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走入2020年?

        在《三国志》里的曹操以“望梅止渴”的方法在征途激励疲劳困惫的将士而取得了胜利。中国经济在2020年要赶上美国,这个命题莫非就是“望梅止渴”的“梅林”?。
        中国能最终达到这个目的吗?
        我们在这里首先要说的是:只要没有大的政治动乱，中国的经济在未来十多年中,与其它亚洲国家比可以享受较高的增长,这是无疑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国际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平均两位数字的增长。这主要是各国对中国的投资增加使然。好比吃西瓜一样,中国开始就从中心部分的无籽而又最甜的瓜瓤部分开始,享受了最甘甜的部分;而剩下来应该吃吃带籽的或接近瓜皮的部分了。
        姑用毛泽东对历史或政治“举重若轻”的看法,经济发展也可以和历史的反复一样,从大变到大乱平均七、八年来一次。过去几年的增长必然将带来今后几年的反动。中国由招商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逐渐要转换到以消费为中心的增长,从长期的发展的眼光来看是很困难的。
        这几年由于新建项目的投资对GDP比率占有率从2000年的35．0%增加到了2006年的49.0%,无形中使资本积累进入了增长率易被拔高的循环轨道。上次的投资热出现在1990年上半年,当时的资本积累伸长顶峰是1993年的与前年同期比为10．0%,而2006年的资本积累与前年同期比是13.6%。可以说未来几年、起码到2010年止平均增长率为10%左右是没有问题的。2010年以后将呈递减趋势。以投资为主导，国内需要相应增加，但是为了不使生产力过剩现象凸显,就必须更加努力地扩大出口的生产。最近中国领导人频频与东南亚或非洲领导人的互访,不断提出要加强与周边国家或非洲各国的贸易关系其主要目的在于确保资源和市场的。
        2007年中国将成为世界贸易的第二大国家。然而今后要扩大出口使世界贸易额成倍增加却可能性不大。当然由于对雇用改善和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期待,消费增长将呈稳健趋势。民间消费对GDP的占有率2005年仅为38.7%。从2000年以后开始呈下降趋势。中国要增加消费已经没有更多新招了。现在的“和谐社会”中,对于财富的再分配政策是将财政收入的“增加部分”转而分配到农业部门、失业率高、收入低的地区等的领域而已。然而中国很难有那种哪怕是让增长率降低也要改善分配不均衡状态的气魄和采取强有力的手段。资本积累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力提高将使大经济增长率提高,而今后对这样的期待值越来越低。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经济化、外资引进、购入大量新型设备使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高度产业结构的效果明显。然而2010年以后外资引进带来的贡献度将明显降低。新设备引进也会在2010年经过一个轮回后呈回缩倾向。
        由农业转向工业的浪潮回落导致产业结构高度化效果减低。“研发”可能是今后经济增长的亮点,但无力替补所有投资增长点的回落。
        2010年后人口因素是经济增长滞钝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初期的1970年代后期至今,15岁到59岁的从业年龄人口从1975年的53．6%上升到了2005年的67.7%。这个年龄将段在2010年以后逐渐下降从而会引起压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再者,农民进城后并不是立刻成为了可以购买新房的中间富裕阶层。他们大部分是从建筑工到饮食服务者开始。且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将在2010年以后逐渐减少。这无疑又会使经济增长的给予度下降。由于忽视或视而不见的原因,有很多东西在国外都是必须计入“成本”的，而在中国由于发展的紧缓度关系这些应计入成本的东西搁置在“帐外”。如:环境改善问题、社会福利保险问题等等。
        环境保护的投资一般在先进国家占GDP的2%以上,而在中国2005年的投资是8400亿人民币,仅占GDP的1．3%左右。在社会福利保险方面,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是1亿,而在202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将增加至1.5亿。届时将严重的挤压经济增长率。中国正在强调“和谐社会”,然而经济收入的高低差别可以缩减吗?如果离开了政府的干预和诱导,市场经济机制能够实现自身转变吗?
