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问题和出路（二）

中西文明的问题和出路（二） 回首五千年 本帖旨在初步探讨中华文明的问题和未来之路。 [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前途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正在和将要面临西方文化现代性相同的问题。社会现代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消极方面，例如属于文化现代性的享乐主义、社会认同感的丧失、不服从性、自恋等也随之而来。因为现代性所意味着的生存逻辑造成了生态灾难和社会危机：“技术发明的后果是产生了５万枚核弹头；工业化经济导致了各大洲的生态灭绝；财富和服务的社会分配产生了１亿贫困而饥馑的众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一个星球，正处于可怕的境地中。”[注1]科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剧增、生态平衡的破坏，及军备竞赛加剧、人文精神的失落等对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近代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败局，开始了各种救亡的尝试。洋务运动基本就是照搬西方的科技和军事装备。但后来甲午之战，海军全军覆没，血的教训告诉中国：单单照搬西方的科技是不管用的，还需要学习西方科技之外的、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很多有识之士认为这个东西就是西方化。于是就有了提倡废科举、兴学校、建铁路、办事业的变法运动。戊戌之变继以庚子事变后，大家又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上来，认为西方化的关键是要学习其先进的政治制度，即立宪制度和代议制度。结果，立宪论的主张逐渐实现，而民主革命的主张也在辛亥年成功。但是，革命以后的事实又证明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在中国仍然不能真正地得到有效的实行和运用。于是，大家更进一步地领悟到，中国要搞西方化，就还要学比西方政治制度改革更根本的东西。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呢？ 新文化运动给出了很多人当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那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和伦理思想。最响亮的口号要数胡适在1929年的一篇英文论文《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提出的“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了。无论胡先生的本意是否真正地要全盘弃中而学西，完全否定自身的传统、自身的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却事实上成为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界思想主流。这一思想主流使得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近百年的中国处于屈辱的地位而抬不起头来。更有甚至，传统文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之厄运的“替罪羊”。我曾在楼下写过一片帖子（中国文化与传统蒙受了不白之冤）来指出近代之败于西方，并非文化之过，而是因为当时腐败的制度所至。“文革”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头又一次承担了“文革”的一切过失，并再次经历了对其的声讨浪潮。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思潮，并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这种思潮认为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轻则认为中华民族必须脱胎换骨才有资格在地球上生存，重则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在人种上就过于卑劣，不值得允许其在地球上生存。这种自虐式的思潮使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的“运动”走得比“五四”和“文革”还远。但也终于使得这种对于自身文化的否定之极端思想走到了尽头，走到了无路可走，走向了又一次的失败。 对于本帖来说，具有意义的就是这个漫长过程之后的失败的结果。这个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又一次彰显了两个重点。其一，思想的成熟需要过程，有时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国的近代史证明了这一点。为了这种成熟，中国已经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只有在为今后的中国之路扫清思想障碍有所帮助才有意义；其二，失败的结果终于将中国引向了错误的反面。那么，这个错误的反面是什么？ 这个错误的反面就是制度和文化的分离以及两者关系的调整。一个国家的强盛、一个社会的秩序和一个文明的兴衰都是对于这个分离概念的一般解释和基本确证。我已在楼下的《政治、社会、文化和中国的前途》一贴中解释了我的这种分离概念。 我个人认为，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的反思，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清醒地认识之上，那就是，极端就是错误。指出这一点，我认为比继续鼓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肯定，更具有历史的意义。为了避免再次走极端，我个人认为应该明确这样的认识，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反面，并不是全盘肯定，此其一。更重要的是，历史告诉我，对于传统文化的肯定和否定并非当前中国要走的道路的根本着眼点。肯定之后，我认为重点是要放到制度的改革上来。 孙中山以来的制度革命，其失败之处，就是将一种泊来的西方制度生搬硬套到中国。这样做完全没有根基，这个根基包括中国的社会适度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后来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也是一个根本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对于问题症结所在认识的错误，也是一个根本性的方向错误。对于后者，矫枉过正的结果就会导致将错误朝着反方向重复一遍——它仍然是错误，因为从一开始就走了岔道。我要提出来的正确道路应该是：中国应该在肯定和弘扬其传统文化优秀一面的基础上，将注意力转向制度改革。但这一次，制度的改革最紧要的、也不同于孙先生的一点，是要将制度的设计和执行建立在适应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制度的运用是手段，文明的兴衰是目的。文化作为制度生长其中的“土壤”，制度是必须适应这个土壤的“种子”。过去的错误在于将目的胡乱修改、甚至否定，以达到适应手段的“目的”，也就是说，手段成了目的。这无疑是行不通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任何西方的制度只能作为参考，对于不适应中国现在国情的部分，则必须加以修改。任何为了实行某种理想制度而要强行修改传统文化的企图，不免是“削足适履”的愚蠢行为。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将制度与文化分离是一个关键。虽然，重点仍然是制度改革。但是，与前不同的根本的地方就是制度与文化关系的根本调整——制度必须是与文化现实相衔接的，而不能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这种调整是中国的过去给我们的血的教训所换得的。 （待续） [注1]［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５， 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