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工作着的公司中人
(海星杯征文/作者 雅骏)
带着一身技能来加拿大的中国移民,十有八九,把找到技术工作视为“生涯”career,而不是“活儿”job。体面的工作不仅能养活一家人,更是对自己在加拿大立足的肯定。
有了生涯,就开始自我融入主流了。这不仅是工作上的适应,也不仅是语言的渐渐提高,更是人际关系,社会文化的融入。当他们讨论房屋贷款利率,汽油和天然气价格时,当他们把加班的半个小时写进工时表,抱怨一百元的奖金也要上税时,当他们圣诞节往家里搬圣诞树,夏日花两个星期的带薪休假去几百公里外的小木屋烧烤时;我相信他们已经表面主流了。尽管就像他们眼中的印度同事还是印度人一样,他们自己也是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人。
我熟知几个“主流”公司里中国技术人员的故事。平凡而典型,有的振奋有的悲哀。但愿我能写清他们尚在继续的酸甜苦辣。
1.温迪赵:梅花香自苦寒来
温迪使我对这句励志成语有了新的理解。苦寒不能低于冰点,不能时间过长,而你也真是朵梅花才行。
温迪曾是当地的高考状元。在中国最高学历是土木工程硕士,最高职务做过总工程师。2000年,温迪和她同是硕士同样事业辉煌的丈夫,带着刚上学的孩子,移民加拿大从零开始。
丈夫打工,温迪上学。她曾单独回过国,专门去“新东方”学习应试托福技巧。回加拿大后,在那所杀人不眨眼的T大,凭毅力和聪颖过关斩将,终于拿到了沉甸甸的土木硕士学位证书。
学成之前的苦日子,不知有谁没经历过;而学成之后,简历一出,就有了一个工程公司的面谈,这可是不常见的。有点像《别了温哥华》里的童话色彩,凭一纸毕业论文,某贵人就死缠着要雇用你。
全家搬往她工作的小城。像多少人盼望的,撕开乌云见太阳,一眨眼换了天地。
工作上,公式原理是全世界相通的。计算荷载,钢混配比,这些都没得说。但在土木工程领域,有很多常规技术做法,不是智力竞赛,是多年的本地经验使然。不在庐山里,永远看热闹。中国的总工经验大部分用不上,这使温迪不耻下问重做小学生,自不必说。
在大部分是土生土长的人的公司里,温迪和同事聊的是,我擅长于做这个设计,我曾经毕业于哪所大学,像是不久前的面试语言。
温迪更爱和几个移民同事打交道。她津津乐道找工作的幸运,房租的多少,读书的艰苦,孩子的牛奶金。她感兴趣的这些,似乎离别人距离也远,但也唤起了老移民尘封的回忆。
工作不久,老板请本部门的雇员到家中聚餐。温迪觉得,和人还不熟就到人家家里吃喝,不合适。还说她已经飞得很高了,不用为向上爬巴结老板。她放弃了这个难得的了解老板推销自己的机会。好在,以后机会还有。
慢慢来吧,最难的时候都过去了。
难的是她丈夫老李,是为难于做什么。老李几次回国做生意,也许是人脉已尽,也许是机会未到,最终没有成为空中飞人,又回到了加拿大小城。最近在家具厂里打工,人也健壮,心也佯装安详。
说起儿子,温迪自豪里伴随着叹气。她说这几年自顾不暇了,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儿子十二岁,当然是爱学习的,但没有名次可以数字化,不知他到底好到哪去。他的房间乱得没法进人,磨磨蹭蹭,丢东忘西,爱出风头,能把同学说哭了。没在应试教育体系里,人格更要强调。和父母一起慢慢成长吧。
可能还要适应些零上几度的小寒,这朵梅花才能更加香美吧。希望温迪一家过得从容温馨。
曾为人上人,又吃过苦中苦。在加拿大五年半,温迪算是熬出来了,愿那些众多的非高考状元们,也慢慢熬将出来。
2.笨鸡刘:就没在“支流”里待过
和温迪一样,刘先生也从小就是牛奶上的那层奶油。
刘先生的英文名字用了“本杰明”的简写Benji,按汉语拼音的念法恰是笨鸡。
笨鸡可不笨,他15岁就上了中国的一流大学,是老牌的少年大学生。中国老百姓连彩电还不普及的时候,他就用上了计算机。在“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观念下长大,他一直认定自己是最好的。
老天爷造人很平衡,某方面超强,某方面就弱些。
毕业后笨鸡出了国,在英国读了硕士,博士;又奔往加拿大。学习,身份,找工作,一切不太坎坷。岁月荏苒年过不惑,仍然一个人孤独而高傲地奋斗着。
笨鸡在很多公司里工作过,从技术员,到设计师,到职业结构工程师,没有人怀疑他的计算精度和速度,他的计算书曾是公司里的范例。老板评价他:不和人合作时,他比计算机还让人信任。
和人合作时,少年得志的他,跳级时不幸也跳过了这一课。可能在他心灵最需要鸡汤的年纪,少有人告诉他,什么是谨慎,什么是宽厚,什么是平常心。
自恃清高的笨鸡,用他流利的英语,得罪了不少同事。他认为一切都是别人的不好。渐渐的,外人眼里他有些心理失衡。
笨鸡找到新工作,从阿尔伯塔省跳槽到了安大略省。他说,他公司里的人想联合起来害他,他还是躲得远点吧。
笨鸡在安省没有朋友。既没有指路明灯,也没有人敢建议他看看医生,他只好任其心理小恙发展着。
新工作的“蜜月期”过去,他开始注意起周围人的细节。寒暄声,咳嗽声,翻书声,甚至键盘的敲击,都使他觉得受到干扰。他用汉语说脏话,用英语骂“狗娘养的”。开始,大家还以为他遇到了设计计算上的阻碍,直到有一次,一个女绘图员来问他,按他的计算结果,配三根钢筋,没问题吧?他竟大喊大叫:“我的计算从来没错过!这就是我的职务高的原因。这个问题太愚蠢了!”女孩被噎得目瞪口呆。
