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星杯征文:遭遇解雇

遭遇解雇.

 

（海星杯征文/作者 雅骏）

 

解雇，老板不说lay off，婉转称作let go，被解雇的人说自己between jobs。雇主开具的雇佣纪录（Record of Employment）上，最说得过去的解雇原因是工作短缺。

 

来到加拿大的技术移民，找到合心的工作时，就是结束了编简历发简历衣冠楚楚东跑西颠的“找工作”状态时。谁不想像旧时女子一样嫁得好人家，在短时间内走向正轨汇入主流，对“单位”满意时能待多久就待多久，渡过青春又有子孙。

 

然而，加拿大是良性运转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它让你体验劳动力价值的丰厚，也让你体验被遗弃的无情。义和利不能兼得时，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当然要舍鱼而取熊掌。

 

我出身于中国北方上千人的市政工程设计院，来加拿大后迅速找到了对口工作，又神奇地遭到几次解雇。如果我的经验教训能有人借鉴，深感荣幸。

 

（一）第一份天赐姻缘般的工作，因误入世俗陷阱而无奈分手

 

我找到绘图员的工作，先松了一口气，又紧了一口气。经验能接轨的有限，除了原理相同，加拿大的技术标准通常做法，就和周围的西人一样，眼睛鼻子头发语言，和自己的没有共同本色。好在，物质的图纸和电脑系统里的虚拟文件，成千上万可以参考。我的工作，说简单了就是移花接木，或增大或减小各种尺寸，把旧的机器搞成新的机器。像习惯看黄头发蓝眼睛一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后，我慢慢找着了感觉。

 

习惯工作好办，习惯人可没那么容易。图画错了，能用oops命令后悔回来；得罪了别人，多少个oops也改变不了。

 

刚工作时，看周围的工程师技术员采购员们，工作时表面和气，工间小憩时说说笑笑。大学里崇洋的英语老师说的话萦绕我耳边：西方人少有小心眼儿，人间交往简单清静。

 

然而事后诸葛亮分析我第一次被解雇，正恰恰是因为卷入了人际关系的微妙纷争。我那时太像一个小小新娘，嫁到新家，不谙世事。

 

当时，以我浓厚的中国特色和学来的英语，大家的插科打诨只有听的份。和人欲言又止的尴尬，怕是所有把英语作为外语的人都遇到过的。

 

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主动对我问长问短，我自然要受宠若惊。

 

有一个年逾五旬的老头，职务好像与我差不多。不知是他天性热情，还是对东方文化感点儿兴趣，有时和我聊两句天。他自我介绍叫果尔德（Gord），我听成说成了“葫芦”（gourd），心想这名字怪。查公司的电话簿才知道，Gord 是Gordon的简称或昵称，就像称老张或小李子一样。

 

“葫芦” 果尔德信中草药，信针灸火罐风水。我对这些地道的中国文化虽然讲不出来个啥，但和老头谈得还投机，因为他也说他有工程学士学位，喜欢玩电脑之类的当代话题。

 

一天刚上班，果尔德就来到我的工作桌前，说昨天医生给他开了castor oil，效果很好。他问我castor oil算不算中药。我学来的科技英语里，castor是转椅的小脚轮，它的油能治病？正不敢妄言，座位离我不远的蒂娜（Tina）接茬说，她生孩子的时候也喝过castor oil。听话听音，我一下子想起这个词别的意思：蓖麻。原来是喝了点蓖麻油啊。我大彻大悟，笑说：“看来喝它都是为了摆脱什么东西。”

 

一个葫芦，一个蓖麻油，让我觉得奋起也直追不上。语言上的二把刀，没被别人侧目，还有人找我聊天，使我很觉幸运。

 

不得不说说这个蒂娜。她是我的组长。我奉承她长得像歌星席琳迪翁（Celin Dion），她淡然一笑；她过生日时，我和别人一起凑份子给她买了件漂亮的夹克。按照中国思维，应该她对我印象不错吧，可我总觉得她对我不咸不淡的。同事领导没人不说她好，而直觉告诉我，她很工于心计。要不然，她怎么能成为部门里最年轻的女组长。

