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礼佛图》的命运

2025年10月的一天，我和老友结伴游览龙门石窟。 上一次参观龙门石窟，已经是38年前的1987年。 人生弹指一挥间， 再不抓紧就老啦 （其实已经老了，只是自己不服而已）。

像参观所有的人文景点一样，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两个：第一个当然是卢舍那大佛，这是龙门石窟的“镇窟之宝“。它是由唐高宗李治下令开凿，武则天曾以皇后身份 “助脂粉钱两万贯”。佛像于公元 675年完工，距今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佛像通高 17 米，仅头部就高 4 米，耳朵长 1.9 米，佛像身披袈裟，衣纹平滑柔顺，顶饰螺髻，双耳垂肩，面容丰满秀丽，尤以柔美娴雅、亲切慈爱的微笑最为著名。“卢舍那”是梵语，意即光明普照之意，是源自古代日神崇拜的太阳神信仰而来；而卢舍那佛就是释迦如来的报身形象，是因修行依因果感召而来的报应身，代表修行圆满。 相传该大佛是按照武则天的身形样貌所造，洛阳本地人也称她为武则天佛像。这尊大佛代表了中国佛像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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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第二个目标就有点心酸，这就是这里的宾阳中洞。这是北魏宣武帝在公元500年为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祈求冥福而建。洞窟的前壁均是浅浮雕题材，均为佛经故事和皇室礼佛行列，用以宣扬佛法，赞颂佛家的累世善行和炫耀帝后的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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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石窟佛像上部的南北两侧原有两幅石刻，北上侧刻的是《孝文帝礼佛图》，南上侧的是《文昭皇后礼佛图》，两幅石刻共同组成了《帝后礼佛图》。 石刻上分别以孝文帝和文昭皇后为中心，被侍从们前后簇拥着，组成了南北相对的礼佛行进队伍。《孝文帝礼佛图》中戴冕旒的孝文帝穿着衮服，后有执华盖的二、执羽葆的二人；再后有众多的头戴笼冠、身穿广袖宽博朝服的侍臣们紧紧相随，孝文帝正以左手二指拈侍者捧来的香。大部分跟随的朝臣们和孝文帝一样，将身体扭向其左侧，保持着整个队伍向窟门行进的方向。有个别朝臣回首顾盼，似乎正在与他身边的大臣交头接耳说着什么，给人以生动的感觉。

   《文昭皇后礼佛图》刻有文昭皇后礼佛行列，头饰华冠的皇后左臂张开，右手执一炷香，右侧有持莲花的盛装女官，前有捧持香炉与花盘的侍女二人，左上角处有一持莲蕾的双髻少女。皇后的身后依次排列着妃嫔与宫女们。最后还有二女侍持羽葆。

    两幅礼佛图尽管人物层次错综，却又和谐统一，显得动中有静，充满了既肃穆又祥和的气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帝王显贵们崇信佛教的盛景。两个礼佛队伍都是向着窟门的方向行进着，似乎他们正在缓缓进入宾阳中洞这所佛殿，准备走向窟内中部的踏道，前往正壁主佛前进行礼拜。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帝后们在此向佛礼拜，也就是永远积攒着自己的功德，同时也向后人展示着这对帝后的业绩。这些浮雕是北魏朝廷耗巨资选派国内能工巧匠精心雕刻，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和重要的历史价值。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如此精美绝伦的石刻雕像，在宾阳洞中保存了一千五百年之后，竟然在二十世纪初被盗。我从网上下载了1910年左右拍摄的照片，显示了这两幅石刻当年的景象。