后来有心人注意到,有人咳嗽,笨鸡就骂街;有人大声说笑,笨鸡就指桑骂槐地说“谁像个婊子似的吼叫”。
终于,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给领导写了邮件,都说受到了本杰明的伤害。
从不解雇人的这家工程公司,以违反公司条例,难与人相处解雇了他。老板安慰被他伤害过的人说:“我看不出他在计算设计上的任何瑕疵。只可惜,他的职务不是光有计算技能就行的。”
很快,笨鸡在同一个城市又找到了结构工程师的工作。他最近的消息是回了趟国,找了个教英语的女朋友,比他小十几岁。
但愿,笨鸡的一切能从此好起来。
3.彼德曹:在各大小公司间游走
曹先生也有着多次被解雇的经历。好在,他有老婆。
我刚认识彼德,就觉得他没有孩子。很多人有了孩子,才补上英语儿歌这一课。
“Peter, Peter, pumpkin eater;
Had a wife, couldn’t keep her;
He put her in a pumpkin shell;
There he kept her very well.”
如果知道这首儿歌,他可能就不会起名叫彼德了。
彼德肯定是个好学生。三十年前,中国式好学生的标准,是不搞小动作,不接老师下茬,作业整齐,答案标准。加拿大的中国技术移民中,又有几个不是当年的好学生的。
彼德说,他的管道工程师职业,一直使用ISO2002 标准,和国际是一直接着轨的。来加拿大之前,他认定在以石油行业为经济支柱,大小输油管道阡陌纵横的阿尔伯塔省,肯定会有一席之地。和妻子落地在卡尔加利,连免费英语班LINC都没上过,就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在一个小有名气的工程公司里做管道设计师,合同六个月。
可惜,好学生不一定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彼德在中国时,就是干活多,说话少。
改说英语了,言多语失,话就更少。
彼德爱说书面语言,专业术语没有说错写错的,而“日常用语” 却需要补课。他有时对老板“你今天好吗”的问候竟慌里慌张不知如何作答。别人对他的评价是,他害羞,安静得听得见他的思想。
合同结束后彼德下岗,由于他与猎头公司发生合同,猎头公司很快又为他找了一家多伦多的公司。由加西跳到加东,继续被猎头公司盘剥着。
第二次合同到期,下岗之前亲眼见到自己的后任,这使他有所触动。
在又一个新公司里,彼德开始主动与人聊天。偶尔问出国旅游回来的人:“那个国家的商品价格贵吗?”
公司聚餐,彼德指着切成片的奶酪问:“这是什么?”除此之外,静静地听着大家的打情骂俏,随之微笑着或大笑着。可能他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怎么说。
住在世家堡的华人社区里,彼德的胃口用不着出国。
他也曾追问过同事:“怎么拼写lasagne”,只会讲英语的人也直挠头。
圣诞节前,大家一起打扮办公室,为即将到来的吃吃喝喝做准备,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干,他说:“我从来没有打扮过圣诞树,愿意向你们学习。”
合同是死的,人是活的。在ECO公司有六个月合同,他待了一年。
在下一个合同公司里工作时,彼德打过电话给ECO的老板,说ECO是他见到的最有人情味的。自己现在的公司又快不行了,问ECO有没有新的机会给他。
我想,彼德经常做合同工,表面上跟加拿大经济环境,各公司雇用惯例有关,更可能的,是没有机会和公司里的人互相建立起感情。老板眼里,他是干活的人。他眼里,工作是获取技术经验养家糊口的手段。
彼德来加拿大三年,现在还在别人的房子里做房客。他喜爱大城市里的热闹和机会,不在意居住的拥挤和上下班的驾车辛苦。他妻子艾琳,英语正在发展,在面包厂做工,很稳定也很满足。二人曾参加过几次彼德公司的圣诞宴会,这是艾琳和中国工友说起来一直自豪的。
不管怎么说,彼德一直身在主流里工作,心也在力图接触本民族以外的文化。也许有了孩子后,他的生活会多彩些。当孩子生病看医生时,和老师开家长会时,帮孩子卖巧克力时,不会推销自己也要会说话,想不接触社会也办不到了。
我坚信,那时的彼德会比现在的二人世界更好。
4.孙查理:我就是姓太阳的那个查理
这几人中,目前混得最好的就是他了。
查理没有令人窒息的高学历,在中国国有企业里做过工程的项目经理。能做项目经理的,需要顾及周全,要协调各专业的设计,也管预算和选用供货商的杂事。书呆子一般是干不了的。
查理一家来加拿大后,他连家里的碗都没刷过,只做过自控工程师的工作。面谈时雇主没用加拿大经验搪塞他,因为他很会用中国水平的英语和人交流。
查理也经过初级阶段的艰难。在他工作的小城,买车是当务之急。他考了几次G2驾照未果,多处问询,只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和G1驾照的他和没有驾照的他妻子做生意,保额比正常高出数倍。他戏称他的车比劳斯莱斯还要珍贵。
难归难,没有生存压力,个人的事业生涯也接上线头了,这使一家人充满希望。
查理愿意并且善于与人交往。他姓孙,英语正好是太阳。刚到工作岗位,他逢人这样介绍自己:“Forget my English name, please call my Chinese last name, Sun. Sun from the sky, not the little son.”
