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拉ＯＫ谈起

　　入冬以后，昼短夜长，室外活动时间大大减少。住在“乡下”的人，娱乐活动只好围着四大节日转悠。四大节日者，感恩、圣诞、新年、春节是也。所谓的娱乐活动，主要是Ｐａｒｔｙ。一群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你邀我，我邀他，一家家地Ｐａｒｔｙ下去，连绵不断。

　　开Ｐａｒｔｙ除了吃喝聊以外，总少不了卡拉ＯＫ。歌唱需要全身各部分的积极运动，荡气回肠对消化大有益处。常常是刚开始有人还有点儿不大好意思，不过“坚冰”一旦打开，再往下就是争先恐后了。如果有人音色饱满，又居然没跑调，听众自然大声叫好；既使歌者声如破锣，也可以有“动唇有曲，发口成音”的感觉，大快于心。因为人在歌唱时对自己的声音听不真切，容易产生满足的快感。还有人对卡拉ＯＫ有瘾，连饭都没心思吃，直奔卡拉ＯＫ机。这种人最幸福，在四大节日期间是不会长胖的。

　　日文里跟“卡拉”（ＫＡＲＡ）相应的汉字是“空”，即“空手”之空。ＯＫＥ则是英文“管弦乐队”（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的日文简写（Ｏｋｅｓｕｔｏｒａ），而非美语的ｏｋａｙ。“空”也许是指歌词空，也许是乐队人空。不管什么空，卡拉ＯＫ的好处人所共知：有了它，人们不再是在自家厕所或浴室里做无伴奏清唱，而是像舞台上的歌星一样，将自己的声音和美妙的音乐相结合，甚至能够堂而皇之地站在舞台上向别人展示歌喉。 　　实际上，这种“梦想”在中国早就实现了。

　　清道光年前后，一些八旗贵胄子弟闲得不耐烦，以自编自演大鼓、单弦等“子弟书”为消遣。当时演唱要报请清廷内务府批准发予执照，上印两条金龙，写明“发给某某票房“，俗称“龙票”。所以这种演唱自娱的班子就叫作票房，而在票房一块儿唱戏为乐的人则互称“票友”。同治、光绪之交，京戏崛起，票房内容也转以唱戏为主了。初时演唱以清唱为主，无演员、观众之分，全是互相切磋，当然也不卖票，形式酷似今天的卡拉ＯＫ。不过后来越玩越大，以至唱念作打，兵器行头，无所不备，而且要跟专业演员同台比式。“玩票”遂成时尚，由于玩票而倾家荡产的大有人在。民国时人易宗夔所著《新世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晚清王公贵人嗜戏成癖。肃亲王雅好明达，亦不能免。尝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肃去石秀，杨去潘巧云。当巧云峻词斥逐石秀之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厉声呵曰：‘即令汝是王爷，也非逐汝出去不可！’四座观看，相顾失色，杨伶谈笑自若，而肃邸乃更乐不可支也。”当然，这种卡拉ＯＫ只有贵族们才有能力享受。

　　比起乾隆的爱将福康安来，肃亲王的玩票实在算不得什么。《新世说：风度》里说：“福瑶林（康安字）用兵时，大军所过，地方官供给，动逾数万。福既至，则笙歌一片，彻旦通宵。福喜御紫色衣，人争效之，谓之福色。善歌昆曲，每驻节（即驻扎），辄手操鼓板，引吭高唱。虽前敌交绥，血肉横飞，而余音袅袅未绝也。”这是连打仗杀人也离不开卡拉ＯＫ了。 　　其实，中国历代都有或达官贵人混迹梨园，过卡拉ＯＫ瘾，只不过是清末最为普遍，那是风气使然。那时候京戏比如今的流行歌曲还要流行，京城里上至慈禧太后，下到洋包车夫，人人能唱，个个入迷。老百姓没有能力到戏班里子去玩票，于是便呼朋唤友，几个人提一只京胡，找个湖边树下方便之地，你拉我唱，以过其瘾。这是穷人的卡拉ＯＫ。

　　初中时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唱“革命样板戏”，并因此跟一个同学的父亲成了忘年交。这位“叔叔”文革前酷爱玩票。他害怕“散毒”的罪名，不敢教我老戏，却讲了许多京戏前辈大师的故事，使我十分向往。到了文革后期，票友们又开始颤颤惊惊地钻到公园的僻静处，重操琴弓，再展歌喉，引得我时不时起个大早到什刹海公园去转悠，寻找这种中式卡拉ＯＫ，去学老戏。

　　老远就能听到京胡单皮和唱戏的声音。沿着声音寻去，准能看到一群老头儿老太太在京胡的伴奏下摇头晃脑地唱。刚开始只是唱样板戏，不过把唱腔改回到老戏的调儿，听起来十分新鲜有味儿。慢慢地，就唱出老戏来了。不过那时候，人们似乎对“红卫兵小将”的威风记忆犹新，所以疑心很大。看到一个半大小子往他们那儿凑合，往往渐生疑惑，于是便停下来改为东拉西扯，如打鸡血，喝海宝，凉水疗法之类。不得已，只好躲在远处偷偷地听他们唱。

