其危在旦夕。乃倚楼者，呼杯酒，顾而乐也。从壁上观普法之战，忽而龙蛇摆阵，忽而雷电轰鸣，忽而奋击酣战，忽而浮尸蔽野。其间神出鬼没，不可方物；胜败之机，决于转瞬。乃观者，掀冉拍掌，以为雄快也。……"

我在日本松山市一家旧书店里无意中翻到这本破旧的线装书。书的封面上有四个退色的毛笔字：《近世诗史》。书页已严重磨损，纸面灰黄，蛀迹斑斑，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打开来第一页，就看到上面的文字。那是全书的序言，作者署名中村正直。中村正直，不就是被梁启超称为日本“维新之大儒”的那一位吗？这古文写得好啊！于是把书就买了下来。

回到美国后古狗了一下，发现中文网页里没有谈及这本书的，日文网站也只有两处提到书名，没有内容的细节。既然如此，不妨介绍一下，也许有些朋友会感兴趣。

《近世诗史》上下卷，太田真琴辑，南摩纲纪阅，东京书贾玉山堂、清风阁梓，明治九年（1877）四月一日出版，距今将近一百三十年了。书上有一处“丸毛藏书”的篆书印章和几处隶书“丸毛”的小印，大概是原书的主人吧。书中记载的，是当时日本政界军界风云人物的诗作。洋洋洒洒，一共一百四十多首诗作，四十八个作者，加上南摩纲纪的评语，全是汉字，一个假名也没有。书页的空白处，又有人用酋劲的蝇头小楷增补了几十首诗和三四位作者，不知是不是丸毛的手迹。这些诗大多写得意气昂扬，气势雄伟。

先简单介绍一点背景。自从1852年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美国舰队“黑船叩关”，强迫德川幕府签订神奈川条约，向美国开放港口，给以最惠国待遇，接连不断的不平等条约就使幕府成为全日本社会的众矢之的。1866年12月25日，孝明天皇不明不白地暴亡，年仅14岁的皇太子睦仁继位，成为第122代天皇。小天皇在倒幕人士的支持下于次年（戊辰）一月三日，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开始了戊辰战争。四个月之后，幕府与新政府达成协议，为了日本的前途，放弃抵抗。当年年底改年号为明治，取《易经》“圣人面南而听天下，响明而治”的意思。1869年六月，戊辰战争结束，王室迁都江户，把城市改名为东京，维新正式开始。

这场战争时间不长，但是对国民生计的伤害相当严重。南摩纲纪在本书中有一首长诗《乱后客中作》，对此作了很沉痛的描述，颇有杜诗的味道：

甲死越州乙野洲，乱离阻隔独搔头。故山在眼鱼鸿绝，远道怀人雨雪稠。北海风涛依旧怒，东京文物入新愁。登临偏怯魂销尽，落日寒云古驿楼。儿女避兵男枕戈，流离生死果如何。怀人情向愁边切，感世心从病里多。乱后江山空涕泪，客中日月易蹉跎。悄然独剔僧房烛，欲和少陵同谷歌。健儿半死计相违，九族分离何所依。古寺寒灯形吊影，荒村积雪冻兼饥。原头白骨无人敛，云外青山有梦归。谁向九天明曲直，回思家国泪沾衣。鹊巢千里远相依，思入家乡一涕唏。萧寺今吾弹有剑，荒村怜汝赋无衣。寒云东去连山岳，飞雪西来接海沂。乱后乾坤浑惨淡，病中况复故人违。

“请君试阅古今史，福庆多由祸害来。”（中村正直：《咏法国新报》）幕府终于结束，天皇重新掌权，维新伊始，百废待兴，《近世史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书的。

登基的时候，明治天皇率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五条誓文》，其中一条是“求知识于世界”，把学习外国作为纲领性国策。1871年，日本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包括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国策制订者和当时几乎所有政府部门要员的庞大使团，游历美、英、法、荷、比、德、丹、瑞、俄、意、奥等十余国，历时将近两年。考察得出的结论促使明治政府下定决心，要在社会制度、法律结构、生活方式诸方面全面学习西方。伊藤博文在旅途诗作里这样写道：

艨艟遥到欧罗巴，指点看过佛利加。洗洗碧天云产月，茫茫沧海浪生花。一年身作他乡客，万里梦归故国家。昨夜南瞑此已尽，回头帆上北辰斜。（伊藤博文：《舰中作》）

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他们大开眼界。《近世史诗》中有不少记游诗，记载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惊奇和赞叹：

