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遭连夜雨,漏船又遇顶头风。父亲从运动一开始就被揪了出来,随后遭到了一连串的折磨。先是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站在大卡车上在全县范围内游街示众。接着在他本单位接受革命群众车轮式的大批判,每天交待“反革命罪行”。造反派明知他胳膊受过伤,批斗时故意让他坐“喷气式”(由两个造反派把他胳膊反拧到背后,摁下脑袋低头弯腰90度);明知他腿部受伤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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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造反派热衷于权力分配的时候,生产陷于停顿。特别是上海港停泊了许多外轮无人装卸。上海港全线告急,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委会动员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支援海港。一天早上,系里的红卫兵头头把我们一帮“狗崽子”和教职员工中的“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历史反革命”、“老右”集中起来训话:你们这帮人,成天无所事事,养的肥肥胖胖。逍遥了那么长时间了,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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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父亲受到冲击,全家受到株连。从事党务工作的母亲靠边站,在被警告与走资派丈夫划清界线的同时,检举揭发他的反革命罪行,如果隐瞒不报,一经查证罪加一等。时在中学小学读书的弟弟妹妹被取消了红卫兵、红小兵的资格。我也不能幸免,父亲单位一纸通报寄到我系里,我一下子跌入了低谷,昔日“根红苗壮”的“红五类”,成了众人不齿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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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冷清清,大多数学生已经奔往北京和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围绕大操场一圈的大字报专栏里,贴满了大字报。一个个醒目的大标题映入我的眼帘:我校的运动为何冷冷清清?院党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踢开校党委,自己闹革命!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的通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立即行动起来,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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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一开始,我们以为搞些大批判就行了。那时全国正在进行被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四清”运动,按照学校的计划,我们还要到农村去参加一期社教运动。实践证明我们是书生气十足。批判“三家村”还没告一段落,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不久又从北京传来了毛主席《炮打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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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要迟。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没有引起我们这些书生的重视。在我们的眼里,这只是历史学界的学术之争。但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人看出,这篇文章来头不小,因为《海瑞罢官》的编剧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远在上海的姚文元直接点评北京的副市长,着实不同寻常,且耐人寻味。这无疑是个信号,一个“山雨欲来”的信号。在我们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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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大学,我的专业是俄语。那时俄语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中苏两党论战的硝烟还没散尽,两国关系处在冰点。“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六十年代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列的政治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俄语,显然是出于“反修防修”的需要。那时我们谁也不会去考虑将来毕业以后的出路是什么,学俄语有没有用?“一切交给党安排,一切服从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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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连蹦带跳跑地回家把喜讯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天晚上,母亲特地炖了一锅鸡,炒了几个菜为我祝贺。从来不喝酒的父亲破例开了一瓶桂花酒。邻居们也纷纷前来祝贺,家里热闹得跟过年一样。吃完晚饭,母亲把我叫到她的面前,说了一段我永远不能忘怀的话:“孩子,你考上大学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没有辜负你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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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认真的复习,我考上了高中。
考上高中,就意味着将来要考大学,我暗暗地铆足了劲,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等我把心思和精力全部放到了学习上,我发现自己是个高材生。语文、外语是我的强项,自然是名列第一,而数理化也是遥遥领先。高一的课程结束,各门功课平均都在95分以上,名列第一。到了高二,我入了团,当选为学生会主席,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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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知道了我的身世以后,我对父母亲充满了感激和感恩,同时我也思念着乡下的母亲。乡下的母亲也思念着我,每年春节前夕,她都要委托到我们家过年的爷爷带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套新衣和一双新鞋。我知道母亲对我的爱全部熔铸在这一针一线之中。但是有一个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那就是尽管父亲已经把我的身世和盘托出,母亲却仍然没有让我们母子相认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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