        人们不得不承认摆在眼前的是中央的政治口号和政治目标与严峻现实的反差! 要象小平那样与毛泽东打交道,别学紫阳那样与邓小平打过招。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行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做人学会低头,保持辛泰浩的平常的心。身在名场翻滚,
心在荒村听雨。毫无疑问“三起三落” 让邓小平充分体会到了在毛泽东手下做人的艰难,每次复出都伴随有深刻的思想斗争。 本来邓小平是毛泽东身边的一把锋刃
利剑,毛泽东利用他在多次运动中斩杀“阶级敌人”(异己分子),邓小平也甘愿为毛泽东当一把快刀。
　　邓小平思惟敏捷行动麻利工作作风务实,确实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毛泽东利用他 “不显山,不露水”为自己樹立的权威,自然邓小平也让全党的权力凝聚在毛泽身上。
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邓小平始终没有更多的冲击,而真正的对手只有刘少奇。而刘少奇没有邓小平的辅佐是不堪一击的。只有将敌人和他手中的武器一起打倒才能算得上胜利。无论从个人条件还是从组织环境上讲, 邓小平都赶不上或超不过毛泽东的天赋能力。毛泽东是革命的第一代人,则邓小平是第一代跨第二代人,不像刘少奇都是第一代人,
相互之间的比照(嫉妒) 是实事上存在的。在毛泽东的面前邓小平只有崇拜的份没有嫉妒的任何心理障碍。
       在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上邓小平的身高就决定了他不是一个让毛泽东嫉妒的人才。所以他是心悦诚服地为毛泽东提调,他的被打倒为了舍车保帅,邓小平有冤屈但是没有任何反抗的理由和本钱。明明知道上司是为了舍弃部下保自己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感。 (以下削除） 日本的“出歯龟”VS中国的“偷窺症”日本的“出齿龟”即“龅牙乌龟”、偷视症、窥癖。英语的“Peeping Tom”是“偷视病”患者。中国的“窥视症”都是不齿的心里病患者。
      日本的“出歯龟”+英语的“Peeping Tom”≤中国“文化窥视症”。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出了许多世界上各民族都不得不折服的伟人。
然而一部分中国人仿佛天生具有一种变态的心理,出于“愿人穷不愿人富”
的丑恶习惯。他们不承认“英雄”,不把英雄的伟绩当作自己的骄傲和鞭策
自己让自己向上的动力。他们总是希望英雄们都是不如自己的。总希望在
英雄的身上找出破绽漏洞。更有甚者,不遗余力地鞭打古人、贬低古人，诋毁死者而抹去英雄头上的光环。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价值观念在不断的变化。任何真理都没有一成
不变的永恒的价值。尽管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而他死后上百年
并没有人看到资本主义的死亡。人们绝对不会说马克思是在“撒谎”。因为
他那个时代写成的著作对百年后的人类价值观有多大影响连他自己也没有
预见到的。所以不能以当今的变化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古人和故人。
中国人对于古人和故人总希望找出一些“爆料”、“猛料”来，抹黑圣人的
脸孔,诋毁英雄名声是一部分“文化人”的嗜好和素行。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某种欲望没有被满足时,人们就会将这种欲望转移到其
他欲望的发泄上。
     一个不承认伟人国度,一个不崇拜“英雄”的国家只能是永远具有落后的民度。
     在日本有一种叫做“窥部屋”(Nozokibeya)的地方专门满足那些有“窥视症”
的一部分人的心理。这种人在医学上称为“透视者”是患有 “心理变态的毛病”:偷视症。许多好色者因这“窥部屋”可以发泄和满足一下偷视他人隐私的欲望而达到
一时的快感。
      只要有这种人存在这个行业都不会倒闭,日本的风俗街到处都有这种行当。
然而中国没有这个行业,但不可否人有这种人的存在。于是积瘀的欲望得不到
发泄,这帮人于是乎就将发泄不出的欲望转泄到另外始终不公开受指责的
文化窥视上了。
     这就是“文化窥视症”在中国严重蔓延的深层病理。
      在中国的网上那种竭尽挖掘古人文人名人的私生活的炒作文章泛滥成灾。
中国人的“鞭尸”行为在文化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如找出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暴露一些“毛泽东的女人们”啦,“江清的男人们”……。各种炒作不一而足,无非让中国人的爱英雄心理受到挫折,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就好象那些喜欢捉奸者的心态一样的人比任何国家都要多。
      他们的目的不是在于鞭策国人,也不是善意的警醒当局。因为有的人根本就不用汉语写作,而是用外文写成,他们的目的就在于向外国人展示一下中国人的丑陋和恶习。这些人是现代窥视症者在文化领域的自然转化。
      他们的行为可胜过日本的“龅牙乌龟”( Debakame).
