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中生眼中的64

六四那年，我十七岁。象我们这些未经过任何沧桑和政治动荡的一代，十七岁是一个不会思考的年纪。

 

先说游行，在六四之前，是一件很普通的有组织的群众行为。单位和学校都经常组织游行活动，以对大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有全套的设施方便游行。比如说长安街人行道上有许多下水道盖子，有活动的时候把它们围上，盖子打开，就是厕所。虽然我没见识过文革中疯狂而壮观的大游行，但在电视中看到过国庆节的游行，热闹而欢腾。晚上可以不用睡觉，许多人凑在一起跳集体舞，还有吃有喝。六年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少先队的游行，一只肩膀背水壶，一只肩膀背“军挎”（军用小书包，能拥有一只在当时是很值得得意的），几百人穿着白上衣，蓝裤子，打着红领巾，走过“十里长街”，最后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听训话，然后解散，大家三三两两地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吃东西，享受着如织游人投来的或好奇或艳羡的目光，最深刻的印象是走得脚后跟很疼。总而言之，对于我们来说，“游行”这个词代表的是快乐、轻松，和灌铅的双腿。一直到六四。

 

六四的导火索大概可以上溯到胡耀邦逝世。那天的电视播出了胡耀邦灵车走过长安街的情景，虽不能媲美当年的周总理，但也有几百上千人路边哭泣，送行。当时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有那么伟大吗？他干嘛了？

 

记得六四的游行最初开始是一个星期天，我和妈妈去逛街，回来的路上看到一队大学生，打着标语，举着校旗，浩浩荡荡地走在长安街上。当时第一个感觉是他们去种树，但马上就否定了，植树节早过了。标语的内容已经忘记了，也许当时就没记住，连妈妈都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重大事件的前奏，更别提“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我了，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只记得妈妈好象笑着说了一句，“这些热血青年”。

 

之后的两个星期事态好象更好玩了，大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集结，先是北京的，然后是外地的，乌泱泱地堆在广场上。一天晚饭后，我们全家跑到天安门去看热闹。学生们按学校露宿，有人聊天，有人弹着破吉它。五月的北京是美丽而热情的，不会太冷，让人无法在天当被地当床的状态下入睡；又不会太热，让蚊子、苍蝇一类的小生物嗡嗡扰人。看到他们，第一个反应是当大学生真幸福，可以不用上学了。当时的我上高二，已经在为高考冲刺做准备了，一见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从繁复的学习中解脱出来，凑在一起“玩儿”，还能得到大家的赞赏，别提多羡慕了。不过，当时的情景还不足以诱惑我到加入进去的地步，整个广场臭臭的，尿臊味、汗臭味夹杂在一起。“热血青年”的目光并不炯炯，而是看上去有些百无聊赖。激动的游行过去了，驻扎下来后，我想他们也并不是很清楚接下来要干什么。爸妈问我，如果我是大学生，会不会参加进来，我很没有救亡意识地回答他们，“不会，与其在这坐着闻臭，不如溜回家坐着看电视。”父母对我的回答是相当满意的，认为理智。

 

我不认为自己和家人的这种思想是冷漠，或不爱国。我家的血液里历代流淌着离经叛道。但十七岁的我已经充分理解“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不愿意用我的血肉去造就旁人的辉煌。当时虽然还没意识到后来的事态真的发展到要用血肉去铺垫，但如果我当年是个大学生，不当喽罗的心态一定会让我逃过一劫的。我眼中的政治是丑恶的，不管是多么伟大的人，客观上造成了多么好的影响，其脑海深处，最不可告人的主观目的依然是个人的权利争斗。我无意于以各种表面冠冕堂皇而私下却肮脏丑陋的手段加入到这种争斗，就更加不愿意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达到目的。也就是说，我从来都没有做别人垫脚石的“高尚情操”，既然也不愿意拿别人来垫脚，唯一的选择也就是置身事外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每晚的新闻联播和散步成了我家最好的消遣。个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都开始打着大旗子，在长安街上游行，到天安门声援。电视新闻的镜头天天是红旗飘扬，人头攒动。每个人都在充分表达着自己的一份热忱。新闻完了之后，我们就出去散步，电线杆和路灯上帖满了各种“小字报”，有的是作业纸，有的是卷子纸，每天都有新内容，有些是关于海外的中国报道的，有些是揭露贪污腐败现象的，只可惜看过就忘了，看来当时的民主宣传并没有切中要害，深入我心，而揭露的现象也不是罪大恶极的让人无法释怀。

 

