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工场犹井喷

　　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所著《励学篇》，以劝勉士人勤学求取功名富贵为核心内涵在日本得到广泛纵深的推演。
　　富家不用买良田，诺场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诺场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诺场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科研实验殷情做。诺场：诺贝尔奖“工厂”。
　　经济丗年往下行，诺奖工场犹井喷
　　2025年日本连获两项诺奖：北川进用“纳米海绵”MOF将空气变资源，坂口志文发现调节性T细胞攻克免疫难题。这背后是日本疾风知劲草般的科研精神——在三十年经济低迷中，他们仍坚持“一件一件”投资基础科学，用A4纸大小的低调迎接世界级荣誉。
　　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指获奖时或获奖前持有日本国籍的诺贝尔奖得主。截至2025年，共有30人获奖 （含3名美籍日裔），系欧美外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名古屋大学是诞生获奖者最多的日本高校，七所旧帝国大学毕业生占亚洲超半数获奖者。根据日本《所得税法》第9条13号规定，诺贝尔奖金享受免税待遇。
　　三十多年经济衰退，但“诺奖工厂”不停工，“诺奖井喷”仍不断持续。日本在诺贝尔奖（自然科学领域）的突出表现，主要得益于长期稳定的科研投入、基础研究重视度、高等教育体系及科研管理机制等多方面因素。
　　长期稳定的科研投入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起实施“科技立国”战略，将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保持在3%以上，即便经济不景气时期也持续增加投入。2022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为6.3%，仍低于发达国家15%-25%的平均水平。
　　重视基础研究：日本在20世纪后期调整科研方向，强化对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研究支持。多数诺贝尔奖成果源于数十年前的基础研究积累，如量子力学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严谨的科研管理机制：日本高校（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注重自由学术氛围和长周期研究，评价体系不单纯以论文数量为标准，允许高风险探索。例如京都大学诞生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超过东京大学的9位。
　　专利转化能力：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农业技术等领域通过专利实现应用转化，例如红富士苹果、巨峰葡萄等品种培育技术均源自日本科研成果。
　　日本的“诺奖井喷”：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指获奖时或获奖前持有日本国籍的诺贝尔奖得主。截至2025年，共有30人获奖 （含3名美籍日裔），系欧美外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名古屋大学是诞生获奖者最多的日本高校，七所旧帝国大学毕业生占亚洲超半数获奖者。根据日本《所得税法》第9条13号规定，诺贝尔奖金享受免税待遇。
　　21世纪以来，日本成为“诺奖工厂”，绝不是靠某项计划就能催生的——而是靠一种深厚积淀，特别是系统支持下的水到渠成。一位曾在日本留学和科研十数年的一线科研人员这样总结：在日本，一旦当上助理教授，就有完全的科研自由，几乎不可能被解雇，如是，日本科研人员往往更专注于创新性极强的研究，即使几十年不出成果，也没有任何问题；日本科研人员的收入完全依赖于工龄、职称等，和承担科研经费的多少基本没关系，这样，有限的科研经费会自动分配到最需要的科研人员手里；再有就是，在日本当科学家，不会发大财，但能让你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种确定性，吸引了大量专注于科学研究的学者们从事研究工作……
　　如果把目光再放“久”一点，从教育入手，“隔壁邻居”有着尊重好奇心的教育土壤。多位诺奖得主的回忆“不约而同”：亲近自然、自由阅读、家庭熏陶。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崛起，需要勇攀高峰的雄心，也需要守护那份纯粹好奇心，允许“慢科学”生根发芽的耐心和定力。
　　近百二十年的诺贝尔奖史中，近千名获奖者来自欧美发达国家，而在亚洲，日本获奖者数量稳居首位——迄今共诞生三十余名诺奖得主：物理学十二位，化学八位，生理学或医学六位，文学三位。
　　这样的成绩并非规划出来的“目标成果”，而是长期积累下的自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说，日本的诺奖并不是制度的产物，而是基础研究自由生长的副作用。

