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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要迟。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没有引起我们这些书生的重视。在我们的眼里，这只是历史学界的学术之争。但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人看出，这篇文章来头不小，因为《海瑞罢官》的编剧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远在上海的姚文元直接点评北京的副市长，着实不同寻常，且耐人寻味。这无疑是个信号，一个“山雨欲来”的信号。
在我们学校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北京班，其中多半是北京的高干子女。从他们聚在一起时神秘的窃窃私语中，人们猜测着在北京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在那政治运动首尾相衔的岁月，又要开展什么运动了。
果然到了 5 月底，全体师生员工集中在大礼堂，由院党委书记传达中共中央 1966 年 5 月 16 日《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五一六通知）。
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传达，我明白这场运动并不只是文化思想领域里的运动，而是一场全党全国全民性的大革命，运动的重点就是清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确保无产阶级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这时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反复盘旋：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这就是说在中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么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听完文件传达，政治辅导员立即召集全体学生干部开会 ，要求我们积极带头投入运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按照系党总支的部署，先班级、后年级、再全系召开誓师大会。我们每个人都发了言表了态：“紧跟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接受革命的洗礼，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按照院党委的统一布置，全校开展了对“三家村”的批判。我们被告知，邓拓、吴晗、廖沫沙撰写的杂文集《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是大毒草，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党黑文，必须批倒批臭。可是我们把《燕山夜话》从头翻到尾，怎么也看不出反动在哪里。政治辅导员启发我们：这篇《一个鸡蛋的家当》不就是影射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嘛。于是，《一个鸡蛋的家当》成了全年级万炮齐轰的对象。
你说得没错，要不文革怎么能持续十年之久呢。
好在一个时代已经结束，成为一段历史。
但是历史的教训是不该忘记的。江东子弟今犹在啊！
真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最可怕的是,至今还有不少不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