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姨

一 　　我妹妹满周岁那年，我爸我妈支付不起家里保姆的费用，想把妹妹送到附近人家照看，就有人介绍了赵姨。 　　赵姨跟我们家住一个胡同，我们住西口，她住东口。我妈想先去见见她，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去面试。 　　我妈抱着妹妹，我跟在后边，一块儿到了赵姨家的四合院儿，还没进门就觉得不一般。三进三出的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一进院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花儿，隔着月亮门儿，看到第二进院里地上摆了一溜儿石锁，大小不一。第三进还没看见，就听见一个粗声大气的嗓门喊我妈：哎呀大姐，您干吗还自个儿跑一趟？您跟我说一声儿，我过去不就成了吗？ 　　赵姨站在她家门口，很黑，又很瘦。她两条腿很细，说话的时候扭来扭去的。多年以后读到鲁迅笔下的豆腐西施，说她的腿脚像圆规，我马上就想到赵姨。她满脸堆着夸张的笑，说话很快，捎带着一点儿外地口音。我妈的声音特别柔和好听，可赵姨却是那种破锣嗓子，让我不喜欢。她先说妹妹长得漂亮，然后又说早就听我们院儿的邻居说王书记待人好。 　　王书记是我爸。我们那个院儿也是三进三出，不过比赵姨她们院儿乱多了。左右邻居全是我爸他们单位的。人都说有钱不住东南房，我爸是他们单位的一把手，我们家却在二进院儿里住了一套东房，里院的正房让总工程师住了。不知道是我爸觉悟高，还是我们家搬来晚了。 　　赵姨拉我妈进屋，我自个儿在院里玩。我从第一进院溜到第二进，去搬那大大小小的石锁。石锁很重，就溜到第三进院门口，院里有个大葡萄架，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在方砖地面上留下斑斑驳驳的亮点儿。葡萄架下面，正房外边藤椅上躺着一个老头儿，透着奇特。长长的黑胡子连着头发，直挂到胸口，身穿一袭黑色长袍，脚蹬黑布袜黑布鞋，好像电影里的老道。我好奇心大发，正想溜进去，从东厢房里走出另一个老头儿来。此人白发白须，身穿灰袍，脚蹬灰布鞋。这白胡子老头儿走到黑胡子老头儿跟前，弓腰垂手，恭恭敬敬叫了一声爸。 　　我这一惊非同小可。正要走近点儿听俩人说什么，赵姨的破锣嗓子已经在喊我小名儿了——你妈和妹妹要走啦！ 　　　　　　　　　　　　　　　　　　二 　　我爸我妈决定把妹妹托给赵姨，可我觉得不合适。听人说，小孩儿谁带长大了就像谁。我可不想让妹妹长大了像粗声大气又黑又瘦的赵姨。不过小孩没有说话的份儿，我不喜欢也没办法。 　　家里没了保姆，我爸给我在白魁老号回民餐厅包了伙，每天中午下课到那儿去吃饭，日子过得也不赖。白魁老号是公私合营，刚刚招了一个学徒工，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姐姐，对我特照顾。有时候瞧我不知道吃什么好，就建议说，我跟师傅说说，给你来半个红烧豆腐，半个清炖羊肉，好不好？红烧豆腐一毛二，炖羊肉四毛；我花两毛六就能美美吃一顿。我知道她不是回民，她问我吃什么的时候，我常常故意说，嗯，今儿个想吃红烧猪肉。大姐姐赶紧扭头瞅瞅有没有回民师傅在场，然后偷着嗤嗤笑，说，别瞎说啊，叫师傅听见骂你。 　　下午下了学，我先回到家，拿脖子上的钥匙打开门，按照妈的指示把炉子的封火盖儿打开，然后到赵姨家去接妹妹，拉着她的小手慢慢走回家。 　　有一天，正往家走，妹妹突然唱起来： 　　鹅，鹅，鹅， 　　曲颈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 　　我说，瞎说什么呀你？ 　　妹妹一板一眼地说，骆宾王八岁时候做的诗。 　　我妹妹那时候不到两岁，可我已经上二年级了。那什么王几岁能作诗倒没什么，我妹妹说话我居然听不懂，让我觉得栽面子，于是有点儿恼羞成怒。我问她，哪儿学来的破玩意儿？妹妹不瞅我，一边背着小手扬着小脸儿继续往前走，一边骄傲地说，赵姨教的。 　　我妹妹打小儿就灵牙利齿。我爸我妈下班回来，她这么鹅鹅鹅一唱，把俩人高兴得跟什么似的。我爸对我说，以后你下了学，也到赵姨家去吧。他们家有文化，去受点熏陶。 　　　　　　　　　　　　　　　　　　三 　　赵姨家里边全是老式家具，八仙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墙上挂着字画，还有好些发黄的老相片。