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中国社会必须翻过的一道门槛

寒竹/19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必须翻过的门槛，但是中国社会在翻过这个门槛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是这场悲剧发生过后的第19个年头，本文在此仅对发生在这一年的民众抗争运动的性质和悲剧的原因进行一些简要分析和探讨。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基本观点。1989年中国各大城市爆发的街头运动是各种不同政治力量聚集在反腐败旗帜下的民众抗争运动，民众抗争的目标是要求清除腐败，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街头抗争可以理解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对抗。但是革命的一方是被称为反革命的街头民众，而反革命的一方则是以革命者自居的中国政府。这场街头运动最终以大流血的杀戮告终，但是这场悲剧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既不是由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不妥协，也不是因为政府有预谋的屠杀，悲剧之所以无法避免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党的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要对1989年这场悲剧负根本性的责任。

1989年的民众抗争运动发端于学生对胡耀邦逝世的悼念，但胡耀邦的逝世只是一个导火线，用当时的学生领袖柴玲的话来说，是学生利用了胡耀邦逝世这个事件。今天多数人都同意，这场席卷全国各大城市的街头抗争运动背后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根源。我们把时间朝前推回一年，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中国政府为了打破双轨制的价格闯关失败，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抢购风和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愤怒。这是一个较深一层的社会原因，但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真正引起这场全国性街头抗争运动最深刻的根源是中国历时十年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危险期。发端于1979年的经济改革在经过了短暂的帕雷托改善效应之后，逐渐进入了重新分配社会的资源和财富，打破社会原有阶级结构的痛苦阶段。十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始进入一个跟帕雷托改善相反的一个特别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各阶层和各个不同政治派别都因不同的原因对社会改革的后果发出了怨言。这是社会改革最危险的阶段，之所以危险，是因为社会各阶层和各个不同政治派别因为对社会改革的反抗不自觉形成了反政府的统一战线。在这个危险时期，改革很容易转化为革命。

八十年代后期，曾经在改革初期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开始尝到了早期市场化带来的失落感和痛苦。由于市场化首先从经济体制的边缘开始，卖茶叶蛋的收入必然在一开始会超过研究原子弹的，街头修鞋匠的收入会超过鞋子的设计师。在市场化的初期，教育界，知识界，艺术界的知识分子和街头商贩的收入发生了对立面的转化。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受到严重挑战。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见由对政府的衷心拥护转化为强烈的不满。从1984年“小平，你好！”的标语到1989年“小平下台”的口号是这个转变的标志，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年。

曾经在1976年以后翘首盼望邓小平复出的大批中共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在官复原职、弹冠相庆后逐渐发现，邓小平进行的经济改革并不是要恢复他们最怀念的文革前十七年的社会状态。邓小平正如毛泽东所预言那样，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这批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干部开始感到愤怒。当改革以年龄为由强迫这些本来以为可以终身掌权的共产党干部离开权力岗位时，维护个人和家庭利益的私心和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怀念畸形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对改革的反抗。这些人跟中国历代王朝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一样，对当权者有着最大的仇恨，这种仇恨远远超过了庶民百姓对当权者的仇恨。

普通的机关干部和政府文职人员从改革初期政府各种机构正规化的兴奋中慢慢清醒过来。改革的市场化正在让过去的一些无业游民，刑满释放人员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而国家机关干部正在慢慢变成契科夫所描写的“小公务员”。这些小公务员既不愿意放弃国家俸禄到商海里冒险一搏，但又对经商至富的贱民感到难以容忍。这些“小公务员”们一方面对贱民中的暴发户感到眼红，同时又对自己经济上的窘困感到愤怒。“小公务员”们尽管位卑言轻，但数量庞大。如果一起发声，音量也实在不小。

工人在欢呼了改革初期的生产奖励制度后很快发现，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并不是要他们真正做中国的领导阶级。改革每前进一步，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就下降一级。越是以前条件优厚的国营大企业，工人的失落感越强。想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让国家的领导阶级转变成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商品，许多工人对改革前的企业全包的铁饭碗又开始怀念起来。