查理懂事,但不圆滑。他和大家分享老婆做的日式寿司,对犹犹豫豫的本地人说:“吃吧,里面没有‘炭疽粉末’。” 圣诞节前,他给每个同事送了一张圣诞卡,上面用中文写着“圣诞快乐”,再用英文文写着:“我的书法很不好,别以为中国字都是这样写的。”
善解人意的查理,把从中国带来的“捶捶乐”借给同事用,说这对背痛很有好处。吃午饭时,他把女主管的饭盒藏起来,告诉她:“你的饭盒飞走了。”女主管笑着说:“我恨死你了。”
查理对工作和人熟了,也有一些小抱怨:“在加拿大人生地不熟,开公司容易,有客户难。给人打工,我每小时只拿三十块钱,老板却能拿一百多块,合法的剥削啊。”
有人剥削就不错了,又是这样报酬丰厚的剥削。
查理的妻子梅姐却一时无缘被剥削。有限的英语制约了梅姐的日常生活和事业。在小城,梅姐竟做了很久的“无照族”, 而不知道驾照笔试还有中文版。夫妻分工明确各管一摊,梅姐不工作,查理不做饭。
这也是一种家庭运作方式吧,只要夫妻语言相通,心态平衡。
在这个小城工作生活了一年半,查理一家买了一所带游泳池的房子。
对信用良好的他来说,贷款不成问题,令查理头疼的,是房子本身。
买了房子后的四个月,还不到游泳的季节,查理想攀高枝了。他在网上得知,加拿大通用电气公司GE正在安省中部的袖珍小城招兵买马。他认为这是个超难得的机会。传说,那个小城的GE公司,只有有人退休了才能腾出职位空缺。小城很多家子孙三代人,生是GE的人,死是GE的鬼。
查理申请了GE对口职位,又得到了难得的面谈的机会,双向选择成功了。
经过各种内心斗争,查理决定举家迁往那个小小城。房子不能随人走,他觉得找房产公司卖要花一大笔钱,决定私售。梅姐天天坐守空房,电话留的是查理中部小城的号码,如果有感兴趣的人,查理再预约好了,让梅姐带他们看房子。
“我一方面要适应新工作,一方面要遥控卖房子,还要管刚搬来的女儿上学放学吃饭起居,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忙过。”
好在女儿吃查理做的饭没多久,房子卖出了,损失的钱比预计少些。
又是几年过去,查理在袖珍小城以同样价格买了大得多的房子,房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山谷。
最后一次知道查理的消息,是他考取了安省职业工程师执照,名片上当之无愧印出了“披恩阁”(P.Eng.)。他自己说,他目前仍是手脚干净的打工仔。
“工程师头衔名虽好听,责任也重大,下了班还要把工作带回家。这几年我的头发都快掉光了。付出的心血和拿到的薪水不成正比。我真怀念有人为我把关的那些日子。现在最想的,是老婆能把书念下来,孩子暑假时全家能去欧洲玩一趟。当然,前提是我能攒够那么多的假期。”
梅姐正在读会计证书。女儿已经上了高中。夫妻双双都拿到了全牌驾照G。
樵夫盼望砍柴的金刀和躺着吃白薯的舒适,高出不胜寒的人物说只要快乐不要钱。每个人都有能够得着的梦想,每个人也都有不同阶段的烦恼。
以上这些真人,还有着现在进行时的真事。我相信不少人都能找到他们影子。生存艰难期越过去的人不少见,但有了发展苗头的人,我只见到过查理。
一块好钢,安到摩天大楼上,或安到地下室里,都会作成栋梁。愿来自中国的,来自全世界的劳动者,越来越多地成为加拿大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