 

果尔德也在她的组。一次午饭时，蒂娜和别人说起果尔德，把他贬得几乎一无是处，历数他画的图里的低级错误，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学位的。”我听得一知半解，只觉得蒂娜对果尔德印象不怎么地，而且她骂起人来也不太客气。

 

果尔德后来的一件事，让我对他也有了坏印象。

 

一天他和我聊家常，我说我丈夫尚在找工作。他说他有一个互联网上的小生意，今天晚上就有个碰头会，不知道我丈夫想不想去看看。我回家一说，丈夫将信将疑，打扮好去了。回来后，他一反常态，把领带狠狠地往床上一甩：“什么碰头会，根本就是个老鼠会！是传销！那个果尔德想让我做他的下线。咱们在中国时，听到这种传销受骗的故事还少吗？我不会去找这种工作！”

 

我以我们还没买电脑为理由，婉拒了果尔德的加盟邀请。隐约觉得，他和我的交往，也许从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

 

不久，果尔德拿着个大信封，来到我座位前，说他和一个中国朋友有个合伙小生意，有些中国字的阅读材料请我看看，如果我感兴趣更好。我打开一看，一如预感，是一些传销的宣传材料。看着那些鼓噪得天花乱坠的中国字，如果我年轻十岁，恐怕真会跃跃欲试了。

 

我对传销心存恐惧，没想到在加拿大也有人做这件事。果尔德平静地找机会撺掇我，不知这是文化差异，还是他本人的特点。

 

第二天，没等我去还信封，果尔德就兴冲冲地来找我：“文章说了些什么？你感兴趣吗？”我弯弯绕绕弯弯说：“大意我给你翻译写出了。以后如果还有些中文资料，我很愿意为你翻译。中文是我最好的语言。”言外之意：传销我就不掺和了。

 

果尔德走后，蒂娜走来小声对我说：“请你跟我去一下饭厅。”我狐疑地跟着，走到饭厅的走廊上，蒂娜就神秘地停下脚步，问我：“白提啊，你是不是在和果尔德一起做生意？”我说没有啊。心想，这又不是割尾巴的时间地点，你虽然是我的组长，但管这种个人私事，不太合适吧。蒂娜说：“你知道，果尔德非常着迷做他的生意，如果他对工作也那么着迷，就不会有那些愚蠢的错误了。他还经常邀请别人加入他的生意，他就是想赚这些人的钱，就像金字塔一样，你懂金字塔吧？”我警觉地点点头：“在中国时知道一些。”蒂娜接着说：“咱们公司的政策，是不断雇新人，也不断解雇人。只有在这里适应得好的人，才有可能待十年以上。我在这里十五年了，看过了太多来了又走了的人。原来坐在你座位的英格丽，工作时间不时上网，有一阵子图画得错误百出，大家都觉得她太着迷和果尔德的生意了。她的结果怎样，你能想像得到吧？”

 

听到这儿，我直冒冷汗：屁股还没坐热，被解雇可不是我愿意的。连说：“谢谢你的提醒 ，我会小心的。”不管是不是蒂娜吓唬我，看来是不能和果尔德太近乎了。

 

天下事却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意疏远果尔德没几天，他又找上门来，说这个周末附近农场可以摘苹果了，问我对摘苹果感不感兴趣，他可以开车带着我们一家去。只恨我那时像个城里人进乡，没见过苹果也可以摘得，又没有车。面对果尔德貌似不带功利性的邀请，看蒂娜不在附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竟答应了。

 

星期一一上班，果尔德来到我的桌前，问：“昨天你们过得愉快吗？”我说：“很愉快，谢谢你。”他又热情洋溢地说：“如果你觉得好玩，以后我再带你们去摘梨。”偷看蒂娜就在她的座位上，我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没准儿什么时候吧，十分感谢你。”似听见蒂娜的一声叹息。

 