我在现场也拍摄的如今石窟两侧空空如也的石雕“遗迹”，此间发生的故事令人心酸。

         据史料记载，上世纪30 年代初，美国的“东方文物专家”普艾伦（Alan Priest）来到龙门参观，被这两幅石刻深深震撼；凭他的经验判断，此乃稀世珍宝。于是他将《帝后礼佛图》拍摄下来，返回北京后找到了古董商人岳彬。两人签下合同，以 “石头平纹人围屏像” 为名，普爱伦出资一万四千银洋收购这组浮雕。岳彬是北平琉璃厂古玩街上的巨商，他的“彬记”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古玩铺。岳彬行事毫无底线，经常与外国人勾搭盗卖珍贵文物，令古董圈内的人士所不齿。岳彬“接到订单”后立即行动， 他勾结洛阳当地的伪保长、古玩商、土匪等，聘请当地石匠，夜间操作，竟然将这两块浮雕原地凿成碎块，分批运往北京。 而后再组织工匠拼接、修补以“交差”。因碎裂严重，岳彬及其帮手只能在部分地方以补刻或依照片添补，但被凿碎的石块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修复，最终只拼凑成了《孝文帝礼佛图》； 另一幅《文昭皇后礼佛图》还没有来得及修复，与美国人签订的合同日期就到了。普爱伦来到北京，见到已经被毁坏的《帝后礼佛图》深感遗憾，但还是如数地付了钱，并将修复后整块的《孝文帝礼佛图》以及《文昭皇后礼佛图》的残块运回了美国。 宾阳中洞的墙壁上则留下了永远无法弥合的斑驳凿痕。

    盗卖《帝后礼佛图》是恶贯满盈的岳彬一生中最大的恶行。1954年人民政府因“大量文物盗卖”将岳彬判处死缓。 在清查他的“彬记古玩店”时，还发现了一些尚未运出的石窟浮雕碎块， 和他与普爱伦之间的那份“合同”。

普爱伦则在1935年将整块的《孝文帝礼佛图》出售给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文昭皇后礼佛图》的碎块几经辗转和周折，最后落户于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普爱伦此后曾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主任达三十年之久； 尽管他对大都会东亚艺术馆藏体系的建设影响深远，包括引进很多早期东亚艺术品 (尤其是中国雕塑) ，但他在学界和博物馆史上总是得不到正面评价，不少专家认为普爱伦的行为实际上助长了破坏和盗卖文物的恶行。

2024年夏，我在参观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时，有幸观赏了修复后的《文昭皇后礼佛图》。一旁的注释介绍道：该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馆长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在 1930 年代就开始收集这幅礼佛图石刻的碎块，包括石匠凿下的小头像、裙摆、手臂等细小部分，花了多年时间才收集到足够的碎块。此后他和哈佛大学相关专家合作，根据前人拍摄的照片，经过两年多拼接和修复，最终复原了这幅浮雕，并于1941年起在该馆的中国展厅展出。 我曾仔细查看了这副石刻，拼接和修复的痕迹明显；但一个外国人能将几百片碎块拼接并基本接近原状，这本身就是一大功德。

上个周末，我再次走进大都会博物馆，《孝文帝礼佛图》就静静地悬挂在中国展厅的墙上。它的对面就是来自山西广胜寺那巨幅的《药师经变图》。龙门石窟所在的洛阳，离开广胜寺所在的山西洪洞县有近三百公里之遥，如今这两幅珍品被安置在同一展厅，相距不到二十公尺，这岂非命运的安排？

我以前曾数次观赏过《孝文帝礼佛图》， 但从它的“原产地”回来后再次走近它时，有一种那种无法形容的感受——如今它与四周的壁画，青铜器、佛像、残碑混在一起，仿佛只是一件“可供欣赏的艺术品”。但它本不该在这里，它来自万里之外的龙门石窟，属于一个曾经整体、连贯、且具有明确宗教与政治功能的雕刻系统。如今它与原有叙事体系彻底分离，被抽离出洞窟壁面，成为这里的一件“艺术品”：这一转变的背后，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在我身旁的参观者人群不断更替，游客们拍拍照、点点头、继续前行。我则站在石雕前十多分钟几乎没有挪动。我从正面和侧面仔细看了雕刻——那是石面被生生从洞窟墙体切割下来的断口，粗糙而突兀。这里的每一位观众都在欣赏“艺术”， 但我越看则越感到胸口的钝痛，扪心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它仍然在龙门石窟，我不可能这样站在它面前，我不可能这样以游客的距离观看它，我不可能以“世界艺术”的角度理解它。这可绝不是一件单纯的“艺术品“，那是伤口，真正的震撼不是艺术，而是它“为何在这里”。

走出展厅时，我心中突然想起一位埃及的考古学家的一句名言：“我们今天看见它，不是因为我们拥有权利，而是因为它失去了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