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渭到顾城

在最近从国内背回来的书里头，有一本《袁中郎随笔》。晚间翻来翻去，就翻到了《徐文长传》。

早就晓得徐渭的名气和书画，却不大知道他的经历。袁宏道寥寥数笔，一位奇人跃然纸上，令人叹息。之后，找来《明史：文苑传》对着读，才发现袁二为名者讳，故意把一些事情的时间顺序给颠倒了。比如袁文说，徐渭在给中丞胡宗宪当师爷时，虽然“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得不到认同，于是恣情山水，到处游荡，写出许多“有王者气”的好诗，“笔意奔放”的书法，画出“超逸有致”的花鸟。后来因怀疑后继之妻张氏不贞，杀妻入狱，“张太史元忭力解，乃得出”。又说他“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徐渭“佯狂”的方式极为可怖：“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明史》则说，在当师爷期间，徐渭屡出奇计，立奇功，但他“藉宗宪势，颇横”。也就是说，这人有兵才，但无人品。接下来，“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明史》把徐渭的发狂直接归咎于胡宗宪的失势，大概跟他在胡得势期间的“横”有关。发狂之后，才有杀妻的事情。同乡张元忭救他出狱之后，才有周游齐鲁燕赵，“穷览朔漠”的机会。

徐渭的一生也真是苦。他出生的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是明武宗与世宗（嘉靖）交替之年。有传言说，他出生之日，恰是武宗驾崩之时。他还在襁褓之内（一说是百日那天），父亲就弃世了。他的生母是侍女，由于地位卑微，没有抚养亲身儿子的权利。徐渭在继母的抚养和教管下长大，而生母则在他十岁那年被扫地出门。继母在他十四岁时病逝，他那两个同父异母年长二十多岁的哥哥，对于幼弟毫无爱怜之心。由于贫苦，他两次入赘妻家为婿，寄人篱下。他与第一任妻子潘氏感情甚好，可是结婚才五年潘氏就因病去世。而入赘又使他失去了继承徐家产业的权利。 他少年才俊，志向干云，却九试不中，不得不在三十七岁时学着许多绍兴前辈文人的样子，受聘为胡宗宪府幕僚，当了师爷，其时早已满头白发。

胡宗宪爱才，对徐渭奉为上宾。胡当时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胡不但对他的无礼举动不加计较，反而言听计从。据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之。侦者得状，报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嚣，不可致也。’公（指胡宗宪）闻，反称甚善”。可以说，徐渭在胡手下度过了一生当中最舒心痛快的日子。 后来胡宗宪因严蒿奸党失势受牵连，二度入狱，最后在嘉靖四十四年死于狱中。徐渭精神崩溃，除了因树敌太多而“惧祸”，大概还有极度的失望：他的所有前途抱负再次成为泡影。他那些惨烈的自残行为，绝不像是佯狂——他是真的疯了真的想死。从九次入试不中，到九次自杀未成，难怪有人叹道：“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次年，据说他看见男人幻影在继室张氏床头出没，抓起砚台就把妻子砸死了。徐渭因此入狱，等到被张元忭保救出来，已是七年之后，五十三岁了。

此后，徐渭生活愈加困顿，家中所藏几千卷书籍被变卖一空，靠卖字画度日，最后贫病交加，死在破烂的稿荐上。 徐渭真正开始作画，是在出狱之后。他是为自己而画的，这在他的题词里表现得很清楚：“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笑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正因为无可继承无所束缚，徐渭一拿起画笔，就开创了水墨大写意的先河。文人画含蓄淡泊的笔墨，在他手里变得大刀阔斧、纵横睥睨，桀骜不驯。墨汁泼到生宣纸上去，自然流淌，就像自己那无法控制的生命。他的泼墨山水人物花卉虫鱼瓜果，墨汁淋漓、烟岚满纸。后来的大师如郑板桥，齐白石，一个甘愿作他“门下走狗”，一个恨不得为他“磨墨理纸”。他是中国绘画表现主义的鳌头，是中国绘画复兴的先河，是中国的梵高。

徐渭与晚他三百三十年的梵高确实有许多相近之处。他们都性格乖僻，难与共事，一生坎坷。事业上屡经失败之后，都选择用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从外行迅速变成后人顶礼膜拜的大师。他们都嗜酒并有严重的自残倾向。为了见到他迷恋的表妹，凡高曾经把手放到燃烧的煤油灯上，对女孩的父亲说：我手能放多久，就请让我看她多久。至于他把耳朵割下来送给一位妓女的故事，更是人尽皆知。