      在日本被称为“龅牙乌龟”(“出齿龟”=Debakame)是指普通的经常性的窃视
行为者或有窃视症或窃视兴趣,有时又单指色鬼的意思。相当于在英语里被称
为“Peeping Tom”的人。并不是偷视的「窥」和「龟」有什么内在联系,而只是来源于是偷窥性犯的绰号。
     “龅牙乌龟”的语源在日本追溯到1908年,丰多摩郡大久保村(现在的东京都新宿区
大久保)的一位在浴室洗澡回家的女性(诗人野口米次郎的前妻)被杀害后毛巾塞进
口里。这在当时轰动了全国的猎奇杀人事件作案的犯人是以前曾是有过在女浴池
偷窥前科的,外号“龅牙龟吉”植树匠人“池田龟太郎”。后因强奸杀人案被逮捕
(后来判断是冤案,但在当时的人们的习惯上都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
      日语里的“龅牙乌龟”(Debagame)相当于在英语里被称为“Peeping Tom”
的人。直译为“窥视的汤姆”。实际使用例子如: The trouble with the able
English teacher is that he turns into a Peeping Tom when he gets
drunk.。(麻烦的事情是那位有才能的英语教师一喝醉酒就摇身一变成为偷视魔。)
   “窥视的汤姆”的语词来源于在11世纪初丹麦的卡奴特大王的独生儿子
Canute the Hardy暴力政权下，在英格兰中央部马夏邦(Mercia)有一位叫
来奥弗里克的伯爵。他妻子葛蒂瓦是一位虔诚信教者。她多次向丈夫请求在
科汶特里市(Coventry)修建一座修道院，同时看到丈夫对市民赋予的苛捐杂税
慈悲心肠的她心理沉重提出减轻赋税。当然被丈夫拒绝。然而她丈夫拒绝的方法是说只要你脱光衣服骑马走遍这科汶特里市(Coventry)的市场,我就听你的。
他妻子葛蒂瓦夫人果然迅速如言行动,以长头发当作遮身蔽体物,全裸身体骑马
跑遍了整个市的市场。当地居民们深为葛蒂瓦的行为感动,感谢她为民请命之恩,
人们奔走相告,沿途所有居民都将门窗紧闭绝不外看。而其中唯有一个叫汤姆的裁
缝(或是肉贩子)悄悄地打开窗户偷看夫人地裸体姿态。
就是这个汤姆因为他忘恩负义行为,眼睛顿时就瞎了。
这就是英语的“Peeping Tom”的来源。
      在日本有一部分人被称为“现代出齿龟”。现代的出齿龟行为是指使用
“暗视镜”或“红外线”相机观察或偷拍野外性交现场的,投稿盈利行为。
在国外也许受到一部分人的原谅,但在中国可以说是千人所指,百人不饶
的不道德行为。现实生活中的窥视者被人为是一种思想龌龊,道德败坏、
不可救药的丢人行为,只是丢部人的脸而已。
      然而在文化上的“窥视症”,却到处招摇撞骗,他们迎合了一部分好奇者
的心理,和没有发泄偷视欲望者的病态,到处都有“几曾回首”“史海勾沉”
的爆料。他们没有想到这表面上看是丢了故人的脸,但在广泛的意义上说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丢中华民族的脸。
      这部分被称为“现代文化名人偷窥者”,无非是为了给文化人、名人找岔子，发现他们的“短处”、“阴暗面”为主要目的的盈利行为。他们出入于网络场地,利用信息情报手段,到处搜集名人、文化人的“隐私”，达到哗众取宠和盈利目的。像偷窥别人后院或者更衣室、女澡堂的猥琐