果尔德也许是胸无城府又无大志的那种人，缺少鸡鸣狗盗的心眼，也不大会察言观色。他再没提加盟生意的事，依旧不时与我寒暄两句。我却因为蒂娜的话，对他心存芥蒂，对蒂娜也颇觉别扭。

 

蒂娜作为组长，比别人忙得多，也许并不在意我怎样，但我那时确定，我给她留下的印象恐怕不会太好了。后来，我被调到另外一个更小的组，不在蒂娜的领导之下了，又松了一口气。

 

新的组长约翰，在公司里也有些年头了。他自称是公司的日志和字典。约翰是个老单身，大概也五十多岁。他的位置太特殊了，经常不打招呼就不来上班，去参加各种体育运动或看球赛。敢于这样做而不被解雇的，恐怕得真有两下子才行。他各种公式尺寸张口就来，引经据典的不到三秒钟就能找到。他给我的既无私又宝贵的帮助，在他眼里可能就是洒洒水，根本不会动摇他的技术大哥大位置。

 

有一次他“旷工”后来上班，我正等着问他问题，他说对不起，他又play hooky（逃学）了。这回，我没像上次一样听成他去打冰球（play hockey）了，说：“没关系，我有时也想逃学呢。”我跟约翰学会了技术和劳动人民英语，干活很愉快，心想就这样在公司里混下去也好。

 

圣诞节临近，公司在做些大小变动。先是一个倔烘烘的老工程师消失了，然后几个人调整了座位，后来，领导说我的组太小，连组长带组员，统统又被合并进了蒂娜的组。上上下下有些人心浮动。我扎根尚浅，不了解其中机密，只觉得好好干活，不惹是生非，谁能拿我怎样。

 

约翰好像是那种谁也不尿的人。由组长改做组员，不改诲人不倦的习惯。有一次，他经过我的计算机屏幕，说我画的螺旋叶片实在太遭了，主动提议：“走，我带你到车间看看去。”

 

我和约翰从车间一起回来，画好了图，交给蒂娜。她意味深长地说：“你图上的螺旋叶片好像画得不够准确，你刚才不是和约翰去看过了吗？”.

 

我意识到自己的愚昧，但要说需要打腹稿的英语，书呆子出身的我嗫嗫地没能把话说圆。可能这件小事引发了下面的大事。

 

过了几天的星期五下午，我被叫到人事部，部长丹尼平静地说：“公司最近作些人员调整，这是一封我们给你的信，请看一下。”我在通篇英文里，居然准确地索定了terminate这个词。如我的不良预感，发生的终究发生了：我和公司的关系要terminate了。就是说，公司正式解雇了我。

 

回到办公室已是工间休息，我竟然还像往常一样，和同事们一起去了饭厅。恍惚中听别人讲，果尔德正在到处找大纸箱子装东西，他今天被踢出局了（kicked off）。我一激灵，怪不得前几天大小头目开了一上午的会。看来，我和果尔德都是蒂娜眼中的异己分子。否则，我又没给别的领导留过什么印象，能提名同时解雇我俩人的，不是蒂娜又能有谁。我苦笑说，我也中弹了。

 

朱莲娜是个经过多次解雇的热心人，也在蒂娜的组里。她听我说这话，没有惊讶的表情，先头头是道地告诉我怎样去申请失业保险金，然后开车把我送回家。临别时，朱莲娜话里有话地说：“我没看出你画的图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在公司待久了，就会明白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了。可是看在钱的份上，我现在还不想离开。”一番话更证实了我的猜测：三个人以上的地方，就有政治。

 

不得不提的是，两年以后，我在家庭医生的候诊室里，遇见了蒂娜的顶头上司斯蒂夫。嘘寒问暖打听大家依旧安然时，斯蒂夫说，约翰因为没有得到组长的位置，离开了待了十六年的公司。我揣摩，那个貌似席琳迪翁的女人，果然厉害。

 

星期一，拿着雇佣纪录，我来到了政府人力资源发展部HRDC（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ada），也算是故地重游。刚落地加拿大时，在这里申请“身份证”SIN 卡；找工作时，在这里发简历、听讲座，看书看报。那是多么充满希望的时候啊。现在，也来不及沮丧，因为在这里申请到了失业金（EI），会有些降落伞似的收入，使经济状况不至于一败涂地。

