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国号召海外留学生回国,周恩来提出“来去自由”,对一些留学生很有感召力。在1600左右的老海归中,有多少人是抱着“先回去看看再说”的想法是无法知道的。那些回国时并没有卖掉在美国的家产,或银行还存有巨款,至少可以认为有回美国的打算。事实上,直到文革前,回国后又离境出走的人不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因为生活上的原因跑到香港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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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是第一次“去”理发。疫情期间,自己都是在家里给自己理发。家里有一套理发工具,是儿子小时候买的。自己的理发手艺很差劲,在儿子头上练功夫,还好小时候也没人计较。上高中了,他老子的手艺没有进展,实在有损儿子的形象,就带他去理发馆,直到他上大学。(惭愧,练了十年,也没练出个名堂。)疫情爆发,理发馆关门。几个月后,耳朵、眉毛都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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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在中国都被政府分成三六九等,在不同的时期总是要根据家庭经济、社会背景、政治观点、工作表现等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家庭出身、个人成分、身份等,因而得到不同的待遇(或歧视和虐待)。拿出身来说,1984年中国国家标准《家庭出身代码》中,就列出45类家庭出身,仅农民就分为社员、农民、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8种不同出身。户口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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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渚沛不算典型的老海归。他1902年出生于菲律宾,父亲是爱国华商,曾支持过孙中山革命。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冶金化学硕士学位,1933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金属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在美期间加入美国共产党。回国后,任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化学专员,因帮助共产党抗日,遭国名党白眼,1945年再次出国,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任职。1950年偕美国妻子和子女回国,因不同意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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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眨眼退休快三年了。退休后养成了不少以前没有的坏毛病,主要是起居饮食时间没有规律。晚上睡觉没个准点,有的时候很早就醒了,起来后到八九点钟再睡个回笼觉,下午还得咪腾一会儿。饭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特别是早饭午饭,没个准点。这都是因为没有了上班时间的约束,可以随心所欲了。“没个准点”的坏毛病还影响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以前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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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喜欢玩儿摄影,自己冲卷、洗印、放大。农村插队时没有电,还在窑洞里洗印出一生珍贵的留影。在美国开头的几年,艰苦奋斗,加上被电视、电影、汽车等新鲜生活所迷惑,摄影就丢到后脑勺了。也买了个“傻瓜相机”,不用对焦,不用调光圈,“咔嚓”一声就行了。胶卷放到一个信封里,寄到洗印公司,一个星期后就把照片寄回来了。
逐渐,生活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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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海归的子女们,大部分都有下乡插队的经历。他们当中自愿留在农村,放弃回城,放弃上学,放弃出国,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人不敢说一个都没有。在海外出生、随父母回国的老海归子女,几乎敢肯定没有一个人扎根农村。直到看了2019年9月《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这个“肯定”才被颠覆了。这篇文章是这样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恢复社会主义经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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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洛阳日报》在介绍“河南省最美家庭”时有这样的报道:“余玛丽是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她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美籍华裔,1949年和丈夫关迪夫教授一起回到祖国,奋战在教育事业的第一线。”文章虽是介绍家庭,对丈夫关迪夫却只是一笔带过。一年以后,2018年5月,同样是《洛阳日报》,在介绍“最美洛阳人”时有这样的报道:前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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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走路,看到前方远处,两口子背着手走路,不禁一愣,好熟悉的场景。脑子不假思索,判断这两口子肯定是中国人。他们走得不快,慢慢地我就走到了他们的背后,听到他们说话。果然是中国人,说话带很重的南方什么地方的口音。跟他们打了个招呼,看了一眼,六十来岁的两口子。在中国满大街都是背着手走路的人,大部分是老人,到了美国反倒成了“西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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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查询信息,2023年共有9位老海归去世,其中5位都是一月份走的。
傅君诏,宾夕法尼亚大学冶金硕士,1950年回国,1月1日去世,享年102岁;
刘佩瑛,密西根州立农学院园艺硕士,1949年10月回国,1月2日去世,享年102岁;
刘静宜,伊利诺伊大学化学博士,1951年回国,1月6日去世,享年97岁;
赵寄石,底特律美莱派墨研究生院教育硕士,1952年回国,1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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