轮头风起响轰轰，一瞬奔过百里程。直到江流断途处，火船又载火车行。（北条竹潭：《米行诗记》）（笔者注：米行即美国之行）

撰众举贤政日新，乃知教育遍穷民。哑能手语盲能读，州内全无废痼人。（北条竹潭：《米行诗记》）

协和建国众何违，曾攘猾奴恣虐威。三十三州余泽遍，高坟表德永巍巍。（北条竹潭：《米行诗记》——华盛顿庙）

眼界的开拓使他们看到日本未来的希望，雄心大发，要大干一场了。木户孝允有一首气势浩大的短诗，最能代表当时那些人的心态:

地球一块物，何必论西东。行矣为伟事，可赞造化功。鲲鱼振大须，飞入北海中。

于是，大批学子飘洋过海，忍受着背井离乡的痛苦，期望学成报效祖国：

万里鲸涛几苦难，当时岂料得生还。梦耶非梦看初觉，翠黛依然故国山。（玉虫佐太夫：《归自米利坚》）

孤客天涯殆若秋，鸿音迹绝更添愁。雁声惊觉归乡梦，镰月如霜挂屋头。（小松济治：《欧洲客中作》）

他们在系统学习西方各国经验的同时，又根据国情仔细分析自己的问题，兢兢业业，小心谨慎，把改革进行得井井有条。先是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然后废除古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建立户籍并颁布《户籍法》。司法效法西方，但不偏重于任何一个国家，刑法学法国，民事法效德法，商法学美国。全面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和习惯，引进西方工业技术，开展义务教育，颁布《考育敕语》，并派遣留学生赴英美法德留学。与此同时，全国大建铁路公路，改变军队编制，照德国陆军训练，取英国海军编制。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合法性。次年，帝国国会开始运作。

这么一折腾，全国振奋。短短二三十年里，日本日新月异。

明治维新进展神速，但决非盲目行动。日本从维新一开始就目的明确：他们全力以赴，不是仅仅为了求生存，而是为了在“割喉”式的世界竞争中脱颖而出，在世界强国之林占一席地。

岩仓使团访问德国时，普鲁士刚在普法战争中打败了继承拿破仑传统的法国军队。宰相俾斯麦告诫岩仓等人说，方今世界各国实际上是强弱相凌。军事奇才毛奇则说，万国公法完全系于国力的强弱，“唯守公法者，乃是效果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心领神会。木户孝允当时就说：“可效法者，当以德国为最！”这次考察对日本历史的影响意义深远。从此以后，日本就沿着俾斯麦所说的 “强弱相凌、大小相欺”的方针来制订自己的对外政策。日本以牺牲邻国为自身发展代价的“宇内经营”策略，可以说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政府颁布了《征兵令》，凡二十岁以上的男子一律服兵役三年；预备役则由一开始的两年增至九年。明治四年，作战部队就已达四十万；到了中后期，军事预算更是急剧膨胀到政府经费的百分之三四十，对外扩张已成离弦之势。

明治维新中的重要官员，如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大多出身于下级武士阶层。他们在幕府末期亲身经历了与英法等国的几次冲突，所以对西方列强军事威胁的认识要比中国来得强烈，对加强海防军备建设的紧迫感也比中国强烈。这些人通过留学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具有中国传统的忠君报国的使命感，为了大使命不惜个人性命。《近世诗史》里的一些作品也反映了这一点：

活识独应知变迁，平凡何足悟虚玄。沽名万世非吾志，注眼千秋宜察先。夷险往来如坥道，死生抛着任皇天。我徒须尽勤王事，勿为一生图瓦全。（伊藤博文：《失题》）

壮志未酬余短身，斯行何又避酸辛（原本作辛酸，疑误）。政治他年冠千古，皇道如今属维新。天下安危归冷眼，邦家柱石岂无人。一封泣草济时表，不负此君与此民。（陆奥宗光：《己巳五月奉敕赴东京》）

陛舞千里向关东，独拜天颜赐恩洪。一夜难酬臣职重，鞠躬愿致太平功。（大久保利通：《戊辰作》）

几历辛酸治世艰，丈夫玉碎耻瓦全。我家遗法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西乡隆盛：《偶成》）