相片上都是一个漂亮女人和一个英俊男人。 　　赵姨在外头低声下气，满脸堆笑，可一进家门就神气十足，俨然一家之主，三个女儿对她唯命是从。仨女儿都比我大。她们每天下学回来，先得老老实实坐在八仙桌前，临几页大字。老大临王羲之，老二临颜真卿，老三临柳公权。没事儿谈的也是琴棋书画。她们家吃饭很特别，碗特小，白瓷青花，看上去简直是透明的。盛米饭不用勺，用一块雕花儿的紫竹板儿。 　　奇怪的是，赵姨的丈夫赵叔是个蹬三轮儿的。他每天很早就出门，常常到我回家的时候还没回来。他比赵姨更黑更瘦，而且话少得不能再少了。我在他们家混了一年多，听见赵叔讲话不超过十句。 　　到白魁老号吃饭的有好些蹬三轮的。那些人都是衣衫不整，扣子不系，裤腿儿总是挽到膝盖以上。他们坐下来，大声呼叫，一点菜就是十碗八碗的炸酱面麻酱面什么的。然后把脚蹬在板凳上，拿筷子往嘴里扒拉面条儿，大声地唏哩呼噜，满满一桌子面条像风扫残云，转眼就没影儿了。赵叔可不一样。他身上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虽然常常也是汗水满身，可是衣装从来不乱。回到家里，也是正襟危坐，腰杆儿笔直。偶尔，赵叔也坐到八仙桌前边写大字。他写行草，笔锋不离纸，一挥而就。每当这时候，三个女儿就围在他身边，喜鹊一般嘁嘁喳喳，赞叹不已，赵叔也难得地露出笑容来。 　　我有时也凑热闹，照猫画虎写几笔。赵姨看了，说我有天赋，应该好好练字。还把着手教了我几回。不过我不喜欢学楷书，觉得太拘谨太枯燥乏味，缠着赵叔要学行草。赵姨不让他教，说除非练好楷书，上来就学行草是瞎耽误功夫。 　　赵家三姐妹告诉我，里院的黑胡子老头儿是她们的爷爷，赵叔的爸爸。赵叔排行老六，跟老五一家住在外院，东西厢房，一边一家。老三老四住中院，老爷爷跟二儿子一家住里院。二儿子在很远的外地，一年里头在家的时间只有几天。原来二儿子就是那个白胡子老头儿。我跟赵姨讲到我那天看到的情景，她笑出声来，说，白胡子老爷爷跟黑胡子老爷爷叫爸爸，好玩吧？ 　　我又发现，墙上大相片儿上那俩人原来就是赵叔和赵姨。这也让我很吃惊，因为那俩人的神采风姿甚至长相都跟眼前的赵叔和赵姨有天壤之别。我问过赵姨一回，那是她唯一一次对自己情绪失去了控制。她冷笑着说，想不到吧，你赵姨真是好命啊。 　　　　　　　　　　　　　　　　　　四 　　那年暑假，天特别热。我不到白魁老号包伙了，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带着小妹妹到赵姨家，直到爸妈下班。中午，我跟妹妹还有赵家三姐妹坐在里院的葡萄架下边，吃赵姨做的凉粉儿拌黄瓜，听赵姨讲故事。 　　赵姨会讲好多故事。饭后，她把小妹抱在怀里，古老的故事就像穿堂风一样，清清爽爽地飘起来。太尉到王家挑女婿，众兄弟拿腔弄调，希望被选上。王羲之却腆着个肚子，躺在东床上吃烧饼。李白喝醉了想到水里捞月亮，掉河里就再也没上来。苏东坡的字写得好，就是不能找他要。谁找他要他跟谁急。可他喝醉了以后写的画的都是极品，拿了随便送人。八大山人有奇才，却装疯卖傻忽哭忽笑，破衣烂鞋在闹市里晃荡。有一天，他在门口写一大大的“哑”字，从此对人一言不发。穷人向他讨字画，可以拉住衣服不让他走；富人要画，几百两银子买一幅石头，他都不卖…… 　　可是，中国早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中国。先是电匣子里不停地广播《炮打司令部》和什么《人民日报》社论，然后突然一下子，满大街都是红卫兵。他们身穿黄军装，胳膊上戴着红箍儿，手里拎着板儿带，雄赳赳气昂昂，满世界破四旧。 　　起先，赵老爷子还躺在藤椅上大骂庚子拳匪，后来就不露面儿了。 　　终于有一天，我们胡同里也涌进了一帮一帮的红卫兵。我兴奋得很，跟他们后头去造反，无奈让我妈揪着耳朵拎回家。第二天，我爸突然对我说，从现在起，你和妹妹自己在家吧，别到赵姨那儿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赵叔是国民党上校。又过了些日子，听邻居说，赵姨家让红卫兵给抄了。有人说，赵老爷子是前清武举，六个儿子全在国民党里当官，其中老二官最大，是什么中将，还有一把蒋介石给的剑呢。原来他在新疆劳改了好些年，难怪我总见不到他。 　　小妹在家闹了好些天，要到赵姨家去。有一天，我趁妹妹睡午觉的时候跑到赵姨的院门口，只见原先干干净净的院落狼藉残破。烧了半截的字画照片让风吹得满地乱飞，砸断了的家具扔得满世界都是。