不过，梵高的才能仅限于绘画，而徐渭则在知兵以外诗书字画皆佳，自称 “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他的巨幅草书，常达三四米高，字字大逾掌，摄人心魄。记得曾读过他的《应制咏剑轴》，笔若龙蛇，淋漓酣畅，满纸剑气，连绵不绝，看得我气都忘了喘了。

比起徐渭来，梵高算是幸运的。西方文化对个体的尊重和对心理健康的关注，使梵高不断成为被研究的对象。他那些表现主义的油画和写给弟弟的众多信件都被心理学家当作极有价值的研究材料。徐渭就不然了。即使是今天，除了欣赏他的字画并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赞叹他的疯与狂之外，很少有人对理解徐渭做出真正的努力，比如他那古怪狂妄的性格与幼年缺乏亲情调教的关系，偏重智力发展与缺乏人际交流能力的关系。

由此想到顾城。这位晚徐渭四百三十年的诗坛天才，跟前辈诗人同背杀妻的罪名。从道德上谴责他的，从艺术家角度为他开脱的，已经说得很多了，这里不必再重复。我倒是觉得，徐顾两人的遭遇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同异。 两个人都是从小就显露杰出的才能。不过徐渭没有享受过父爱也没有童年。他十岁就仿照汉人扬雄的《解嘲》而作《释毁》，打小儿就老气横秋，一直专心于功名而不就。顾城则成长在父母的娇纵之中。由于工作关系，他父母经常出差，大概娇纵是他们消除内心歉疚的方式。这个诗人气质极强，敏感而神经质的儿子，渴望但很少享受到母爱，以致在对待妻子谢烨的态度上流露出明显的恋母情结。他在艺术上早熟，六岁就开始作诗；在心理上却一辈子也没有长出童年阶段。他在《英儿》一书中承认说：“我的秉性太极端了，我的最深度从没过八岁“。

徐渭不懂得怎样与人交接。他发明了一种“白眼”，让人看不到一点儿黑眼珠，使那些不受待见的人一看即明。对那些硬要登门拜访的，他就“遽手拒扉”说，某（我）不在家。他以狂放怪诞的行为方式向整个社会显示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他的诗，奇想连绵，诡异峥嵘，“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袁宏道语）。 顾城也不懂得如何跟人打交道。他父亲顾工回忆说，顾城从小就见人生畏。“不管从哪里来了位远方的来客，他都立即躲藏、回避。”他一生都没法克服这个弱点。“我想学会对人们说话，但是我不会说，我就爬到楼顶上看人，看他们很细小，在楼下走来走去，像昆虫一样，手也动，脚也动，很美丽；可是当我下来，听见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害怕，好像有一个假的东西，在所有人中间，就好像中国古代《聊斋志异》里说的，有一个画皮，一个鬼蒙着一张人的脸，到晚上就露出了他真正的样子；我觉得就有这样一个鬼在所有人的眼睛里，在所有人的话里，我很害怕”（顾城一九八七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

于是，他把自己藏在“童年”的臼巢里面，大写童话诗，把“童话诗人”的桂冠当作盾牌高高举起，仿佛这样就可以不必改变自己了。他的诗也确是纯真明净，不过有时天真得过于矫情。 十二岁时，文化革命的狂风暴雨迫使他随父亲下放到山东邑县火道村喂猪。可这段生活并没有改变他从小养成的避世任性异想偏执的性格。顾工在回忆中说： “我每天和小小的儿子一起拌猪饲料，烧猪食。那土灶的柴火烧红着不透明的早晨，和我们父子灰暗的脸。……儿子抬起有星云流动的大眼睛说： ‘爸爸，我和你对诗好吗？我读过你的诗，你有首诗题目是《黄埔江畔》，我想对首《渤海滩头》；你还有首叫《芦苇中的雁》，我想对首《沼泽里的鱼》’。我深深感动，暗暗惊喜：‘世界上已经没人再会想起我的诗；而儿子却记得，记得。’于是，父子俩真的对起诗来，一首又一首，把每首即兴诗，都用烧焦的枯枝写在灰烬上。儿子低声说：‘火焰是我们唯一的读者。’” 在顾城的回忆里，最后这句话却是父亲说的。无论如何，这是一副颇为感人的图画。