 

我站在申请失业金的长长队伍里，一边想，圣诞节前大批人被解雇，对老板来说可以少付一大笔带薪休假津贴，而对被解雇的人来说，这个节日怎么会过得好。马克思怎么说的：资本，渗透着鲜血。

 

突然，一个打扮成圣诞老人的工作人员从侧门进来，边摇着铃铛，边唱着祝你圣诞快乐，同时往大家手上塞“糖拐杖”（candy cane）。人群被这节日气氛感染，大家纷纷鼓掌。当我接到“糖拐杖”时，圣诞老人说：“再拿几块回去给孩子吧。”他怎么会知道我有孩子？我的眼泪竟刷地掉了下来。

 

我又蓦地明白了，加拿大人的整体素质，为什么这样善良谦和，自尊尊人，不紧不慢，少有骁勇。因为弱势力有人关心，阶级矛盾还没形成，就被表面的小恩小惠化解了。

 

我暗下决心，一定在短时间内再找到工作，不做失业保险金的寄生虫。

 

想做寄生虫也只有半年可做，半年后按规定政府的失业保险金发完，不去工作生存就有问题了。

 

（二）一夜情般的第二份工作，还是没摆脱书呆子气

 

好在，我不久就找到了新工作。这个公司更大，来自五洲四海的人，以族裔语言分成一伙一伙的，圈内圈外看似相安无事，又似不太搭界。

 

工作不久的一天上午，正逢2008年奥运会举办国投票表决的关键时刻。我紧张地听着邻座玛丽的收音机。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成为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主办国。我听着收音机里炎黄子孙的欢呼，激动得握住玛丽的手，语无伦次地说：“我的北京赢了！谢谢你和我分享你的收音机！”玛丽像对待其他新闻一样，热情而冷静地说：“祝贺你，祝贺你。”爱国的我多希望有人分享这一振奋时刻啊，找到唯一的同胞，来自香港的陈小姐。万分不解的是，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好啊，祝贺你。”再和我的领导说北京赢了，他也先祝贺我，再忧心忡忡地说：“多伦多输了，咱们公司会直接间接少很多订单的。”

 

原来，大家关心的焦点不一样。我的祖国走向强大，我扬眉吐气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我赖以生存的公司正可能受到威胁。

 

这件事使我觉得，要适应多元意识形态的加拿大特色公司，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从南斯拉夫女人丽莎那里知道，我有一个前任，也是中国女人，叫爱丽丝张，随着谋得高就的丈夫去了美国。工间聊天，丽莎竟对我说：“我能听懂你的英语，可为什么时常听不懂爱丽丝说的话？”寄到公司里给爱丽丝的信，居然也发到我手上。感觉里，别人经常拿我和爱丽丝相比较。

 

领导名叫“罗马人”（Roman），其实是波兰人，英语以假乱真。他自嘲说他二十年前刚来加拿大时，听不懂别人的话，只会微笑。我戏说我听别人说话时也爱微笑，好在我能懂一半的意思。

 

多年媳妇熬成婆，领导像对待当年的他自己一样，和我强调，技术上不懂的东西，不要自己抗争，多问些愚蠢的问题，你就变聪明了。爱丽丝工作很努力，就是太安静了。

 

这个公司用新的软件，我一头雾水。人真正感觉危险时，不会大呼小叫，我对软件没找到感觉时，也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而且，我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把旧的经验错误地用到了新形势上，处处小心人际关系网。其实，我似乎哪个网也掺合不进不去。印度人，南斯拉夫人，英国人，和每个小团体在一起都如坐针毡不知说什么，香港女人对我也若即若离没啥共同语言。我只好多抬头看计算机钻研软件，少侧头与人搭讪交流。心想我被人认可还需假以时日。

 