再看赵姨她们住的房子，已经让人贴上了封条，一家人都没了踪影。我低着头走出来，瞥见大门洞的旮旯里有一本让人踩得脏兮兮的薄书，拣起来一看，是于右任的《标准草书》，知道是赵叔的，就拣起来揣在兜里。 　　我们胡同里，被抄的不只赵姨一家。有一个同学外号叫一撮毛儿，他爸是国民党重庆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据说是特务。他们全家被红卫兵关在我们小学校里，剃了阴阳头，天天挨斗挨打。还有一个同学叫杨小淼，她爸是祖传的城市贫民，出身好，是红五类。可是有一天喝多了酒，说大伙儿一天到晚早请示晚汇报捧着红宝书背老三篇跳忠字舞，是拉屎带ＪＢ毛——恶心。不防这话让街坊给听了去，就贴大字报，揭发老杨。广大革命群众冲上去把他打个臭死，连家也给封了。杨小淼她们家一直很穷，平时常到豆制品厂门口的墙旮旯里把刚出锅的豆腐渣下脚料弄回家炒了当饭吃。她爸喝酒，只能买二分钱咸菜当下酒菜。她跟她妈天天从印刷厂拿回一摞一摞的书页来，折叠好了，送回厂子里装订成书。折页子这种活儿，报酬很低，又费时。我没事的时候去帮忙，主要是因为从那些书页里可以读到很好玩的故事。不过书页零七八碎，常常在看到最入迷的时候，页子没有了，让人心里又恨又痒。她们家被赶出北京以后，读书的地方就没有了。 　　破四旧紧跟着打走资派。有一天，我爸让一辆平板车拉回家来。我爸打仗的时候落了个病根，吐血。本来有好几年没犯了，造反派把他揪到台上去斗争，一来二去就犯了病。刚开始吐得少，造反派说他是装的；等到大口大口不停地吐，台下有人闹起来，他们才弄了个平板儿车把他送回家来。 　　我爸一病就是好几年。工资也给扣了，我们家只好一天到晚吃窝头。有时候也到豆制品厂门口弄点豆腐渣回来吃。等到豆制品厂工人同志们革命彻底了，连豆腐渣也没得吃了。冬天寒风刺骨的时候，我还得穿上我爸的破军棉袄到胡同里拣煤核。那时候我最怕见到熟人。 　　我爸在家养病，脾气很坏。我不愿在家呆着，学校又不上课，就一天到晚在外头瞎混。肚子饿的时候，不知不觉来到白魁老号门口，回想当年的清炖羊肉。白魁老号的牌子早就不见了，门口贴了张白纸，上面歪歪斜斜写了几个大字：大众回民食堂。食堂里又脏又乱，服务员又横又凶，原来那个笑嘻嘻的大姐姐也不见了。食堂还常有蹬平板儿的来吃饭，都是革命群众，一个个趾高气扬。一觉得服务不周到，转身到马路对过的杂货店弄几块臭豆腐过来，往热腾腾的面条儿里一拌，顷刻之间整个食堂臭气冲天，顾客一走而空。 　　　　　　　　　　　　　　　　　　五 　　复课闹革命以后，学校里只管学毛选读报纸，其它一概不管。没人对那些玩意儿没兴趣，我就把行草字帖带在身上，没事的时候找张破纸，照葫芦画瓢，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模仿。等到上中学的时候，我爸有一天偶然看到我写的字，说这孩子什么时候练了这么一笔好字。我爸那时还在家里养病，就把那本书借去了。我爸练了好几个月，进展不大，自叹老了。不过，他的心情慢慢好起来了。 　　有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听到有人院门，就披上外衣去开门。黑乎乎的，门外站着一个又瘦又小哆哆嗦嗦的老太太。她一见我就捉住我的手不放，还不住地叫我小名儿。她的手冰冷，又粗又硬，满是冻裂的口子。我傻乎乎地愣在那里想不起她是谁。老太太说，我是赵姨呀，不认识啦？ 　　我真的不认得赵姨了。她看上去那么小那么老，背驮着，隐隐约约满脸的皱纹。等到我妈闻声出来，赵姨叫了声大姐就伏在我妈肩上痛哭起来。她说，她偷偷跑回来，就因为想我妹妹，想再看她一眼。我妈犹豫了半天，叹了口气，把小妹叫出来。 　　妹妹一出来，赵姨就扑过去，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嘴里不住地叨叨：长成大姑娘了，长成大姑娘了。 　　妹妹一边挣脱出来，一边问我妈：这人是谁呀？ 　　赵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如何想念我们，我妈犹犹豫豫地请她进家里来。赵姨惊惊吓吓地擦了把眼泪，说，我可不敢给您添麻烦。我就想见小妹一眼，现在见到了，我就心满意足了。说完，赵姨又看了妹妹一眼，掩面呜咽而去。 　　从此，赵姨就在我的生活里永远地消失了。 原载于 2005 华夏文摘 cm050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