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耀翁的文学天空
我将在博客里发布我的散文、小说和创作谈、书评等等。
我陷入小市民的汪洋大海
在我的小说集《没有“廊桥”的年代》中，除少数农村题材的作品外，大部分取材于九十年代我在北京这座大城市的工作与生活经历。我常说：“我从一个封建农民，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市民。”这并非自我贬损，而是回望个人生活经验时的一种自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个人命运与时代结构交汇、嬗变的真实写照。
1977年，我告别了生活将近三十年的内蒙古农村，来到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北京工作。像我这样一个有家庭历史问题的乡村小教师，忽然被北京的一所大学录取，简直是感激涕零。那时正值华国锋当政，我甚至恨不能对着他的画像磕上几个响头。
我重新参加工作是在八十年代。那时月工资六十来块，1986年单位分了二居室住房；除粮票、布票外，每月还有肉票、鸡蛋票，秋天分大白菜，春节供应花生、瓜子……一个乡巴佬，能在“天子脚下”有一席之地，真是志得意满。每天早晨上班前，我扶着自行车站在小吃店门口，学着北京人的样子，花二两粮票八分钱买一根油条，再花两分钱要一碗豆浆，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就着春风吃下去，心里满是惬意。
这不是小市民，又是什么？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不至于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却也很难跻身所谓“精英阶层”——往上看，台阶还高着呢。知足常乐、随遇而安，那些年，我写了不少带着这种心态的散文随笔。
九十年代初，仿佛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发大财的年代。“十亿人民九亿商，剩下一亿等开张”，“谁致富，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几乎没有人能不心动。1993年初，我们还只是一个三四个人的小编辑部，连草台班子都算不上，领导却偷偷派我去海南考察“发财门道”。回来后，我也一度想辞职下海，与朋友合伙经商。不巧的是，我手术感染，休养了半年。妻子坚决反对，我大学时的哲学老师更是直骂我“胡闹”。
慢慢地，我自己也冷静下来。一个书生，倒买倒卖并非所长，弄不好“掉进海里淹死”，连饭碗都砸了，还谈什么养家糊口？于是，我保住了职位、工资和医疗这些货真价实的“刚需”，继续停泊在“小市民的港湾”里。
也正因为我和领导时有分歧，又不太懂得人情世故，经常直言指出稿件中的病句、错别字，关系逐渐僵化。后来编辑部扩展到十几个人，小院容不下了，我和另一位男同事被安排到一处临时租来的简易房办公。那里没有暖气，中午吃饭要步行二十多分钟回小院，但胜在清静。
正是在那段时间，河南一家杂志社的编辑找上门来，办的是一本“男人杂志”，邀我撰稿。我正是“瞌睡遇上枕头”，又悄悄重操旧业，当起了业余作者。
小院里的生活颇为热闹。每天午饭由临时工买菜、做饭，遇到包饺子、擀面条，几位三十多岁的女同事也会一起帮忙。领导很欣赏这种“家族式管理”，因为她就是“家长”。大家端着饭碗，站在院子里说笑打闹。那时粮票尚未取消，每天能在单位吃一顿像样的午餐，再加上通过自办发行、包书获得的外快，一个月还能多挣几十块钱——这是许多市民都羡慕的日子。
后来，我小说中那些追逐“小资”生活的安妮塔、张雪宁，为升迁不惜牺牲爱情甚至婚姻的韩丽、刘宇，以及内心孤独苦闷、却找不到出口的郑超、林心洁……他们的影子，仿佛就在我身边。在工作中，在生活里，似曾相识，铺开稿纸，人物便自然走进了小说。
我是一个“小市民式”的写作者，写稿常常偷偷摸摸，颇有几分做贼的感觉。用公家的稿纸，在上班时间写自己的东西，这算什么性质？那时稿费通过汇款通知单寄来，看门老头每次都会高声喊：“又来稿费了！”唯恐院子里的人不知道。后来，我索性让编辑把稿费单寄到家里。当然，本职工作我也从未懈怠，几本刊物都是我参与创办的。
从1995年起，我写了几十篇短篇小说，发表了大量散文、随笔和传记文学。可到新世纪初，我渐渐发现，许多刊物不再青睐有深度、有思想的文学作品，而更偏好胡编乱造、耸人听闻的所谓“纪实”。电视上也是如此，充斥着博眼球、供人傻笑的垃圾节目。
我意识到，属于我的那个舞台，正在悄然退场。
于是，我选择沉默，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写作。并非江郎才尽，而是觉得自己已经在“小市民的汪洋大海”里漂泊太久，需要靠岸，回望来路。
多年以后再回头看，我并不否认那段“小市民”的生活。正是在那样的日常里，我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从激情到克制、从仰望到自省的转变。那是一代人的命运，也是我个人无法绕开的生命经验。