对中国前任的印象先入为主，在领导眼里我可能也渐渐成了安静的人。有一次，他看到我计算机屏幕上几个星期前的图，说了一句：“你还在为这个零件头疼呢？”我觉出了他的不满，急忙问了我力所能及想出的问题。可是，恐怕已经晚了。

 

几天后，大家在大楼外面烧烤聚餐。我和一个印度女孩聊得很好，心情愉快地想，我快要真正进入这个公司了。见“罗马人”向我走来，高调地打了个招呼。他却不冷不热地说：“白提，请你跟我回大楼，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随他来到办公室，见到了那张熟悉的纸：雇用纪录，我知道，大限又来了。“罗马人”惋惜地说：“白提啊，我跟你工作面谈的时候，觉得你是个外向的人，你的工作经验和英语都似乎没有障碍，但我更希望找一个能和我有效沟通的人。”

 

拿着雇用纪录，我灰溜溜地匆匆打包。离开大楼外喧闹的人群之前，想了一下：可能“罗马人”再不会雇中国员工了。

 

（三）花好时来到CE公司，花落去时，我已有了家

 

几年过去，新移民状态时的艰难狼狈，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一个老移民曾说，这么多年走过来，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如今，摔破的伤疤痕迹尚存。好在，跟头使我越摔越成人。

 

第三个公司，终于使我有了家的感觉。

 

我来CE工程公司时，她正处鼎盛时期，固定人员二十几人，天天人来人往，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曾为难于大公司里的人情世故，投了小庙，才感人际之间还有家庭般美好的一面。

 

我在CE的四年期间，买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汽车；生了小女儿；在这个小城买了房子；成了加拿大公民；资助父母探亲数次；我夫妻二人担保公婆成为了加国永久居民。每一阶段都伴随着老板和同事的祝贺评说。工作和处世，一同由磕磕绊绊走向日臻成熟。

 

好日子终于来了，对我这样资质平平勤奋不够的人，该有的算都有了，真是老天的格外厚爱。

 

几年河东几年河西。从去年起， CE开始走向衰落，而且竟与中国经济的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老板大卫，原是全球集团公司LW加拿大分部的工程师，不到四十岁独立创业，和妻子与几个朋友一起组建了CE，自己揽活，同时与LW藕断丝连，承包LW接手大工程下的一些项目。近年LW在中国异军突起，设立了几个分部。中国当地的工程，开始由LW加拿大分部设计，我曾有幸参与了好几个中国工程的小项目。后来，聪明的中国人学会了所谓国际运作，加上物美价廉的劳动力，使得一块蛋糕上，中国分部的合同越多，加拿大分部得到的就越少。

 

大船日渐萎缩，我公司这条小船也不能幸免。雇员纷纷或跳槽或被解雇，大有树倒猢狲散的阵势。我只想着小车不倒只管推，我的家人们都很稳定，公司所剩无几的人都很好，实在不想再做他人妇。

 

蓦然环顾左右，公司里只剩下了大老板大卫，老板娘莎珑，老板儿子瑞安，二老板迈克，还有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流动人员。正儿八经的八小时长工，竟除了我就没别人了。

 

我等到了最后的午餐。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三点，我的直接领导迈克不在，大卫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听到了久违的四个词：给你的坏消息。我没有大喜大悲，只是感激老板把我留了这么久。大卫心有愧疚似地说CE现在状况不好，实在对不起。个人物品下星期一再来慢慢整理吧。

 

下个星期一，我去公司本想接着整理四年多的公私文件，迈克一见我就招呼我过去。坐在他对面，我们有了如下对话：

 

迈克：CE的这几年，你也一直看着，每况愈下，雇员一个个都走了。我和大卫很感谢你的忠诚。我的经验是工程行业总是有起有落，但咱们公司这么长时间的低谷，是我三十年不曾见过的。

 

白提：前几天咱们不刚接手一个工程吗？我还以为这个项目刚刚开始，以后还要做很多事情的。

 

