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我为毛泽东辩护

我为毛泽东辩护

－写给文革四十年

作者：郭知熠

从一九六六年文革的发动到如今已经四十年了。文革的发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的灾难，很多正直以及无辜的人们在这场灾难中丧身。当然，毛泽东作为这场灾难的发动者，他对这场灾难是负有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的。

看到很多人最近在文革发动四十年之际所写的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文章，郭知熠先生决定写这一篇文章，题目就取为《我为毛泽东辩护》。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味道。

郭知熠深知，很多人都非常痛恨毛泽东，特别是我们这批“流浪”到国外的人们。读者诸君，笔者相信你对这个问题已有成见。但是，如果你不是过于固执的话，不妨听听郭知熠的见解。即使你想要反驳，也至少要搞清楚这个所谓的郭知熠先生究竟说了一些什么。

其实，在郭知熠看来，文革的发动除了毛泽东的责任外，中国当时的其它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在内也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有如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自然是他们在建国前以及建国后对毛泽东的吹捧，“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是刘少奇所提出来的，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造成了后来的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另一个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刘少奇将毛泽东“逼上梁山”。

在所有已知的关于文革以及毛泽东的评论中，都没有考察这个将毛泽东“逼上梁山”的说法，或者说还没有人提出这个说法。郭知熠在这里郑重地提出这个观点，希望对历史有兴趣的人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个观点无疑开启了对毛泽东评价的一扇新的大门。

为什么郭知熠说文革的发动是毛泽东被刘少奇“逼上梁山”呢？

在犯下了“大跃进”的错误后，毛泽东主动地退居“第二线”，让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笔者以为，毛泽东是准备让刘少奇接班的。甚至有人说毛泽东的第一接班人候选人是刘少奇，而第二接班人候选人是邓小平。笔者也认为是完全可能的。

正是因为这种考虑，毛泽东对于刘少奇是没有任何防备的，至少是没有太多的防备的。刘少奇利用这个机会，在党内将自己的亲信安插进来（郭知熠只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考察，而不管这种安插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有益处），使得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一点点缩小，这最后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当毛泽东警觉到自己的权力已经缩小的时候，其实毛泽东已经来不及了。毛泽东不可能使用任何党内的已有的形式夺回这些权力，毛泽东不可能使用选举的形式将这批人打倒。如果毛泽东这样做，其结果将是他自己被清除。这个危险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毛泽东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听任权力被完全剥夺，他自己走下中国政治的舞台；第二条路是通过非常手段将刘少奇及其“党羽”赶下台。显然，毛泽东走了第二条路。

为什么说毛泽东是被“逼上梁山”的呢？因为第一条路毛泽东是从来没有想过要走的，也没有人会愿意走第一条路。郭知熠给你这样一个设想，如果是你，你会心甘情愿地走第一条路吗？你会听任权力被别人完全剥夺吗？所以，如果是你，你也不会心甘情愿地走第一条路的。但也许你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因为你心好，而是因为你没有毛泽东的胆量，或者因为你没有毛泽东的机谋。

以非常的形式夺取失去的权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想到的。这是极端需要智慧的一个举动。这个举动要能迷惑对手，使得他们只有招架之功，而毫无还手之力。这个举动还需要发动群众，使得所有的人都疯狂起来。这些毛泽东都做到了。全国上下一片疯狂，刘少奇至死都搞不明白为什么国家的宪法无法保护一个堂堂国家主席的公民权利。

你怎么知道你一定能够使得全国人民疯狂？这是与毛泽东非凡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中国人传统的本性的了解分不开的。中国人是情感动物，天生没有多少理性。所以，毛泽东能够顺利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与中国人的缺乏理性也是分不开的。

整个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夺权的斗争。毛泽东其实对这个问题直言不讳。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所高喊的口号就是“夺权”。只是红卫兵们以为他们夺过权力后自己可以享用，但不知毛泽东是为了自己夺权。这也是几乎所有的红卫兵们痛恨毛泽东的原因所在。

所以，郭知熠先生最后作一个总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迫不得已的。他是被刘少奇 “逼上梁山”的。至于再后面的结论，就请读者诸君自己作吧。

写于 2006 年 5 月 1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