     “龅牙乌龟”那样，就是骨子里喜欢偷窥，万一翻博客翻出了隐私或者八卦，就兴奋异常。这种单纯的心理变态，需要小心隔离的。因为他们比日本的“龅牙乌龟”来还死缠烂打,令人不耻；比“窥视的汤姆”来还有幸灾乐祸，哗众取宠,有损人利己等阴暗心理。中国的“窥视症”文化在全世界都可能是最大规模的,危害也是极大的。
对于这种人是应该叫“打”的时候了，哪怕今年是他们的“本命年”(２００８鼠年)。,
只要“过街”(上网)就希望不要原谅。      前不久在北京和老朋友一起逛了趟天安门广场。除了在刚落成的国家大剧院前留了
一张影外,就一直和他聊天，谈起过去、讲到当前。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举办的倒时计显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拖着疲乏的腿，眼前看到的是无数的武警,遍地的便衣警察(有的看不出, 有的很明显)。没办法我们只好离开熙熙攘攘的地段,继续转悠到了天安门城楼对面的“纪念堂”前。
      看到这恢宏的建筑使我们浮想联翩:最近看了埃及文化展览,前段时间又看了马雅文明和印加文明文化展览,兴许由于这些通过展的文化片段留在记忆里的东西太多、映象太深的缘故吧,总有些一些“记忆与现实世界的重合”印象。看到天安门前的“纪念堂”使人想到中国现代伟人毛泽东∶他一生都在奋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死后却仍然“孤独”地在天安门广场与“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亿万来京的活人纠缠不清!

      中国是文明古国,几千年的传统。中华文明传统之一就是人死后一般应以“入土为安”。毛泽东作为一个时代的伟人,在生之年做为新中国的开国之“君王”,受到亿万人民的热忱地顶戴歌颂,几十年受到无以复加的顶礼膜拜为亿万人民心中“永垂不落的红太阳”!然而他死后几十年了却仍然“孤独寂寞” 地被实质性地作为展览品似的“陈列”在天安门广场的显眼地方。毛泽东作为一党之主席,在他之后经过了华国锋时代,胡耀邦时代,赵紫阳时代,江泽民时代又到胡锦涛时代,毛泽东的遗体至今还没有下土而受到“超度”，不能得到安宁!这确实是一个悲哀啊! 经过了五轮主席和总书记的替换, 为什么还不让开国的党主席死后“盖棺定论”呢?
      中国党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受到这样“残酷的对待”啊!
     毛泽东生前,为了“打天下”, 为了“坐江山”已经受尽了“妻离子散”之苦。 他最后一任妻子在他死后一个月的“尸骨未寒”之际被“收监”,“公审”,“判刑” 直至自杀身亡。与其原配夫人之子也仅仅有一个终身残疾之子留下一位孙子而已。然而作为毛泽东的劲敌和死对头的蒋将介石虽然老来“流落他乡”却是子孙繁衍。蒋的最后一位遗孀宋美龄能在蒋氏去世后，移居美国安心颐养天年活到一百多岁。命运是多么的不公允!而历史的现实又是多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中国人要到多少年后才能更冷静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上的人物?
      中华的子孙们什么时候才能对毛泽东、蒋介石等历史上的伟人给予客观冷静的评价,既不神秘化他们,也不妖魔化他们?