　　日本“拿到手软”的诺贝尔奖
　　日本的诺贝尔奖总数已经攀升至31个（含30人和1个组织），而仅仅本世纪这25年里，就诞生了22位自然科学领域的诺奖得主 —— 这个数字不仅让国际社会惊叹，也让日本稳稳坐住了“非欧美诺奖第一国”的位置。
　　2001年日本出台的“第二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当时这个计划明目张胆地提出“50年内拿下30个诺贝尔奖”，别说国际舆论觉得离谱，连日本本土的诺奖得主都不买账 ——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野依良治就公开吐槽“简直可笑”。
　　短短25年过去，目标就已经超额完成。但有意思的是，在日本学界看来，这波诺奖潮其实和这个计划没太大关系。
　　仔细看这些新世纪诺奖得主的履历，会发现一串清晰的“时间印记”：超过三分之二出生在二战结束前，八成以上的获奖奠基性成果是在上世纪最后30年完成的；更关键的是，他们全都是在日本国内读完本科或专科，几乎都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进入国立大学，又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后走进顶尖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院。
　　1947年，在美国推动下，日本颁布了《教育基本法》，把以前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换成了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教育。曾经的七所帝国大学被改造成国立大学，虽说挂着“国立”的名，却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 —— 教授能按自己的想法搞研究、带学生，不用被过多行政干预，这种“学术自由”的传统后来成了科研的沃土。
　　更珍贵的是那批“拼命三郎”式的导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立大学里带理工科学生的老师大多经历过二战，亲眼见过科技竞争的残酷，对科研有着近乎偏执的较真：选题必须新颖，数据差一点都不行。这种严谨到骨子里的态度，通过师徒间的言传身教一代代传了下去。就像京都大学一直沿用的德国洪堡教育模式，学生跟着教授从本科读到研究生，五六年专注一个课题，慢慢打磨，自然容易出扎实的成果。有的学者会花几十年研究一个 “小众领域”，就像 “甘坐冷板凳” 一样慢慢磨，这种有点像 “工匠精神” 的坚持，反而容易出 “颠覆性发现”。
　　许多日本诺贝尔奖得主都曾提及，童年时期接触大自然、对自然现象抱有强烈好奇心是他们科学探索的起点。日本的教育体系也没忽略这点：不只是教课本知识，还很重视 “生活体验” 和 “感性培养”。
　　如今2025年的两位新得主，不过是这场“厚积薄发”的又一个注脚。日本的诺奖故事告诉我们，科学突破从来不是急出来的，而是在合适的土壤里，用时间慢慢“养”出来的。

　　日本和以色列囊括了亚洲几乎所有诺贝尔奖得主。日本的绝大部分获奖者均出身于七所旧帝国大学或学术研究恳谈会（RU11）的成员高校。日本七所旧帝国大学占据了亚洲地区超半数的诺贝尔奖。虽然不同计算标准会导致重复累计或不同结果，但一般认为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名古屋大学是迄今为止，日本乃至亚洲诞生最多诺奖得主的高校。
　　按获奖者本科毕业时所在的日本大学（学士学位）来排名为（不包括2名美籍日裔诺贝尔奖获得者）：
　　京都大学 - 8人
　　东京大学 - 8人
　　名古屋大学-3人
　　东北大学- 1人
　　北海道大学- 1人
　　东京工业大学- 1人
　　长崎大学- 1人
　　神户大学- 1人
　　山梨大学- 1人
　　埼玉大学- 1人

　　最早被提名诺贝尔奖的日本人，是北里柴三郎和野口英世。但1901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只单独颁给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而忽略一同开发血清疗法、主导抗毒素研究的北里，使得诺贝尔奖自始带有歧视现象。
　　1926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约翰尼斯·菲比格的错误学说，忽略世界最初人工诱发癌症的山极胜三郎、市川厚一。因评委主张“别让黄种人太早获奖”。如今，在大英百科全书介绍的“诺贝尔奖癌症研究”中，只提及山极的成就，菲比格被完全删除。
　　1929年的化学奖忽略世界最初成功提取硫胺的铃木梅太郎，因为铃木论文的德文翻译没有标榜“世界首例”。
　　1951年至1963年间，有6人被提名物理学奖、化学奖。其后，1969年的物理学奖单独颁给默里·盖尔曼，忽略共同提出盖尔曼-西岛关系的西岛和彦。1996年的化学奖忽略世界最初预言C60分子存在的大泽映二，因为大泽论文没有翻译，评委不懂日文。因1998年发现中微子振荡被视为“必将获奖”的户冢洋二，终生没有获奖。2015年，梶田隆章和亚瑟·麦克唐纳，因发现中微子振荡，证明中微子有质量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时至21世纪，诺贝尔奖仍多次遗漏日本人。由于日本科学实力被长期低估，造成许多日本人未被提名或失之交臂。
　　首次获奖的日本人，出现于1949年。汤川秀树的获奖，鼓舞了战败后的日本国民的自信心。仅有大学毕业的民间企业技术员田中耕一在2002年的获奖，引起了世界性的话题。
日本在2001年3月出台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在不久前结束的百年诺贝尔庆典后，日本政府重申了这一目标，并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内设立了“研究联络中心”。这一举动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获得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野依良治评论说，日本政府“没有头脑”，纯属“狂妄之言”。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如此评论有点失之偏颇。如果与英国对比，诺贝尔奖问世百年中，英国已有89人获奖，50年中也远多于30人。日本的经济和科研实力已居世界前列，50年拿30个诺贝尔奖似乎不是大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