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仇”与“嫉恶如仇”

　　记仇与嫉恶如仇
　　毛泽东“嫉恶如仇”,他痛恨顾顺章叛徒,必然格杀勿论；毛泽东“记仇”，在他眼中的赫鲁晓夫世界上最坏的人。在解放全中国几个月后，毛泽东就到苏联，没想到傲慢的斯大林居然没有到车站迎接，也没有认真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毛泽东在莫斯科深感寂寞和不满。20大后中苏关系就急剧下降，甚至造成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使因为极左路线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困难雪上加霜。22大之后，中苏两党全面论战，中共中央发表的《九评》就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写出的，激荡人心的文字直指赫鲁晓夫，而且揭了赫鲁晓夫的老底，翻出赫鲁晓夫曾经在斯大林健在时在红场大声歌颂“斯大林是我们生身的父亲”，而斯大林死后却鞭尸。《九评》中非常愤慨地说：赫鲁晓夫可以对斯大林焚尸扬灰，但赫鲁晓夫永远无法把斯大林从苏联人民心目中抹去。
　　毛泽东对机会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如此深恶痛绝，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上，长期被机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操纵着，包括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等人，盲目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机械照搬马列主义教条，完全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要么主张投降国民党，要么主张与国民党正面对攻，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血淋淋的教训面前，这些人仍然不思悔改，继续执行错误的革命路线，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就会遭到这些人的严厉打击。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也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但是因为跟中央那些人的路线不一致，就几次三番地遭到打压，让中国革命数次遭到重创！
　　即使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后，那些人依然我行我素，不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在遵义会议上仍然胡搅蛮缠，阻挠毛的复出。
　　幸亏大多数人还是清醒的，在经过数次教训之后，大家也都认识到了谁才是正确的，最终在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人的力挺下，才让毛主席重新出山，带领红军走出了绝境。
　　人性的可怖之处，在于有人的很擅长伪装自己，但是再怎么隐藏自己，也都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行为主义心理学流派就致力于通过对行为的研究来洞察人的内心。如果你身边有人有着极强的报复心，那么你身处的险境，则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带来的，务必要留心，自己身边的人是否有这些特征，小心惹祸上身。记仇的人通常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们不愿意接受别人的解释或道歉，对于他们认为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人或事物难以释怀。
　　王稼祥：在1945年6月10日举行的正式选举中，共有44位候选人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王稼祥落选，而薄一波则成功当选。尽管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提议被广泛认可，但他在随后的甘南会议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左倾倾向，这让一些同志对他的印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党内历来反对教条主义，这种倾向与党的政策和决策不符。缺乏基层群众支持：尽管王稼祥担任了高层职务，但他缺乏与基层官兵直接互动的机会，也没有自己领导的队伍。在党内选举中，基层官兵的支持非常重要，而王稼祥在这方面存在不足。稼祥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传奇和坎坷。尽管他年轻时曾担任高级职务，但后来的政治命运发生了逐渐减小的转折。这一转折的原因包括他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缺乏基层官兵的支持、个人性格内向以及健康问题。
　　何长工：中央红军三大主力，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他都担任过要职，到哪里都吃得开。并且还担任过红校校长，众多将领是他的学生，简直太牛了。这还没完，遵义会议后，毛点名让他担任了红九军团政委，级别再上一步。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草地分兵时，这样一位中央红军嫡系，竟然站在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氏那一边，支持他“另立”，卓木碉会议上还是率先出声，这就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虽然他做出这个举动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容易动摇的人，一旦面临复杂的局势，就会使局面变得不可控，所以他到达延安后，基本就没有再接触军队一线。这个结果虽然可惜，但也是何长工自己选的。
　　邓发：工运史上的名人，延安时期的工运领袖在1945年6月10日举行的正式选举中，落选。
　　凯丰:曾经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积极支持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他曾经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积极支持者。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当与会大多数同志明确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反对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决定撤销他们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时，凯丰同志却仍旧站在支持博古的立场上。他的做法应该说并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但在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的这样一种政治抉择，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会后，在党中央的批评帮助下，面对着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挥下扭转战局的事实，他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转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长征途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1937年2月起草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材料，随后在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揭露和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还参与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之决定》等文件，后来又参与对张国焘的帮助和挽救工作......。建国秋后算账，“文革”中算总账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10月，林彪、江青集团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掀起了围攻老同志的风潮。江青集团给周栽赃的“伍豪事件”。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毛泽东开始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就是要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以防后患。毛泽东亲自制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其中条条都把赫鲁晓夫当作反面教员，比如提倡“接班人”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
　　从1964年12月20日断断续续开到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政治工作会议，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爆发了。毛泽东严厉批评刘少奇，刘少奇辩解说有关的中央文件是毛泽东同意的，那么毛泽东更加愤怒了，他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不给他言论自由。在毛泽东的强势主导下，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把“四清运动”定义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时“四清运动”已经彻底地从经济清查转变为阶级斗争，然而这一转变持续不久，就被更为激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所替代了，“四清运动”从此不了了之。“四清”其实是文革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