在政治上的左翼人士看来，邓小平复出掌权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始。中国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对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摧毁。如果不象毛泽东所讲那样，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难逃资本主义化的命运。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阻止邓小平搞的资本主义复辟成了左派最根本的任务，盼望新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成了他们最大的期望。

在政治上右翼的自由派看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只是半截子改革，四项基本原则象紧箍咒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自由派坚持认为，离开了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只能导致官僚资本主义。在八十年代后期，自由派把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而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则是共产党国家进行这种政治改革的楷模。到了1989年，自由派认为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必须彻底改革，因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不进行政治改革就无法持续下去的阶段。

综上所述，经过了十年改革后，尽管社会的进步巨大，人们也都从改革中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好处，但社会中的不同阶层、不同政治派别仍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中国政府发出了严重的不满。毫无疑问，这些不同阶层和政治集团有着相互冲突的利益和政治观点，但是，这种冲突在当时远没达到社会分化的地步。社会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远远超过了他们之间内部的分歧。到了1989年，政府的贪污腐败和物价急剧上涨这两大因素把这些完全不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反官倒成了民众最大的共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的消息正好成为一根导火线，街头运动在中国各大城市开始蔓延开来，形成了中国改革必须要翻过一个门槛。从历史上看，任何社会改革都会经历一个危险时期，在这个危险时期，尚未分化的社会各阶层和各政治力量很容易因为改革带来的利益受损聚集在一起形成联合阵线向政府抗争，从而把改革转化为革命。但翻过这个门槛，中国社会将会彻底分化。而分化了的中国社会将会形成界限分明，利益相互冲突的不同阶层，形成政治上尖锐对立的左中右各派。在一个已经彻底分化了的社会，政府的反对力量很难再形成一种统一战线聚集在共同的旗帜下发动革命，局部性的量变模式将会成为社会改革的基本形态。因此，从改革的发展趋势看，翻过了1989年这个门槛，中国的循序渐进的改革将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社会趋势。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社会怎么翻过1989年这个门槛，是要流血，还是不流血？

从当时的中国社会条件看，1989年这个门槛还是有可能和平地翻过去。尽管社会各阶层和政治派别都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但毕竟中共还有七千万党员，中共党的组织还控制着国家政权的各个枢纽，全党服从中央仍然还是中共组织内部的铁律。从力量对比上看，反政府力量在1989年虽然阵容强大，但还不足以动摇掌握了国家机器的执政党。但是，中国的改革要想和平翻过1989年门槛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这就是执政党和政府不能够发生分裂。如果执政党发生分裂，民众在街头对政府的抗争运动将会跟党内的派系斗争结合在一起，最后演化为一种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对整个社会而言，这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不幸的是，中国执政党在1989年恰恰处于一种内部严重分裂的状态。从李鹏接替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两人的矛盾已非常尖锐。赵紫阳领导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李鹏主管的国务院实际上形成两个并立的经济决策圈。赵李二人各自在政府内拥有自己的亲信和谋士。由于这些谋士的推波助澜，赵李二人在公开场合已经对这种矛盾不加掩饰。中共党内的这种派系斗争给原本就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起了一种强烈的毒化作用。如果我们对1989年四五月间的民众抗争运动的基本轨迹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这场运动形成后很快就被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所牵制和引导。下面是这场运动的几个关键转折之点。

5月初，持续了半个多月的罢课和游行原本已趋于平静，北京市内的大多数学生已回到校园。但到五月十三日，学生运动突然升级，学生开始占据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争。其中的原因至今没有人能讲得很清楚。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行动把整个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把整个社会卷入了抗争运动。数十万北京市民（实际上是包括了各行各业的民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干部）开始游行声援学生。这是1989年中国街头抗争运动的第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学生运动开始转化为全社会（不包括农村）对政府的抗争运动。

