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那20元钱的月薪

按：这里记录的，是60多年前的往事，不知还有几人能读懂、明白就里——

 

1965年8月，我提前一年中师毕业，每月的实习工资仅20元人民币。说起这件往事，女儿以为是天方夜谭：“20元，还不够我一次‘Taxi’的车钱！”

但那确实是我第一年工作的月薪。第一次领工资，我捧着那两张“大团结”（当年10元券的人民币正面图案是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图案，俗称“大团结”），像是抱着一桶黄金，别提多激动了。爹娘养我到18岁，总算不用花他们的钱了。我盘算着这20元的薪水怎么分配：一，先给老爹寄5元去。从上小学起，就是他扶掖着我们姐弟几个长大。有一年冬天他来学校给我和姐姐送棉衣，为了省下那0.2元钱的火车票钱，竟偷偷地爬上运煤货车整整冻了两个钟头，又是多么的危险！二，交当月的伙食费7.5元；三，买肥皂、牙膏共1元。这么算下来，还剩下6.5元。哈哈，我成了有钱人——要知道，当年一个社员进一次呼和浩特市，身上也未准能带着这么多的钱呢。

然而，我很快便发现自己的账算得不对。7.5元的伙食费是交给大师傅高老汉了，可是几乎顿顿都吃不饱。早晨没有早点吃，到中午12点开饭时早已饥肠辘辘，那不足4两的一小坨莜面窝窝儿就像填牙缝儿似的，还没感觉到吃就已经咽下肚了。那高老头是个见人下“菜”的角色，他做着七八个人的饭，其中学区校长、教导主任也在这里就餐。开饭时，他用一只勺头给每个人舀大烩菜，给领导舀时全是稠的，往往还多给半勺，轮到我们这些小兵卒子，勺子里就全是汤水了。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18岁的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顿只能吃个半饱，给学生讲课都打不起精神。实在忍受不住，我就偷偷地到供销社买月饼吃。

所谓月饼，就是用白面掺上食油和红糖烙成的混糖饼，每斤干面掺入2两油、2两糖就算不错了，叫作“满油糖月饼”。每一斤面做成5 个月饼，每个月饼卖0.15元，再收2两粮票。钱是不要家里的了，可还得补贴我一些粮票。这样，如果每天我补充一个月饼，一月下来就得4.5元钱。

还有，我们这帮小学教师也要“学大寨”：每天晚饭后，讲了一天课的我们还得跟着公社干部们去镇子外面的工地上去修水渠、挖梯田。寒冬腊月的，地冻得崩崩硬，镐头刨下去砸出一道道冰印，常常震得虎口淌血。这种劳民伤财的“运动”，每晚都要坚持到夜里十一二点钟。累得灰头土脸地归来，公社书记就用羊杂碎汤来犒劳大家。剔骨的整只羊肉都用羊尿脬包好一袋一袋地上缴了，那年月能捞到一碗羊杂碎汤喝，也算很幸福了。但这羊杂碎汤不能白喝，凡参加夜战的人，每人每晚要收1角钱。这样，如果我喝一个月的杂碎汤，又得支出3元钱。

这么算下来，我一个月仅能剩下的6.5元钱，根本就入不敷出。事实上，不论是混糖月饼，还是羊杂碎汤，我都没能够达到天天“享用”。再说我们那位学区主任，是个杯中英雄。那时旗里（就是县里）酒厂酿造的薯干酒不过七八角钱一斤，就这么便宜，他那一月48元钱的工资也不够他喝酒的，他有一儿一女，还得养家糊口。但是这人整天泡在酒精里，几个世故的同事三天两头就请他下馆子。其中一个热心肠的曾几次告诫我：“你这后生不知深浅——你不请他醉几回酒，到时候怎么转正？”

于是，我也红着脸皮尴尬地请了他几回，这下，我那20元钱就更不够花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几顿酒肴，也等于喂了狼。那学区主任在革委会成立后又当了主任，由于我站错了队，没站在他的那一边，整整让我推迟转正了3年。后来，我的这位顶头上司调到另一个公社，上任没多久的一天全公社老师聚会，他一口气喝下3斤老白干，躺在床上就再没起来。不晓得是不是恶有恶报，这人也算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20元钱的月薪，怎么计划也是不够花。可年终总结时还有人给我提意见，一位党员女老师批评我说：“小邓把工资都吃了月饼，丢掉了勤俭节约这个传家宝！”我的肚子最知道自己是浪费还是节俭，那时我多么盼望着这两张“大团结”能变戏法儿似地一下变成4 张“大团结”啊！

12年后的1977年，我这两张“大团结”终于变成了4张“大团结”。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属于带工资上学，原单位每月汇给我45元钱的月工资。捧着这45元钱，我感慨地说：“有这45元，足够了，这辈子可不敢奢望每月有10张‘大团结’啦！”当即一位同学就取笑我说：“你就这么看不起自己？45元钱就卖了？”又说：“你肯定能挣到100元，甚至还能拿得更多更多——只不过到那时的钱也就不值钱了！”

果然这位老兄有先见之明。又过了10年，到1987年，我就能挣到100元左右的月薪了，而还没到1997年，我的月薪早已超过了1000元。物价也是不知上涨了多少倍，0.15元再也买不了一个混糖月饼了，而要2元钱。算一算账，我还是知足常乐：当年20元钱只能买133块混糖饼，今天我这1000元能买500块混糖饼，可是今天不收粮票，那粮票也是代金券嘛！

我的月工资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回忆回忆，也是蛮有意思的。

 

（写于2001年2月，发表于2001年第三期《传记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