然而，在动人的父子亲情背后，有某种东西让我不安。跟当年成千上万失去父爱的同龄少年相比，顾城相对来说是幸运的。他让父母庇护了五年，几乎与社会隔绝。顾工说那村的人“好像是泥捏出来的，……穿着比泥土颜色更深的衣服。很少人来接近我们；我们也不主动接近任何人。”我由衷地为顾工遗憾：不管自愿还是被迫，跟儿子同吃同睡四五年，一个多么难得的言传身教帮助他成长的机会。也许顾工自己也是个落落寡合的人；也许他被政治运动吓坏了，怕再让人抓住什么把柄。反正，顾工的回忆给我的印象就是老呆子和小呆子竞相嗫嚅呓语。

几年后，当顾城在生理上长成人的时候，心理却依然停留在“八岁”。 顾城又与一般孩子不同，他是公认的天才，并以“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受到全世界的娇纵。可是恰如他自己所说，“有时，诗比作者要聪明些。” 他应邀到这里讲学那里讲学，其实自己只上过五年学。他的演讲，充满了散文诗般的故事，但是常常思路混乱。他的诗，我觉得，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还没有被捧为天才之前，写得最好，特别是那几首著名的短诗。移居激流岛以后，就没有什么好诗了。

他想学陶渊明，跑到南太平洋小岛上做隐士，却没有五斗米先生的文化修养和道德素质。他根本不懂怎么生活。他甚至不能容忍自己的亲身儿子。当谢烨抱怨“整天就像养着一个大孩子”的时候，他那隐居的“高山仰止”就变成了 “过家家”。 不幸的是，喜剧式的行为艺术最终以悲剧收场。

我常常想，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徐渭在七年牢狱之后从死的欲念中顽强地活了下来。他常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有几个钱就丢给酒店老板，邀一些贫贱之人同饮。他在大醉后或者狂呼乱啸，或者疯狂地吟诗作画。他骑毛驴出游，在雪中泥里自得其乐；他头顶芭蕉叶在大雨中吟诗，鬓插梅花在严寒里赏雪……。他的字和画是不是疏解心中狂念的自我治疗？无论如何，当他于七十二岁倒在“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的稿纸堆里，徐渭是昂着头从人生舞台退场的。

顾城也很早就对死有一种迷恋。“死亡是一个小小的手术／只切除了生命／甚至不留下伤口／手术后的人都异常平静”——这是他二十六岁时的诗句，轻描淡写得让人后背发凉。等到移居激流岛，死的意念越来越强烈。他在梦里不断回到北京；幼时游玩的地方都还在，他却把自己丢失了。他梦见杀人。至于自己是是被杀的，还是杀人的，他分不清。这样的梦持续地做下去，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纠缠不休。他把它们记下来，据说就成了诗集《城》。

“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了　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城：新街口》）”。这是多么诡异的意境；这哪算什么诗，简直是疯狂的呓语。他自己无力挣脱这种臆想，周围寥寥的几个人又不懂得如何帮助他。等到悲剧发生，一切都太晚了。自己不要活了还不算，硬要捎上妻子，因为“这个人有罪，因此我判处她和我一起死！”

顾城的斫妻自缢有某种必然性，并且对华人的孩子们具有典型意义。中国的父母喜欢走极端，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普遍采取非“捧杀”即“骂杀”的方式。这在独生子女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父母所关心的，多是能让他们脸上增光的事，只是可怜了这些孩子们。在国内的，要考一流小学考一流中学，这样才有可能考上一流大学，考得焦头烂额；在国外的，要学钢琴学网球学美术学校里要事事争第一，这样才能有希望考进常春藤大学，也争得筋疲力尽。做父母的把自己的喜好和未完成的梦想强加到孩子身上，很少考虑如何帮助孩子理解自我建立自信学会如何心平气和地过正常人的生活，不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当这些孩子成长起来时，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像顾城那样，身体成熟，心理幼稚，自私傲慢懦弱而且冷酷无情。近几年，青少年虐待甚至谋杀父母、祖父母的事情，难道还少吗？

从徐渭到顾城，中国文人的悲剧一代一代变着花样儿不断地翻演。我欣赏他们的诗文字画，却宁愿中国少出几个这样扭曲的天才，多出几个身心健全的普通人。

原载于 2005 华夏快递 kd05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