终于有一天我们学校也上街声援了。全校总动员，高三的不参加，因为要高考。初三的也没参加，因为要中考。这也从侧面反应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并不十分严重，起码没有大到要影响考大学和好高中。我们从学校出发，以班级为单位，排成方阵再接成长龙，预计走到天安门。学生会的做了几个长幅，此时就看出了有些未来搞政治者的小“谋略”。他们假装不经意的专门给我们这一排一个条幅，让朱朱打着，只因为她是大帅的外孙女。我一向对这种“小聪明”嗤之以鼻，故意破坏，就让朱朱去帮我取东西，自己结过棒子，成功地看到他们绿了的脸。当然我也不会有力气抗着一个大长竿子走四个小时，就以男生力气大为理由，转手甩给我们班的一个男孩了。当时大家的心情是愉悦的，游行对我们来说是一件美差，尤其是这次不用听千篇一律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自己在用行动谱写爱国主义新篇章，正教育别人呢，就不用被教育了。有几个老师负责维持秩序，我的班主任背着大喇叭一路宣传，说明大学生们的不易及我们的热情，一直到我半路偷溜去约会，她都没停过嘴。当然偷溜的不止我一个，四个多小时用走的，实在有点夸张。何况在坚决禁止早恋的中国，这种大白天的阳光下的约会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并非我们态度冷漠或玩世不恭，我想说明的是，当时并没有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是借学生运动起家的，很多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就是组织学生运动的行家里手。在我们所接受的历史和政治教育中，学生运动永远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活动，青年知识分子永远都是新思想的代表，是推动国家民主历程的先驱。新闻报道和社会舆论一边倒，全力支持学生对我国的民主发展进行冲击。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去声援，除了有一个公开的机会表达自己的爱国热忱外，也给平淡的生活带来一些高尚的调剂。

 

在大家都至少声援过一次之后，人们的生活开始恢复平静，该上班，该上学的也都不能总耽误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都认为学生要回去了，可不知为什么，学生开始绝食了。这里我所说的“不知为什么”是绝对意义上的“不知为什么”。党和国家听到了他们的心声，社会和舆论表示了充分的支持，接下来他们也没有什么具体策略，而国家不可能也没必要一朝改变而达到理想的民主社会。

 

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搞懂他们绝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表达新一代知识分子对民主发展的强烈愿望，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那他们在绝食之前就已经达到了。所有的人都在支持他们。值得一提的是，六四的前后，北京的治安空前的好，不仅仅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所有的冲突，小到踩了脚，大到撞了车，全都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看在学生的份上。”如果是为了高层领导人的更迭，如有一个条幅写着“邓妈妈，快把鹏鹏领回家”。那就更不能以绝食的方式来要胁以达到目的。（当然，李鹏厚着脸皮不提出辞职也着实无耻）。

 

绝食之后，电视新闻转调子了，不再向天安门的学生提供热情的赞美，而是每日沉痛地劝大家不要再去声援，以免学生们背负太多的支持而下不了台。总之，让这些祖国未来的栋梁们先吃饭才是第一位的。记得学生要求见赵紫阳，也见到了，还是没吃饭。到他们绝食的第三、四天的时候，开始听说调派大批军队到北京了。但是我们从没想过军队会开枪，只是以为要把这些学生都抓起来了。共产党，那个由当年的爱国学生组建的党，居然要对付今日的爱国学生，真是有些天方夜谭。

 

在六四的前夕，应该是六月三号吧，或者就是六四当晚，新闻中开始用严厉的语气警告学生，让他们不要再在天安门广场停留。民间的传说绘声绘色，说许多居民开始准备设置路障，不让军队进城。然后就又有人说军队已经准备好乘地铁直捣天安门云云。

 

六四的下午，我和妈妈去买菜，回来的路上刮起一阵怪风，旋转着，倏忽而来，又骤然不见。我难得半仙地向妈妈预测，“这是妖风，部队进城了。”妈妈听了很不高兴，说：“为什么解放军进城刮妖风？”忘了妈妈也是一名“人民子弟兵”。

 

