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

    老  马

别看我在内蒙高原长大，可并没有学会骑马。19岁那年，我来到乌盟后山一个叫大哈达的小山村教书，每个月要到40多里外的公社粮站买一回口粮，队长便吩咐饲养员牵一匹老马让我骑去。

大哈达这地方，80多口人种着20多顷土地。那土地都是跑马丈量出来的，说是一顷，150亩也不止。这么多的土地怎么种得过来？因此每年都是一少半播种，一多半撂荒，权当草场。这时正是7月，整个天空一色蔚蓝，偶有一片淡云飘过，半在飘浮，半在消散。微风拂面，飘来阵阵不知是莜麦花还是荞麦花或者是油菜花的淡香，空气就像刚沏好的西湖龙井那般清纯宜人。布谷鸟在山谷那边不停地欢唱，燕子静悄悄地飞来飞去，羊群牛群只顾匆匆地吃草，狗儿顽皮地追着它们，不时地发出声声友好的吠叫……

真像屠格涅夫笔下的俄罗斯农村。就在这田园诗般的画面中，我牵着那匹老马上路了。然而，这匹号称全村最温驯的老马，在我的手里却不听使唤。起初，我拉着它的缰绳，它怎么也不肯跟我走。饲养员老杨在它那没毛的屁股上打了三棍，它才跚跚地被我牵着走出村口。可是，当我一骑到它背上，没走出十步它扭头就往回跑。一边跑一边扭动着身子往下甩我，还没等我蹬牢马镫，它就把我重重地摔在地上。

“不去了！还是有人去公社时给我捎回来吧……”我沮丧地对杨哥说。

“别害怕，你要怕它就永远也学不会骑马！”杨哥告诉我，要两腿夹住马身，两脚蹬牢马镫，抓牢缰绳眼睛朝前，身体保持平衡，马跑起来扶住鞍子，身体也随着它颠，重力要用在脚上……。说着，他给我示范了两次，让我再骑上那匹老马，他则骑了一匹儿马在后面跟着我。这样地试了两回，那老马果然老实多了。那老马不往前走时，杨哥就让我在它的屁股上打两棍。就这样，杨哥又跟了我十多里路，那老马总算让我骑到了公社。

从这天起，这匹白色的老马就成了我的“坐骑”。不去公社买粮或者开会，星期天我也要骑着它兜一圈风。大哈达那地方属于半农半牧区，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坡，开着各色各样的野花，任你驰骋，任你践踏。有时，我也从地里偷一些大麦、豌豆一类，那是牲畜的上等饲料。每当把这些抱到老马面前，它就发出阵阵嘶叫，不知是表示感激还是友好。

1967年春天，我听说这地方离四子王旗旗府乌兰花只有七八十里路，便决定到那里去逛一逛。这天，我照例骑上我的老马，径直向乌兰花方向出发。这里位于两个旗的交界地，往西北都是崇山峻岭，没有一条正经的路。老马驮着我下一个布满石头子的陡坡时，两条腿一滑，差点倒下。就在这时，我身子一歪从马上摔了下来，一条腿给别在马镫里了。霎时，吓得我头发根都立起来了。我清楚地知道，草原上有人就是因为一不小心把一只脚别在马镫里，被惊马拖着给磨得血肉模糊，死无完尸！电影里王爷把奴隶拖在烈马尾巴上给拉死的镜头立时出现在我的眼前……然而，就在我惊魂未定的那一刻，我的老马却“腾”地一声卧倒了，它一步也没有走，一步也没有走！这时，我赶紧扶着它的背，小心翼翼地从马镫里抽出别着的那支脚。“天不该我死！”“天不该我死！”面对荒山野岭，我抱着老马的脖子，呜呜地哭起来。不用说，这次乌兰花是去不成了。

不幸地是，老马救了我，我却没能救得了老马。1967年夏，“红海洋”之风也刮到了我们这个穷乡僻壤。这天，队长吩咐我画“忠字台”。“忠字台”旁不远处正好有一片雨水积成的泥塘，快中午时，当我画好伟大领袖的木刻像，画好红太阳，正要画下面的大海时，忽然听见水塘那边“噗噗”直响。我一扭头，发现我那老马和另一匹马不知什么时候被缰绳缠住脖子，栽倒在齐腰深的泥水里了。那老马被水呛得直打喷嚏，水还在一个劲儿往嘴里罐，却怎么也挣扎不起来了。它们离岸边还有三四丈远，我是无能为力，赶紧到村里喊来社员们，但是已经晚了，那匹儿马被救了出来，老马却被水活活呛死了。

大约是同命相连，眼瞅着我的老马活活淹死，我的眼泪不由地簌簌流下。傍晚，队长给每个社员分了二斤马肉，让我也去拿一份，我拒绝了。在这一年到头也难得见一点儿肉星儿的岁月，一匹瘦马也能给乡亲们打一次牙祭呢。这个，我当然能够理解。但是，这匹老马，——曾是我的救命恩人哪！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骑过任何马匹。1993年秋，我在北京康西草原又骑了一次马，那许是一匹儿马，又蹦又跳，在飞越一堵半人高的断垣时，差点儿把我给撂下来。马要骑着看，人要交着瞧。在如今这物欲横流的都市，与马交朋友的机会是没有了，与人交“朋友”的机会却多的是，有人会不会也从背后把我给撂下来呢？

    呜呼！

（1999年2月10日，发表于1999年7月2日《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