他们也把眼光放到中国。可是，在那里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教训。比如：

英雄行事总非常，治国安民必有方。可怜秦皇燕翼计，长城不及法三章。（福原和胜：《过山海关登角山即长城起头处》）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接连不断的外扰内患，使清朝政府和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改革自强。咸丰、同治开始，朝廷推动洋务运动，希望“师夷长技以自强”，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场、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才。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也是在那时建立的。然而，只治标不治本，国体没有丝毫实质性的改变，腐败也是一如既往。1895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在日本海军的打击下全军覆没，举国哗然。1898（戊戌）年，明治登基三十年后，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的劝勉下决定照着日本的葫芦画个瓢。他向慈禧要求皇帝的权利，然后颁布《定国是诏》，开始了百日维新。

可是，光绪自己没有足夠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维新派人物，特別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理解幼稚无知，对西方社会制度的了解浅薄粗疏。维新之前，康有为从未踏出国门；而梁启超则坦言： “吾既未克读西藉，事事仰给于舌人，则于西史所窥知其浅也。乃若其所疑者，则据虚理比例以测之。”（《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换句话说，他的很多主张不过是想当然而已。张之洞在变法那年所著《劝学篇》中说得更加明确： “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以多遣。一去华近，考察易。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酌删节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仿行较易。事半功倍，无过此者。” 日本人按照本国的需要进行筛选，他们的选择怎么能全部照搬到中国呢？说刻薄一点，这简直就是把人家拉出来的玩意儿当成山珍海味吃进去。囫囵吞枣，盲目求快，企图花最小力气得到最大收效的投机态度，在当时的世界大环境下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也注定了维新的先天不足。不去系统了解别国（尤其是日本）维新的经验，不想花大力气去消化“西学”，反而企图一蹴而就，结果当然是欲速不达。据说，在戊戌变法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为所上的条陈超过他历年的总和；士民奏折多达六百五十多件，而光绪颁布的除旧布新圣谕则有二百八十件之多。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急于求成，四面树敌，八方出击的方式，闹得全国人心惶惶，各个利益集团很快转为自守，使维新失去了广泛的支持。

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以内。不过，中国知识阶层投机取巧的心态实际上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别的不说，单看看现代汉语，有多少社会政经新概念是从日文引进的？当年日本人用汉诗抒情，如今如果不用从日文引进的外来语，很多《人民日报》的社论连写都写不出来。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一成一败，对中日两国，亚洲和世界的影响之大之深，真令人扼腕。

聊完了历史，再看看《近世史诗》中诗的特色。该书第二篇序言里，作者海南老渔说：

三百篇以降，诗之壮言志者，独刘季（即刘邦——笔者注）项羽为追焉。季之诗恢阔自得，见帝者之气象；羽之歌悲壮不自讳，败亦足以激其豪。我邦古昔久米土云之咏，至酒乐唱和之类，篇篇见于记，盖启发于自然之情，所谓天籁者。故史□（注：草书字难以辨认；下同）编入以传其真。后人之诗，故意接之；官弁咏山林之乐，男儿逑宫嫂之怨者，工虽可称，亦何异于演戏乎！唯吾发夜明昭之际，或勤王，或佐帝，议论相反，东西交锋，而慷慨之余发为诗。或战胜而志喜，或事败而□□者，盖亦沛宫垓下之类，非有意作诗，不能自止也。……

汉诗历史悠久。刘项式的“言志”诗，到唐代还有余韵，后来就差不多消失了。偶尔有人被压抑到”不能自止”的时候闹一下，也最后归于沉寂。在主流上广泛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含蓄，婉转，闲逸，超脱。《近世史诗》里的诗，在风格上与后来的汉诗不同。读这些诗所感觉的张力，不在于含蓄深沉而在于那种振发向上，野心勃勃，跃跃欲试，和那种追求悲剧结局不要命的劲头儿。试看这几个例子：

碧血痕存旧战袍，壮图一蹶气犹豪。松荫凉动羽州路，白雪际天鸟海高。（[木夏]本武扬：《羽州路上望鸟海山》）

壮游恰似大鹏翔，万里忽来天一方。驻马回观东海水，日轮出处是家乡。（福原和胜：《榆关路次》）（笔者注：榆关即山海关）

秋堂风冷雨潜潜，一点禅灯客枕闲。豪气未消半宵梦，指挥残族战函山。（人见胜太郎：《巳已暮秋北丰囚中作》）

这些人有拥护维新的，也有反对维新的，能力都相当可观。他们最初所受的教育肯定是中国式的，因此谈起中国的历史掌故来，如数家珍；做起汉诗来，也可以跟中国文人比美。可是当他们接触西学之后，玩起西方的法学经济军事来也头头是道。而恰恰在日本人才辈出的时候，中国却是万马齐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读日本《史诗》，想当年中国的惨败，不胜感慨。中国什么时候也能大声宣布“福庆多由祸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