迈克：不尽然啊。那个活，合同里早就写明，剩下的不用我们操心了。咱们投标过一个渥太华的锅炉房，今年就指望它来起死回生的，非常不幸没有中标。大卫曾经说过要解雇你，我说再等等渥太华工程吧，这下没指望了。我是不希望把你放走的，可大卫是大老板。尽管他也很无奈。

 

白提：我明白了，公司实在养不起我了。如果马尔克不跳槽，他可能也被解雇了。

 

迈克：他工资比你高，肯定比你解雇得还早呢。说我自己吧，我和公司之间是和你不一样的合约，大卫按小时付钱给我。我上个星期只有一小时的工钱。六月份整个月我才有十二小时的工资。

 

白提：真的？那我似乎比你还好点儿。我每星期四十小时的薪水是固定的。好啊，我正有机会能放松一阵子。如果几个月内公司能有好转，我愿意再回来服务。

 

迈克：那当然那当然。一旦好转，第一个召回的就是你。

 

白提：几个月以后，为了生存我就要找新雇主了。我不介意认识新的人和工作，但恐怕要长时间和咱们CE比较。

 

迈克：是啊，你在这里一直干得很好，适应得快，对人也友善，每个人都喜欢你。

 

白提：我对工作很自信，但是也没剩下几个人喜欢我了。我很怀念2001年的时候，工程多得都数不过来。

 

迈克：可不。现在连每星期来一次打扫卫生的都辞了。时代不同了。

 

白提：我也注意到，现在咱们的照明灯都只开一半。其实去年，只剩下我一个真正的雇员时，我也想过跳槽，但我在这个城市买了房子，孩子在这里上学，有很多朋友，我不想让她重新适应。我也想过主动请求被解雇，但这好像不合惯例。对于今天，我心里是有准备的。以后既使我回不来了，我也不打算在很远的地方找工。另外，迈克，你能不能给我写份引荐信？

 

迈克：那当然能。对了，你还要在公司里再待两个星期。

 

白提：多待两星期？这倒是我的经验里没有的。以前被解雇，都是老板告诉我之后，我收拾一下就说再见了。

 

迈克：这不是CE的做法。这两星期，除了不多的工作，你也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如果这期间咱们能来什么活儿，你就得救了。

 

白提：那可会是一个奇迹。我希望奇迹发生。

 

然后，我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先把收拾物质的图纸，再整理电脑里的图纸数据报表。四年的文件积累如山，幸亏还有两周，免得仓皇逃窜的重蹈覆辙。

 

把私人的东西或转移到hotmail邮箱里，或装到背包里。一天天老鼠搬家一样转移阵地。和大家还是互道早安互道祝你一天愉快，也和莎珑说点儿家常里短的话。我边整理文件边反思：这回被解雇，除了养不起我，会不会还有其他原因呢？比如前几天一个数据库的设计，按我的理解能力弄好后，迈克很高兴，而大卫好像流露出一丝不满；前一阵子撰写公司的绘图与数据设计标准时，我把这几年学的和自己体会的伎俩全盘托出，老板儿子瑞安拿着我写的东西天天研究鼓捣。是不是也意味着，猫教给了老虎一切本领，老虎就可以吃掉猫了？还有，我从来不喝莎珑煮的咖啡？……希望这些都是邻人偷斧的瞎琢磨。

 

整理出工时表，记载着我来公司第一天起的工作小时。从穿梭于大小不同工程，还可以中午加班，到编写内部技术标准，到一星期四十小时的窝工（overhead），也是公司兴衰的见证。我把它收藏为己有。

 

到了最后一个星期四，奇迹没有发生。下班前莎珑突然对我说：“白提，明天别带午饭，我准备点吃的，咱们在办公室聚一次。”我惊讶，感动地说：“我喜欢牛肉汉堡。”

 

星期五中午，几个人围在大桌前吃吃喝喝。我吃着汉堡，说着今后打算，听着黄色笑话。莎珑对我说：“别让他们说的肮脏玩笑跟着你走。”我说：“不幸的是我已经带到心里了。”如果说商人重利轻别离，老板一家真的不能算是好商人。

 

这几年，我找到了与人交往的“居委会大娘”路线，事实证明，没走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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