晚上，坐在家里看电视，家里的窗户朝南，也就是朝向长安街那边。突然南面的天象放焰火一样红了一大片，好象晚霞。事后想起来，也许是发射了信号弹。大概又过了十几分钟，响起一串噼噼啪啪的声音，我很奇怪，不年不节的，哪放鞭炮。当兵的妈妈说，不对，这是打枪。枪声很远，我家离长安街有三站地呢。我们就出门去看究竟。院里的人基本上全出来了，部队医院的人，个个对枪声都是敏感的。妈妈的职业道德很好，带着我和妹妹就往门诊大楼走去，准备抢救伤员。我们院的救护车也都开出去了，往打枪的地方走。一时半会还没有什么人送来，大家就你一堆我一堆凑在一起转述传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阿姨，好象“江姐”临就义时的表情，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表演几个人手拉手以肉体挡坦克的样子，一排倒下去，又一排拉起来，好象她就是他们其中之一，其实她一直在院里转，哪也没去过，什么也没看见。事实上，如果有人过于描述当日所见，绝对都掺加了相当的演绎成分，见到的，恐怕已经说不出来了，没在现场的，也根本没机会靠近。我们院的救护车，如果不是挂着军队的牌子，根本上不了长安街，就这样，到五棵松也给轰回来了。

 

有一辆救护车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辆大客车，上面都拉着伤员。很多人上去帮着往下抬，我听到大客车上一个女的在喊，“抬这个，别管那个，那个已经死了。”生命的无奈在那一瞬间让我体会到了顶点，她的措词是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修饰自己的语言，只能最直接地表达最清楚的意思。在生命、选择与放弃中，人类发展了几千年的修辞是多么的苍白！

 

就在这时，院里开进来一辆军车，是进城后被打散的一辆。他们看到了黑夜中部队医院的霓红灯，好象看到了神迹一样，冲了进来。开车的小兵是明智的，这从后来那些被烧毁的军车和点了天灯的士兵上可以证实。他们沿途被丢了不少石头，受伤了，也吓坏了。据说那天入城的部队都是从外地调来的，有的还是从越南前线上拉下来的，不管传闻是否属实，他们不了解北京城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是真的。军车一闯进来，我们院警卫连就赶紧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地下室。院里的两个姑娘拿着救护车上的血衣，哭泣着朝地下室跑去，想让他们看看所做的“好事”，但她们对上的，是同样惊恐的眼睛。这些士兵和那些大学生都是差不多的年纪，有的还小些。他们以为是除暴安良来了，也不知为什么，忽然成了大家的敌人。一直他们以“人民子弟兵”为傲，还是不知为什么，“人民”现在要除他们以后快。他们一直躲了十几天，才悄悄地从地下室出来，由我们院的车送回部队。

 

出去拉了几趟之后，我们院的救护车也不让往天安门方向靠近了。其实要拉伤员也不用跑那么远。据说从木樨地到公主坟，地上的伤员很多，“随便拣了就可以往回拉。”大家还都在院子里不想回家。伤员身上的伤口开始不同，最早是橡皮子弹，后来是真子弹了。更夸张的是，有两次轰鸣，大地震动，这无疑是在打炮了。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用得着这样重型武器吗？所以我更相信另一种传闻，在权利斗争白热化的时候，不同派系的军队再打仗，就是说，中国兵和中国兵在打。学生只不过是借口和炮灰。

 

六月五号的清晨是萧杀肃静的。前一天大家都睡得很晚，第二天也就起得晚。白天妈妈去上班了，我很自觉地没有去上课。据说那天还有人去上课，老师亲自把他们送回家去。在自己国家的首都，没有外族侵略，居然把自己的人民吓成这样。我到科里去找妈妈玩，看到几个医生正在劝一个老头。老头推着一辆平板三轮，上面躺着他受伤的儿子。老头其貌不扬，小个子，白头发，没风度，很典型的普通老百姓。他的眼神忧郁、无奈但执着，一定要把他的儿子拉回家去，尽管他儿子的伤还需要住院治疗。他说“我不是信不过你们，可这是部队医院呀。”医生们无言地目送老头费力地蹬着三轮车缓缓离开。

 

之后的长安街被迅速地，神奇地修缮一新了，找不到一个弹孔。北京人与北京人之间从不谈论六四，大家心照不宣。外地的朋友来北京，就会打发小孩去睡觉，然后关上房门，很神秘地谈起那一夜。

 

再以后，就是我们这些经历了六四，但当时懵懂的更新一点的知识分子对六四意义的反思，主要是对美国社会、政治的再评价。六四之前，美国在我们的眼中是天堂。我们看Growing Pain长大。美国家庭的温暖，父母的民主和通情达理，美国朋友和同事间永久的情谊，美国的富足和机会，都是我们所向往的。但将美丽的面纱撕开，后面的确实丑恶。我上大学的时候流行过几本流美青年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反思的书。我看过的有《第三只眼睛看美国》和《妖魔化中国》。到美国后，发现书中的描述并不错。美国对中国的宣传是片面的，负面的。美国人不了解 中国，甚至不了解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比如我西雅图的同屋就问我北京有没有红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