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位老太太叫艾丽,80多岁了,思想活跃,行动灵敏,说话风趣,受过良好的教育,相信科学。
新冠爆发之后,她遵照CDC的指示,勤洗手、戴口罩、少去公共场合。然而,只要是人,总会犯错误,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判断错误,或者仅仅是因为没有做到intherightplaceattherighttime(天时地利),就会染上疾病。
艾丽退休前是职业妇女,善于理财,到了退休的时候,名下有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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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那天,一个公众号发了一篇有关老上海的文章。作者曾经居住在杨树浦一条四通八达的大弄堂“华忻坊”里,最近,这条弄堂被拆了,因为要兴建“北外滩”。
作者怀着恋恋不舍之情,访问了断壁残垣和高低不平的拆迁现场,找到了自己家的老宅,还有一所深深吸引过他的小学旧址。
这所小学是我父亲1942年办的。那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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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前,收到了我的老师玛格丽特寄来的圣诞卡(关于她的故事,我在《诞生在美国驻华使馆的英文老师》一文中做过介绍)。玛格丽特是1923年生人,如果按照中国的习惯,过了明年2月1日的春节,就是百岁老人了。
圣诞卡上有一只可爱的猫头鹰,打开卡,又看到她秀美的笔迹。为了卡上的猫头鹰,她写道:“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中国人认为猫头鹰会带来厄运。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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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都过了个快乐的圣诞节。圣诞那天,居住地阵雨,马路上人影稀疏,想必人们都在家吃喝玩乐。
节前,我去硅谷看了位朋友。几个月以前,她卖了硅谷的独立房,搬家去了一个55岁以上的老人社区。搬家后不多久发来照片,一再称赞那里的设施和景色,邀请我去做客,我欣然前往。
老人社区在圣荷西(SanJose)东南部的山脚下。加州下过了雨,草木青翠,连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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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十二月中旬,一年又快过去了。
月初打了第三针疫苗。这次约会跟前两针相比,可是太容易太轻松了。离家不远的超市里有个抽血打疫苗的诊所,上网约时间,回答了一堆有没有这病那病、上两次接种时间和疫苗种类的问题,三五分钟搞定。
第二天去诊所,无人等待,两三分钟就打完了针,让我要么坐在诊室,要么去超市逛逛,15分钟后(接种人员还特意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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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麦蕾宁等了一会儿,雷回来了,高高的个,满是肌肉的运动员身材,平头,细细的眼睛,笔直的鼻梁,十分精干的样子。晚回来了几分钟,是因为去买外卖,跟我们打了招呼,不多废话,手脚麻利地打开外卖,叫我俩坐在沙发里,他自己坐在地上,三人同进晚餐,边吃边聊。
从交谈中得知,雷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60年代从台湾移民美国,雷是在美国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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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春日的下午,伯克利阳光明媚,湛蓝的天空下,学子们背着书包,捧着书本匆匆忙忙奔走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之间。
麦蕾宁、瑞克和我在校园里边走边聊,我看到山下有个大圆屋顶的建筑,以为是博物馆。一问才知道是著名的伯克利实验室(正式名字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曾有多位获得诺奖的科学家在那儿工作。我刚表达了一点仰慕之情,瑞克的脸上露出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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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伯克利前,麦蕾宁给瑞克打了电话。放下电话,她笑着说:瑞克同志正在急切盼望跟中国同志见面。同志?原来瑞克是美共党员,看来他误以为我是中共党员了。
对于这样的误解,我已经习以为常。刚到学校的第一天,有个美国同学很紧张地问我:你真的是从红色中国来的吗?我说:是啊。他很小心客气地跟我打了招呼,就坐到教室的另一边去了。下课以后,几位同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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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蕾宁是圣诞节前搬去旧金山的,之后常给我来信。她刚和酒保丈夫分居,处在情感危机期,心灰意冷,情绪不稳,自然无法去找工作,开始的时候以泪洗面,过了几个月,终于渐渐恢复了她的热情和好奇,常在旧金山东游西逛。
春暖花开的时候,大学放春假了,麦蕾宁请我去旧金山小住。
她的公寓位于旧金山嬉皮区的中心地带,海特街(HaightAshbury)。满街的涂鸦五颜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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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的第一个周末,一位教授拉着我去体验美国生活,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家庭晚宴。
一位瘦小的女青年坐到了我身边,皮肤带着淡淡的棕色,卷曲的棕色长发,深棕色的大眼睛兴奋地扑闪着:你好!你是从中国来的?
我一惊,她说的是中文。我们聊开了,一见如故。她叫麦蕾宁,法国人,在本地女子私校任法语教师。
之后,我们常约会去海边。麦蕾宁对社会问题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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