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君无声胜有声 (图)

　　妻子儿女留在中国度假，自己则不得不回来上班。最初几天由于时差，每夜失眠。夏虫叽啾中，就抓几本刚带回来的书看。这次买的书不多，其中有一本《沈从文作品精选》。

　　当年在国内的时候，对这位如今名声如日中天的沈老了解甚少。那时在我心目中，沈从文是个清瘦的老头儿，白头发，戴眼镜儿，弓着背，一天到晚伏在案头研究古文物。这几个晚上读沈从文的小说散文，颇有点爱不释手。他的文字，初读时有一种感人的温暖与平和，从容不迫，远尘脱俗；而回味起来，则带一股孤独的悲凉和怜悯。他以温和的心境，慈悲的胸怀和诗意的笔调去关注赞美人性的真与善。尤其是他笔下的女人，温柔而坚韧，善良又倔犟，没有非分之求，单纯天然。那清纯的少女翠翠，那磨房主的女儿三三，那恋着癫子五明的阿黑，那被雇工花狗诱奸了的童养媳萧萧，那被丈夫送上船去当妓女挣钱的老七，那同小寨主服毒殉情的无名女孩……生活是那么艰难，苦难是那么深重，可是在沈从文眼里，人性总是那么美好。因此，我读他的作品，乍读似离生活很近，细想又离得很远。比如他在《从文自传》开篇有这么一段对故乡的描写，说那里：

　　“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的向深山中村庄走去，同平民作有无生意，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

　　 ——这是现实，还是他自己对世界的渴望和梦想？这理想化的描述使我觉得他的作品未免趋于肤浅，似乎缺乏对于人性的深刻探讨。可是，他真是一个充满爱与良善的好老头啊。我喜欢在睡前读他的作品，因为它们使我心清气平。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在世界上到处寻找美和善的作家，正当壮年时，却突然沉默了。四十多岁就出了几十本小说和散文的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突然搁笔，到死再没写过小说。
　
　沈从文的撂笔与郭沫若有密切关系。一九四八年初，香港出了一本左派作家的《大众文艺丛刊》，其中有一篇郭的《斥反动文艺》。手头没有《郭沫若文集》，找不到这篇奇文的全部。不过，在“古狗”上查到《斥反动文艺》中零零散散的引文，让我看了毛骨悚然。文章以革命为名义，杀气腾腾指名道姓要打倒一批文人。郭沫若别出心裁，给每位敌人都赋予一种颜色，然后加以毫无逻辑的无赖式批判发挥。比如，他加给萧乾的是黑色：

　　“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位‘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为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人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
　　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
　　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
　　今天你的贡献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这里提到的“桃红小生”，便是沈从文：

　　“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有着怎样的借口……但他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后期作家们正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里再生的时候，他又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全中国的爱国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大群中小孩儿心性的十万道童……’。”

　　看到这玩艺儿我才认识到，原来，后来在文化革命中大字报中看到的文痞文风是有祖可宗的。其实，从延安整风起，革命文人之间便利用攻击别人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进步。他们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以从精神上甚至肉体上消灭对手为目标。几年以后，他们把这种“革命”强行扩展到全国文人的头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怪胎，其实早就在孕育当中了。中国之所以有文革，常常被归咎于一个人。其实整个民族都有责任，特别是奴颜媚骨随波逐流的知识阶层。

　　这篇文章对沈从文的意义是悲剧性的。一九四九年的一天，他所执教的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全文大字抄出《斥反动文艺》，校园里还出现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沈从文精神濒临崩溃。他切脉自杀未遂，被送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无处安排，一度想去烧瓷，后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馆工作。于是，他离开北大，从文坛彻底销声匿迹。这位出身将门，自己更名为“从文”、才华横溢、正当中年的文学家从此封笔，转去进行古文物研究，直到一九八八年逝世。

　　在此之前的一九四八年底，沈从文主持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因平津战役而停刊。他在给一位名叫吉六的作者的退稿信中写道：“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好一个“思”字出发，好一个“信”字起步，真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句话所预测的，几亿中国人要经过几十年腥风血雨之后才能理解。