五月十六日，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向各国媒体公开了中国的大政方针是由邓小平掌舵。这标志着中共党内的分裂公开化。这一消息的透露使得赵紫阳从民众斗争的浪潮中全身而退，民众中几乎无人再指责赵紫阳打高尔夫球和儿子搞官倒。一个月之前，当学生反腐败运动刚开始时，赵紫阳在学生的批评浪潮中是首当其冲。但五月十六日后，民众斗争的矛头开始集中在邓小平和李鹏身上。五月十七日，严家其等人起草的《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明确提出“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五月中旬的这几件事标志着，民众街头抗争运动已经不可能自然平息。抗争的民众觉得这场斗争得到共产党总书记的支持而信心大增。至此，一场由民众以反腐败为宗旨的抗争运动开时转化为民众和中共党内的开明派联手和党内保守派的斗争，斗争的目标是要斗倒保守派，确立党内开明派的权力中心。一场普通的街头抗争运动开始走上了跟文化大革命相同的轨迹。

在赵紫阳公开透露邓小平是中共党内掌舵人的第二天，邓小平和党内其他元老开会决定在北京戒严，但这一决定并未向社会公开宣布。究竟由谁来宣布戒严令对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有着重要意义。如果赵紫阳公开出面支持戒严令，则意味着中共仍是铁板一块。民众审时度势，可能会遵循戒严令而停止广场上的割据。但是，五月二十日，赵紫阳没有出席宣布戒严令的大会，进一步使中共党内的分裂公开化。大多数民众一方面对赵紫阳的处境感到同情，同时也因为赵紫阳在党内反对戒严而倍受鼓舞。民众有了更大的信心拒绝服从戒严令。广场上的学生和民众相信，中共的老人政府将会在戒严令无法实施的形式下崩溃。由于这个错误判断，在六月四日悲剧发生之前，绝大多数的学生和市民都不相信军队会开枪强行推进到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

五月二十日后，中国政府派出的戒严部队在进入市区的路上受阻是1989年这场街头抗争运动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戒严令受阻使中国政府面临着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危机。如果政府的戒严令因民众的反抗而无法实施，这就意味着已经失去了对社会实行组织控制和警察控制的中国政府将失去管辖中国社会的最后能力。对于中共政府来说，要么用武力对广场上的抗争民众进行镇压，要么自己崩溃，除此之外已经没有更多的选择。从五月二十日到六月四日，中国各级政府已经基本上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

另一方面，由于赵紫阳把中共内部的分裂向社会公开，使得党内的邓小平和李鹏等人认为赵紫阳是要借体制外的力量来解决体制内的权力斗争，这样，一场本来是民众和政府因社会问题引起的街头抗争直接和党内的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对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来说，最危险的敌人已经不是广场上的学生，而是学生背后的政治力量。军队戒严必须强制实行以恢复政府的权威，同时大量野战部队进入京畿地区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在北京地区恢复秩序，而且也是为了防止党内发生大规模分裂而引起内乱。对于邓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来说，六月四日用武力强行在北京恢复秩序不仅是把各种反政府力量彻底镇压下去，而且也是用武力统一党内意志的必要手段。在这么一种形式下，流血的悲剧终于发生。

1989年6月4日，中国社会痛苦地翻过了十年改革来不得不翻的门槛。但是，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民众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上千人在这场悲剧中遭到杀戮。对这场悲剧进行反思，我们不能把责任简单地归咎于学生。把六四的流血悲剧归结为学生的不妥协实际上是掩盖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造成的祸害。实际上，广场上学生的不妥协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到六四前夕，学生已经成了各路政治野心家的工具。广场上的学生已经对运动失去了主动权，无人可以控制事态的发展。从一个多月的事态发生看，六四悲剧最大的责任还是在政府一方。执政党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政府在1989年的四五月间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解决的街头抗争运动最后演化为民众和戒严部队激烈的街垒冲突，最终导致上千民众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终于翻过了1989年的门槛，但翻得是如此痛苦，如此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