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代表劳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政治力量

中国需要代表劳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政治力量

寒竹

社会主义在中国还剩下什么？除了只占国民经济总量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还象征着社会主义外，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中国已基本消失。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还在逐年下降。从发展眼光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所有制上的消退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政府已经和资本主义结成了前所未有的亲密同盟，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正在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迅速渗透，中国社会正在全面资本主义化。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消退是由中国二十多年经济改革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由于缺乏竞争力的僵硬体制，社会生活水平的下降已经严重威胁到整个社会存亡。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迅速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生活水平成了中国政府最迫切的任务，其中经济发展的速度成了重中之重。

从近现代的社会发展历史看，经济的高速发展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政府主导的具有战时经济性质的计划经济模式，一种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模式。历史上的苏联，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曾采用过政治动员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在速度上的优点是国家集中了社会的全部资源和人力统一调配，经济建设的规模宏大。同时用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为经济建设不断加速。在劳动生产率上则运用战时政治总动员的方式来激励社会成员全身心地投入经济建设。这种国家一手掌控的政治动员模式在短期内能够使经济发展获得极高的速度。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使社会经济发展远远超过正常的市场经济模式。但是，这种政治动员的计划经济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如曹刿论战时所讲：“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无论一种政治动员有多成功，它都不能长久，民众最终会丧失政治热情而疲惫下来，高速发展的经济最终会变成不能穿鲁缟的强弓之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民众终于丧失了政治积极性。当时的中国要继续以这种政治动员模式来推动经济已成为不可能。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中国的经济要想高速发展，必须要找到一条新的路子，这就是用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机制来推动经济高速发展。

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主要来自竞争机制。在价值规律的主导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为了让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都会不遗余力压低成本，开发新的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尽可能地扩大对市场的占有。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小，市场的自由度越大，竞争就越激烈，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越快。正是这个原因，主张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上持续发展速度最快的。在当今世界，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主要是集中在西方社会，其中以美国的资本主义最为典型。当中国在八十年代初面向西方，准备引进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时，面临着美国和欧洲两种模式。相对而言，欧洲社会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传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更偏向于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政府常常用很大的非经济力量来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调节社会的贫富差距。而美国在传统上社会主义的力量一直很微弱，个人奋斗和自由竞争的精神无论在经济活动中还是社会生活中都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欧美社会的这种差距决定了美国社会的竞争更激烈，更残酷，但也决定了美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速度更快。中国为了在短短的时间内改变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为了加入正在形成的经济全球化体系，选择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机制发展得最充分，经济和科技发展速度最快的美国作为学习榜样。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国取得了举世嘱目的经济成就。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已经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很显然，中国经济这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是全社会狂热拥抱自由资本主义的结果。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2005年6月至8月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74%的中国人认同市场经济是世界上最好、最有前途的经济体制的看法。美国只有71%，名列第三。这一调查总共采访了全球范围内2 0.791万人。在这项调查中，欧洲各国民众认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最好的体制大约在５０％到６５％之间。这项调查说明，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认同已经超过了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

对资本主义的狂热拥抱，对经济发展速度的疯狂追求，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自由竞争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持续地让社会经济保持高速发展，但同时残酷的竞争和淘汰也使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丛林化，不断加剧的贫富悬殊使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充满了各种危机。所以主张充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严厉的批判。影响世界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一个挑战。中国这二十多年由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丛林化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和一般社会的资本主义的自然演进不同，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改革是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走出社会主义制度和推动资本主义化的一个双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政府运用行政资源大力引进和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巨大的政权力量，中国社会在这二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形成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有效批判和制约，社会中也没有形成能够代表劳工阶层和弱势阶层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国这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使得社会失去了应有的平衡。资本，尤其是和政府力量结合的大资本失去了制约而疯狂扩张，劳工阶层和弱势群体因为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而无法在经济的繁荣中得到自己应有的份额。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中曾经出现的社会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非常严重。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最富裕的20%人口与最贫困的20%人口之比为10.7。据此看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53或0.54左右。

从城乡差别来看，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口之间的鸿沟最为巨大。2005年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3,255元，而同期的城镇人均收入是10,493元，二者相差3.1倍。如果考虑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和各种福利，城乡的收入差别应该高达5倍以上。