　　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沈从文并非看不到人性的虚伪和丑陋。相反，他可能是看得太清太深刻了，才选择把努力集中在对真善美的讴歌上。

　　他似乎很早就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即将带来的后果。一九四六年，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如此写道：

　　“我能写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写伟大的作品了。我的作品也游离于现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于此，我工作也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

　　“国家好，人的自由竞争机会多，文学从一个极广泛的要求生产，要求出产，我或者还可有以自见于世。国家不好，人孤立，便等于游离于纠纷以外，形成一种隐遁状态，工作用笔时，也必然避开目前人人所呼喊问题，转若自娱，欲深反晦。”

　　果然，三年之后，他就转去写研究论文了。后来，尽管有不少大人物明示暗示，鼓动他出来写小说，他都回绝了。如若遵命去歌功颂德，他也会跟周围诸多的“样板”文人一样，成为这个“代表”，那个“长”之类，穿梭于国门内外，甚至也可能被封个文坛“领袖”什么的。而他却心甘情愿在故宫博物馆给老百姓作讲解员。 　　我为沈从文的沉默而庆幸。否则，他或因讲真话而送掉肉体性命，或因讲瞎话而送掉自己的尊严和艺术生命。近来章怡和的回忆文章引起很多人谈到当代中国文人的风骨。其实，反观这五十多年，在权势名声身份待遇的诱惑下洁身自好不入浊流者可谓凤毛麟角。

　　沈从文搁笔后，从小说家一变而为一流文物研究鉴定专家。他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文物研究成果，如《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明锦》，《战国漆器》等。其中最大部头的，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而为此书写序的，竟是当初企图置他于死地，迫使他放弃文学的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这位“文坛旗手”，自《斥反动文艺》以后，春风得意，紧跟革命形势，到处发表“伟大诗作”。从除四害时的“麻雀麻雀气太官”，到文革时的“敬爱的江青同志”，再到七六年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想起来就让人起鸡皮疙瘩，从此再不想看他的东西。

　　而沈从文则通过沉默把自己的旧作变成不朽。在中国经过了长久的掠夺、贫困、愚昧和物欲，人与人之间见惯了相互的欺诈、出卖、迫害和屠戮之后，他在《边城》及其他作品中所表达的那种仁爱、纯真和善良不能不让读者掩卷深思。

　　中国本来有硬骨铮铮的文人。一千八百多年前，当李固、杜乔因党锢事件而暴尸通衢，“政府”下令，有敢哭吊收尸者治罪。李固的弟子郭亮，自带杀头工具，一手提斧，一手持（金＋质），以必死的决心伏阙上书，请求收尸。那时的文人，多以未被列入党人而被捕为耻。他们主动去自首，为的是要与天下名贤同狱。一部《党锢列传》，（女＋幸）直迂阔，为自己的理想不惜赴死，“不知时变”的“腐儒”触目皆是。他们就是鲁迅所说的“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可是，两千年一代一代地杀下来，“腐儒”的基因不见了，产下的当然多是阿虞之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因良心而坚持缄默，自甘寂寞，已是难能可贵。

　　据说，沈从文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名字在一九八七、八八年两次进入候选人终审名单。可是，他在八八年颁奖之前去世了。据说，沈从文去世几天之后，一位台湾记者打电话给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要求确证沈从文的逝世。马悦然致电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文化参赞，可那位文化参赞却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

　　我想，沈从文的后四十年当是极为孤独的。有传言说，他不断地写诗，并不断地撕毁，连稿子都不留下来。一个作家，却连把文思写出来的机会都没有，那种寂寞凄凉恐怕难以想像。就连他的儿子沈虎雏也在父亲去世后写道：“我不大理解他。没有人完全理解他。”

　　不过，巴金最后似乎是理解了。他在《怀念从文》一文中感叹道：“我还记得兆和（沈从文妻子）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

　　沈从文四十年的沉默真是震聋发聩。

　　我向沈先生致敬，同时为中国文人悲哀。

原载于 2004 华夏文摘 cm040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