亲爱的读者，请您浏览下面这则小小说：
女社长葬礼上的哭声
邓 乃 刚
谁能想到，在老社长郑蓉的追掉会上，哭得最痛心的却是韩小玉。不是她的女儿，也不是她的儿子。
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瞅着她——她好像有些不能自已。“小玉，你今天是怎么啦？”女友岳吉吉赶忙过来扶着她。
“你犯什么病！你不记得了？——她郑蓉差一点儿把你下进监狱呢……”吉吉说这话时，只有小玉一个人能听得到。
不错，她韩小玉就是把全世界的事都忘光了，也不会忘记这件事。那是20多年以前，韩小玉刚刚大学毕业，来到这个小出版社。不久，她就发现，这里的人在混日子，社长和几个相好整天打扑克，社里许多大事都是在牌局上决定的。那几个“宵小”，在女社长面前一副柔姿媚态、百依百顺的样子。他们在业务上不肯下功夫，却鞍前马后地围着她转，搜肠刮肚地玩着花样来博取她的欢心。韩小玉懊丧急了，后悔自己年纪轻轻进了这么一个单位，她三番五次地找上级领导要求调动。结果，招致了意想不到的大祸。
那几年，各单位都在开展“三讲”教育活动，上级派下人来，把他们这里抓了典型。但是，郑蓉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检讨得很深刻，加上社委会大多数人都投她的票，这运动也就走了过场。而韩小玉一时还调不走，在出版社可就难呆下去了。
年终总结来了。那郑蓉发动炊事员、看门人等所有临时工、合同工、正式工及返聘人员，给每个人评分划等，最后给韩小玉评出个倒数第一名。轮到评“先进”了，郑蓉给在场的二三十人每人发一张白纸，当着她面写下“先进工作者”的名字。谁不知道社长熟悉每个下属的笔体？这样，自然“先进”非她莫属。这使韩小玉感到单位就如同一只笼子，大家都是笼中的动物。
倒霉的还在后头。发年终奖那天，单位在一家宾馆举办联欢晚会，把关系部门的人，以及退休的老同志都请来了。大家刚刚发了几千近万不等的现金，皮包就都放在身边或挂在墙角的衣架上。大家都争着拉郑蓉一起跳交谊舞，唱卡拉-OK，哄着她尽情地欢乐。晚上10点多，看看晚会就要结束，韩小玉等人已经提前溜了。忽然，有个叫亚茹的女士惊叫起来，说她刚发的5000多元奖金不见了。霎时，会场大哗，那时礼堂还没像现在这样都安装摄像头，人们自然联想到提前退场的几个人身上。这时，郑蓉认定是韩小玉干的，她拿的奖金最少，有报复、搅局心理。深夜，警察来了，把提前退场的3人都带到了派出所。韩小玉成了重点嫌犯，警察给她做了一天一夜的工作，她就是不肯屈服。看看就要对她来硬的了，这时一个叫曹金山的临时工良心发现，主动承认了这件事……
社里连续出事，郑蓉也快到点了，上级就让她提前退了休。出版社的领导班子换了新人，再三给韩小玉做工作，她也就留了下来。一晃，20多年过去了，由于小玉负责的编辑室好书不断，多次获奖，年近知天命的她也坐上了副总编的位置……
“小玉，你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岳吉吉紧紧地拉着她。
“吉吉，你还记得咱们出版过纪伯伦评传的书吗？他是不是说过——如同一片树叶，除非得到全树的默许，不能独自变黄。那些作恶的人，若没有你们大家无形中的怂恿，也不会作恶。”接着，小玉又意味深长地说：“世上最艰难的事情，恐怕就是宽恕加害于自己的人了……”
走出殡仪馆，一轮红日当头照着。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蓝天、这么好的白云。在初冬的金色黄叶掩映下，这两位成熟的女性如此高大、美丽……
（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稿，11月21日修改）
附注
前文所涉小说，收入小说集《没有“廊桥”的年代》。《女社长葬礼上的哭声》为作者近年所作的小小说，暂未收入该集。该书目前处于 KDP Select 开放阅读期，Kindle 订阅读者可在相应范围内阅读。
郑蓉并非单纯的恶人，她更像是体制与群体沉默共同塑造的产物；而韩小玉的哭声，也不是对加害者的怀念，而是对自己青春伤痕的一次释放。她哭的不是郑蓉，而是自己曾经的青春、委屈与坚持。宽恕在这里不是软弱，而是一种从阴影中走出的力量。
小说对单位生态的描写锋利而克制：奉承胜过能力，沉默制造恶，人人都是笼中的动物。正因如此，韩小玉的成长显得格外珍贵——她没有被同化，也没有被仇恨吞噬，而是靠专业与坚持走到了光亮处。
当读到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我在小市民的汪洋里漂泊太久，需要靠岸，回望来路”，小说的情感背景便更清晰了。韩小玉的经历，正是这种生命经验的折射：从激情到克制，从仰望到自省，从被裹挟到重新站稳。
结尾的蓝天与金叶，是一种象征：宽恕不是忘记，而是让自己不再被过去束缚。韩小玉的哭声，是她对旧日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