从国民生产总值和劳动报酬的关系看，资本收益不断地压低劳动报酬。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1月9日对GDP历史数据修订结果的公告，中国GDP 1993年为35334亿元，到2004年增长为159878亿元，增加了3.52倍，而同期职工工资总额从4916.2亿元到2004年增长为16900.2亿元，增加了2.44倍，11年来慢了一倍多；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从1993年的17.28%下降到2004年的12.16%，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减少了5.12个百分点。

再从被民众称为“新三座大山”的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看，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中，教育、医疗、住房都不同程度地进入市场化的轨道。这新的“三座大山”给今天的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伤害。再加上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退休养老制度使得中下层民众生活水平相对下降，严重抑制了国内需求。作为一个十三亿人的大国，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发展完全不成比例。

如何解决中国社会中的贫富悬殊和保护扶持弱势阶层，对于正在迅速转型的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这个问题的解决绝不能通过停止经济改革，放弃资本主义发展来解决。效益优先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对当今中国来说仍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坚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机制，只有运用价值规律的杠杆，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地快速发展，中国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社会的第一次分配必须仍然遵守市场优胜劣汰的原则，从企业到个人都必须通过自身的竞争能力获得自身应有的经济地位。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政府都不应该用非经济的政治手段来干预社会第一次分配的市场机制。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继续向资本主义转化并不意味着着资本主义在中国无限制地扩张，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机制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同任何一种经济力量或政治力量一样，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扩张必须受到有效的制衡，否则，社会将会失去平衡。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仅仅停留在市场机制上，这个社会必然走向丛林化的动物世界，最终弱肉强食的竞争机制将会使这个社会无法承受贫富悬殊而发生崩溃。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是至关重要的。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或者说社会再分配是指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于初次分配之后的社会利益格局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以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使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如果说社会生产的第一次分配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原则，那么社会的再分配遵循的则是公平和正义原则，从社会成员共同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对社会财富进行适度调节。在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制度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

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受到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严厉挑战，不断地接受和融和着社会主义的内容。到二十世纪后，修正了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特别是在欧洲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含有社会主义成分。实际上已经没有一个纯粹由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支配的社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政府财政和税收调节社会分配。如用递增的个人所得税缩小民众之间的税后收入差距；用房地产税把社区内的公共设施建设，教育和文化的费用大部分地放到了地产拥有者身上；用遗产税消除居民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减少社会资源占有的非公平性等等。和西方社会相比，中国虽然在宪法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色彩在社会生活中的消失比西方社会还严重。这里以中美两国的房地产为例。中国在法律上规定城镇土地属于社会公有，民用住宅只拥有70年的使用权。但在实际上，城镇房屋的拥有者都在无限期地使用国家土地，甚至不用上缴一分钱的土地税给政府。这使得中国的富裕阶层可以毫无代价地保持多处房产，在房地产上无限制地投机。这种现象即使在民用土地私有化的美国也是不可思议的。在美国，屋主对土地拥有所有权。但政府却每年根据房屋的价值向屋主课以一笔不小的房地产税。美国政府一方面用这笔税收协助解决了地方的公共设施和文化教育费用，同时也从经济上有力限制了富裕阶层在房地产上无代价的扩张。中国和美国，一个是土地公有，一个是土地私有，但土地私有的美国却比土地公有的中国在房地产法律上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颇有讽刺意味。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要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的再分配问题，不能够仅仅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中国社会必须要有相互制衡的经济政治力量和反映这一平衡机制的税收法律制度。和任何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样，中国社会一定要有代表劳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政治力量对资本的扩张进行制约。由于面临全球经济的竞争和经济发展速度的需要，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实际上和国内外资本形成了一种共同联盟。社会主义在中国几乎成了写在宪法上的空文。在缺乏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可能自动地来维护劳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因此，中国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形成能够代表普通劳工阶层，代表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力量。这个政治力量一定要能够在舆论上，在政府的立法过程中，在行政部门的决策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社会的发展看，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相互冲突和制约才能趋于稳定。没有代表劳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政治力量， 社会主义在中国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今天的中国，所谓坚持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坚持一种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经济政治制度，而是在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坚持维护劳工阶层和弱势群体利益的政治主张。这个政治主张有着非常具体的社会目标和内容：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基本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的税收制度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等等。这种代表劳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主义主张是平衡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法码，也是防止社会因急剧分化而断裂的稳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