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的光孝寺不像其他名刹那般张扬,而是静静隐匿在越秀区光孝路的闹市之中,红墙黛瓦隔绝了市井喧嚣,古木梵音承载着千年禅意。早春时节,我和老友到此感受这里厚重的历史积淀和那些流传千年的禅韵佳话。
山门两侧悬挂着一副楹联:“祗园辉百粤,光孝耀羊城”,寥寥十字,既点明了光孝寺作为岭南佛教祖庭的显赫地位,也写出了古刹与广州城相生相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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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始建于公元495年,是北魏孝文帝为安顿印度高僧跋陀(佛陀扇多)而敕建的皇家寺院,因地处少室山丛林之中而得名“少林”。隋唐时期,因十三棍僧救唐王,少林寺备受皇家推崇,名声大噪。此后的少林寺历经兴衰,历经多次焚毁与重修,现存建筑多为明清时期重建。由于近几十年来电影《少林寺》和此后释永信等“大师”们的努力,在大部分国人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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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离不开帝王、民众和“专业人士”三方的共同努力。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是帝王之举,敦煌石窟是信众的“自发行为”,而更重要的则是“专业人士”的奉献。菩提达摩(Bodhidharma)是梵语的音译,是佛教的法号:其中的菩提(Bodhi)意即觉悟、智慧和佛性;而达摩(Dharma)则是指法、道法和规则;两者合起来的意思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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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原国都大同降为陪都。他承接云冈石窟的皇家传统,在洛阳的龙门开凿石窟。孝文帝于公元499年去世后,其子宣武帝继位,继续兴建龙门石窟;其中的宾阳三洞就是为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和冯太后所建,这是北魏皇家石窟最高规格的代表作。与云冈的“帝王即佛”的佛像不同,宾阳洞中的佛像并没有以孝文帝的形象出现,而是强调&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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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印度诞生后,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渠道,逐步向各个方向传播。陆上传播的主线是通过丝绸之路,由商人、使者和僧人边走边传:从印度→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西域(新疆)→敦煌→河西走廊→长安、洛阳等地;或者是通过游牧民族通道,从西域→蒙古高原→鲜卑、匈奴等游牧部落→随民族迁徙进入北方地区。东汉、曹魏和西晋时期,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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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今尼泊尔南部),时任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5—前486年,与孔子同时代)在29岁时出宫,亲眼见到百姓生、老、病、死之苦,决心出家寻求解脱之道。此后他舍弃王位,寻访名师,苦修六年;35岁时在菩提树下禅定,彻悟宇宙人生真理,由此成佛,被后世尊为释迦牟尼。自公元前3世纪起,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力弘扬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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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对郭沫若先生的褒贬不一,但本文只是讨论他对中国考古事业的贡献。郭先生于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1914年东渡日本学习医学;此后弃医从文,追寻浪漫主义、自我表现和文学革命,1924年后从浪漫主义文人转向革命文艺的战士。1926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此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还发表《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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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参观考古遗迹和博物馆,看得多了,再加上查阅有关资料,就知道所有的人类遗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Age),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个阶段,从距今三百万年左右到距今一万年,占比超过人类历史的99%。这个漫长的时代以古人打制石器为核心标志,没有农业、没有陶器、没有定居,人类完全依赖狩猎或采集为生。根据考古发掘,人类最早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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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考古发掘的最大成果之一是先后出土了约十五万片甲骨。尽管出土的甲骨大都刻有文字,但如何识别和“破解”这些文字,还需要专家们的努力。这就像法军士兵在1799年的埃及发现了罗塞塔石碑,上面刻有三种文字,但当时无人认识。直到1822年由法国学者商博良全部破解,人类才首次读懂古埃及铭文和纸草,由此建立了古埃及历史与文明学。甲骨文的情况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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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在”特殊时期“有幸参观了位于河南省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此时期观众不多,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参观和学习。殷墟的发现绝对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奇迹:1899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中药“龙骨”(龟甲和兽骨)上发现了古文字刻痕。他凭借深厚的金石学功底判断这是极古老的文字,随即大量收购并研究,开启了甲骨学研究的序幕。可惜的是他在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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