      有人说中国人什么时候对江清的认识清醒了,中国就什么时候可以算是成熟的国度了。
现在的中国人浮躁的多、动辄就会被卷入“愤青”的谩骂之中。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到现在心有余悸的人会抑制不住憎恶感，这也是常理常情。而当政者又会利用这些“愤青”的愚昧，害怕自己的政绩受到影响而惧怕“愤青”们的舆论!于是历史就在这不明不暗的、幽幽溟溟之中流驶!但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这么多年了,应该对当年的恩恩怨怨有一个了结。毛泽东自我评价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一是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一件大事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其目的就是很简单：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然而资本主义复辟岂能“防止”,资本主义在今天中国的国土上无限地“繁殖”! 不过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毛泽东的“先见之明”。任何朝代君王的晚期遗愿都会被后来的为政者背道而驰这是“中国式的逻辑”历史发展规律!秦始皇的遗愿也没有超过“二世”!
      后来的历史无不蹈这样的覆辙!
      认真地回想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去世的年代,人们生活在“当家作主”的信念下，在信仰上没有危机感，有的是对新生事物的追求,有的是对建设自己国家的信心。几十年来人们都过着清贫自律的穷日子,没有当时西方社会的奢华和“自由”,有的是物质上的落后和贫瘠,但是精神上是丰富和有余裕的。 再看今天这个金钱充斥一切,笑贫不笑娼,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个尔虞我诈、惟利是图，黑猫白猫抓得着耗子就是好猫的年代，在这样一个中国人不以中国人为荣的世代,这个靠写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赚钱的社会中,人们一心一意东奔西走为了赚钱哪还有什么这样理想那样主义?连几千年来的礼义廉耻都没有人搭理了还谈什么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国人难道还要“祖祖辈辈”将“文革” 的阴影植根于后代,让子孙后代将原始的愚昧传播下去吗?
      有这样一个传说是尼采生前曾经宣布说，上帝死了！可是这话传到上帝那儿。上帝会说，尼采才是真的死了呢。如果毛泽东上天有灵,他会象当年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地一样,面对亿万醉生梦死的 “人民”振臂一呼:“经过文革锻炼的亿万人”才是真正的“死了”啊!
      时间和空间可以消磨一切,当初看来是无可容忍的仇恨经过时间地荡涤应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时候！国人何时才能有“一壶浊酒喜相逢,多少天下事，都付笑谈中”的豁达大度,旷达胸怀?国人们起码应该有不谈虎变色地一谈到毛泽东就会变脸的余裕!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说沧桑巨变带来人们思想的转变。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变化,仍然不能将毛泽东作为一个“人”来看待。亿万人民只把毛泽东当做“圣人”看,没有还原他作为“人”的基础部分。一个死去的“人”的尸体还不能入土,还在人声鼎沸熙熙嚷嚷尘土飞扬的地面上幽灵一样地徘徊。和他一起生活过几十年的妻子,永远不能走到他的身边,这将是后人们无尽的悲哀!
      最近有一位叫桐生操的日本女作家写了一本《世界坏女人大全》。作者在其“现代恶女(坏女人)篇”中列举了四位坏女人的“标本”作为题材。
1,上世纪50年代的阿根廷总统夫人∶“为了权力可以出卖身体的--爱瓦·培龙”；
2,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江青女史(女士):“君临十亿人民头上的女皇帝”；
3,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罗马尼亚的埃莲娜·齐奥赛斯库:“集中一切权力的独裁者的妻子”
4,上世纪末的英国野心家皇妃:大谈“要是住在宫殿里就好了”的戴安娜。

    可见在世界上,世人都承認了中国提供的反面教材：对于江青的评价和政治性的定论。
中国人作践自己的同胞向世界展示自己身上伤口。外国人却在你的伤口上不断地撒盐啊!
然而要知道这毕竟是在政治上来看待历史人物的某一方面。作为人的一面应该毛泽东和江青共同生活、生儿育女几十年难道都不能在人们心中有一些回顾或留下一些正面的片段?
这使人想到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有“阴婚”的说法。 前一段时间在媒体看到有的人迷信到死后的世界。为了自己的独身死去的孩子在阴间不孤单, 不惜重金买女性的死人骨头埋在一起以表示成亲。一般平凡人都能在死后安宁的和自己的亲人相处,而生前那么多追随者的伟大领袖在长眠后却不能象常人那样“入土而安”!