　　还有一个能听到老戏的地方，那就是澡堂子。北京的澡堂子，有温、热、烫三种温度的池子，供人们在里边泡澡搓泥儿聊天儿。泡够了搓够了聊够了再到旁边的莲蓬头下去冲洗。常常有人泡到心旷神怡之际引吭高歌。澡堂里蒸汽弥漫，回声悠长，确有跟现代卡拉ＯＫ的剧场和回声类似的效果。记得有一回，我跟几个小哥儿们去泡澡，模仿大人用搓脚石搓脚。那是一种椭球型，灰白色，大小不一，表面坑坑洼洼的石头。我们各自在弥蒙的雾汽里寻找搓脚石，突然一个高亢苍凉的声音在池子的另一端响了起来：

　　“一马离了——西凉界——”

　　那是我头一次听到这么震撼人心的曲调，觉得比样板戏不知好听多少倍。可是池子另一头的那几个小子却笑作一团。后来他们告诉我，唱戏的是个秃头，不光没头发，连眉毛也没有，而且满脸麻子。他全身泡在池子里，只有头露在水外边，靠在池子沿儿上。如果不是突然开口唱戏，差点儿把他的头当成搓脚石了。

　　插队的时候，远离双亲，前途渺茫，更离不开戏和歌。尤其是冬天，因为缺粮，全村改成每天吃两顿饭。下午两点钟左右收工之后，来一顿小米饭就咸菜，既是午餐又是晚宴。天寒夜永，加上腹内空空，实是难捱。于是以唱歌唱戏来抒发心中的苦闷，也算是一种卡拉（空腹之“空”）ＯＫ吧。有时候天黑之前唤几个哥儿们同攀大山之顶，远望那斜阳之下，连天枯草，一片秃林，只觉胸中郁气奔涌而出。那时候，没有什么现成的曲调、词句能够表达心境，只想大叫。

　　古人早就用类似的办法进行感情宣泄，叫作啸。《诗经•国风》里有一首《召南•江有汜》：“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看来啸作为一种类似于音乐的表现形式，其来已久。到了一千七、八百年前的魏晋时期，啸吟成了名士不可或缺的技能；竹林中名士嵇康、阮籍都以啸著称。

　　很难给啸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以发出声音的方式来抒发感情似乎就可以称为啸。啸可以有旋律如歌，也可以没有旋律如吼，还可以加以词句如咏，甚至可以发于舌端如哨。晋人成公遂在《啸赋》中说，啸能“舒蓄思之悱愤，奋久结之缠绵，心涤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换句话说，有利于心理健康。

　　晋朝有个谢安，他喜欢啸是众所周知的。冬夜闲读《世说新语》，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谢太傅（安）盘桓山东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悦），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

　　谢安是清谈名士之首，年轻时纵情于山水之间，四十多岁才入仕。而入世之后，仍能保持清心旷远的本色，跟他善于保持心理平衡不无关系。

　　《世说新语：雅量》记载了另一个故事，足见谢安超人的镇静。清谈皇帝简文帝驾崩后，大将军桓温专权，想除去当朝名士谢安、王坦之。“桓公（温）伏甲（兵）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坦之字）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界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

　　谢安为时人所重，如当今超级巨星一般。刀光剑影之中，悠然一曲《洛生咏》，居然可以退兵，何其潇洒！

　　《洛生咏》似乎是谢安的代表作。《晋书：谢安列传》说，“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学之。”在下才疏学浅，不知这《洛生咏》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呢，还是跟京戏里的“西皮”、“二黄”一样可以填词的？无论如何，这种歌似乎要鼻音重浊才好听。谢安的鼻疾加重了他的鼻音，以至人们需要用手捂住鼻子来效仿。这跟现在唱卡拉ＯＫ的人拼命去模仿某歌星的口音唱法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时过境迁，谢安的河南口音如今略嫌“侉”了些；时髦的似乎是广东话。

　　《世说新语》记述了魏晋时代名人的言行，让后人从中看到当时文人骚客那种我行我素的风彩，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行”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儿。这些品质，如今是越来越少见了。卡拉ＯＫ这玩意儿，跟中国传统文化有类似之处，那就是鼓励模仿，扼杀创新，难怪被有识之士深恶痛绝。

　　不过，恨也好，骂也好，卡拉ＯＫ仍然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在于卡拉ＯＫ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感情宣泄的娱乐方式。东方人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束缚和压抑实在太多。从小就被告知，自身当内敛含蓄，还要压制内心的种种欲望。人的感情活动很像锅内的水，常常被生活之火烧得沸沸扬扬。东方人的锅是高压锅，盖子关得严严实实。这时候，没有排汽阀可不得了。卡拉ＯＫ也好，长啸也好，大叫也好，只要能给高压锅降压就不妨一试，甭管别人怎么想。长啸、大叫如今只能一个人躲在小屋里，或是自己的汽车里才行，不然有可能招来警察。而卡拉ＯＫ，如果运用得度，也可以达到《啸赋》所描述的那种舒悱愤、奋缠绵的效果。像我们这种远离故乡的落叶浮萍，终日为身所累，节日期间既然不能在父母膝前尽孝，又何妨呼朋唤友，细斟浅酌，长歌短吟，像李白那样痛快淋漓一番：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2002 华夏文摘 cm021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