我们再看老大哥的苏联,被称为“国母”的克鲁普斯卡娅，可谓女中豪杰。她与列宁相濡
以沫，一直陪伴着老公搞革命。她不仅是列宁的夫人，还是他的老战友，老布尔什维克，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待革命功成，她位列人民委员，其资历、声望都远远超过当时的斯大林，真可谓苏联国母也。 但好景不长，待得斯大林掌权之后，大砍革命老兄弟，将克鲁普斯卡娅幽禁起来，直至默默无闻的死掉。其境遇之惨，让后人不由得为她一叹。中国的毛泽东夫人江青,确实从延安时期与毛泽东虽然可不说“相濡以沫”但说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战斗确实不假!
      然而在毛泽东去世15年后,作为毛泽东的遗孀寡妇却死于自杀,难道这是毛泽东所情愿的吗?
      1991年6月4日，新华社电讯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据说她写在床单上的惟一的遗言是：“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你来了。” 不管是否真切，江青和毛泽东几十年在一起是铁打的实事。
      毛泽东和江青不是和普通人一样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吗?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永远的英雄而只有永远的死敌?为普通人毛泽东着想起码也应该给予适当的安置啊!当今的人们生活在这个“到处淫歌艳舞”、更有“串串肥水（賄賂）” 流入、全民炒股、官僚横行的社会里,还有谁再想到：将亿万人民拯救于“水深火热”之中“大救星”在生前是 “万歳、万歳、万万歳！”“万寿无疆”的,死后却被置放在“水冷冰寒”的纪念堂水晶棺里，永远和他死去的妻子不能 “团聚”,生前受尽崇拜,死后却无人过问?难道是他生前教育的人民只能有这样的 “阶级觉悟”吗?打破旧社会的风俗习惯连同几千年来的文明都被要打破吗?
      中国人啊,“逝者如斯夫”!还是行行好!让西去的毛泽东和他几十年的“伴侣”一同前往西天吧!

      阿门! 阿弥陀佛!
      愿真主保佑你!原创文章，严禁剽窃，欢迎转载，注明出处，并请告知。

1977年，锁闭10余年的高考终于恢复，全国570万有志青年怀揣惊喜冲向考场，次年春季和秋季，先后两拨人终圆大学梦，开始了改变命运的角力，他们共同的标志是77级、78级。30多年过后，他们已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 　　为官，他们或主政一方，或执掌部院，开始擘画国家的发展，引领民族的航向;从商，他们或投资设厂，或兴业兴产，推动着大中华的经济腾飞;为学，他们或著书立传，或开课授徒，传乘千年文明，开创时代新学。时代造就了他们，国家选择了他们。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李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李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的劲头，如饥似渴地“备战”。在劳动之余，他积极备考，起早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上大学。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李克强成为570万人中的一员，走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考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说录取比例是29：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于是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一般人实在难以理解他填报志愿的矛盾心理，李克强怎么了?高考志愿怎么能这么填?紧接着，是难熬的等待。20天、10天、5天……高考录取通知终于收到，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让李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 　　1977年底，李克强荣幸成为“七七级”的一员。 张艺谋，著名导演。著名导演。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在此之前，他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后又调进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张艺谋经过一番曲折的争取，被破格收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在回忆高考时张艺谋曾说：“没高考，没现在。”他回忆自己的高考时说：“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之后，1978年，机会来了，我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我带着一包煮熟的鸡蛋，从自己拍摄的一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跑到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其实，我当初想要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点儿说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只要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样。1982年，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这时候，我的人生才再次开始。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高考，很难说会有现在的一切。”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其主讲的“汉代人物风云”、“易中天品三国”系列首播即获热评。2007年，易中天以68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7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3位，引发广泛关注。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正担任中学老师。担心自己与学生同场考试的尴尬，他放弃了当年冬天的考试，1978年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小小无知]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