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 洞 幽 幽

 

说起窑洞，人们想到的可能只是陕北窑洞，但是，人们却很少知道，我们乌盟后山，也有许多窑洞。当年我家居住的“房子”，就是靠山切开崖面，在土壁内开凿出深深的横洞，再把它们相连起来而成的。内蒙古很大，来到我们乌盟后山，也许你很难见到真正的蒙古包，在大山深处的一些村落里，冬暖夏凉的土窑洞，倒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景观。

我们姐弟几个就是在这幽幽的小窑洞里长大的。小窑洞里蕴藏着我们儿时的梦想，萌生过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希望。在这幽幽窑洞里，孕育了父亲那人穷志不穷、穷在物质富在精神的人生哲学和达观文化。

 

1950年4月，因生活所迫，父亲携全家5口，离开北京，迁移到乌盟后山一个叫坝底的小村当农民。和所有从北京来的逃荒者一样，我们除了随身的几件衣裳和少量被褥外，便一无所有了。分的住房，是本村米姓地主的一间土房。那间房子，也就10平米大小，大锅灶连着火炕。夏天，应该给房顶抹上一层泥巴，父亲根本不会侍弄这些，赶上大雨漏得稀哩哗啦；冬天，老乡们都在房顶盖上一捆一捆的秸草，我家没有那么多秸草盖，房梁和墙壁上结满了冰霜。那年，姐姐8岁，我不满3岁，弟弟仅8个月。看着爸妈在灶前拉风箱，饥肠辘辘的我们，发现挂在墙上的篮子被气雾遮住了，便知道饭要熟了。“篮子看不见了！” “篮子看不见了！”我和姐姐欢呼雀跃着，盼着爸妈赶快端上热饭。那几年，我们年年冬天冻坏了手脚，至今脚面上还留着冻疮留下的疤痕。

实在是太冷了。日子稍微松快一点儿后，1954年夏天，父亲花50元钱在翻过一个山梁的牛场沟村买下一处三孔的崖窑。这三孔窑洞面朝东依山而造，把山切进一块“]”字形的平地，窑洞的前面是一片见方百十来平方米的场面，左边分别是给鸡、猪、狗掏的小窑，右边是放牛马粪和柴草的仓窑，再外面一个小土圈儿就是厕所了。正窑的中间一孔算是“堂屋”，进去以后往左拐的那一孔是我们吃饭、睡觉的地方，往右拐的那一孔堆放着一些日用杂物和爸爸做小买卖的货物。进得窑洞，光线很暗，外人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哪孔窑洞里，窑洞的前面还有大山挡着，只有上午10点以后才能看得清书上的字，下午4点以后就又得点灯了。起初，幼儿的我非常害怕，那幽深幽深的洞洞里，会不会藏着“厉鬼”？跟爸爸走了几回，慢慢住下来，也就习惯了。

我们一家的新生活，就在这小窑洞开始了。日子仍然过得很穷，过得异常艰难，爸爸不会地里的活计，我家连当地的贫雇农人家都比不上。家里惟一的一口柴锅，是土改时分得地主的一口破锅，锅底裂了很长的璺，做着做着饭，水就滴滴地漏下来，爸爸就倒出水来，把那锅用莜面糊抹一遍。烧火用的风箱，也是破旧不堪的，拉着拉着，杆儿就脱落了，需要打开风箱，把它重新装好。没有钟表，也不知道时间，家里唯一的一件工业品，就是不知什么时候新添的一把暖水瓶，一直用到爸爸去世。

但是，爸爸非常乐观，称这是“神仙洞”，是“延安窑洞”。这冬暖夏凉的小窑洞，再也不怕冬天冻坏了我们的手脚，有做饭那一点儿热气，洞子里就总是暖洋洋的；夏天，不管外面太阳多晒多热，进得洞洞里，就阴凉阴凉的，就如在今天都市里的空调下面。又如，冬天风雪多大，小窑洞里也感觉不到；夏天暴雨多大，也漏不进窑洞里。冬不用秸草苫房，夏不用泥巴抹房，对不谙农活的爸爸，省去了多少烦心事？然而，也有“受灾”的时候：我们窑洞的地面比窑外的场面低出了很多，住人那间的窗台才和场面一样高，下了大雨，水就会倒流进家里，我们不得不在门外、窗外筑了半尺高的土棱，好在后山的大暴雨不是很多。

自来到内蒙后，父母就一直焦虑着子女们的读书问题。父亲曾多次在给南下的大哥的信中提到：“此地教育太差，附近各村没有念书人。金盆行政村（即我家当时所在的乡）仅有小学校一处，教员两名，学生约五十名。因为距坝底村有十五里地（实际够20里），秋葵（我姐）今年还不能上学。但坝底村组织小学，一时不易也。余自到此，对于文书（指文化教育）上多有所请求也。”这年，姐姐已经12岁，只在乡里跳着读了一两年书，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子女的教育问题迫在眉睫。父亲和母亲争论来争论去，送孩子到外面上学需要学费，加之母亲自来蒙后一直不服水土、常年闹病，大约与父亲的感情也多有不和，于是他们决定由母亲回京投奔姥爷，找工作挣钱接济儿女上学。这年秋天，母亲流着眼泪回京了。母亲走后，姐姐在家休学照料弟弟，第二年被送到20多里外邻县的一所完全小学插班上高小。也是这年秋天，我在5里外的一所一个老师教着三个年级学生的临时小学开始上一年级了。

 

从1954年秋天开始，我的父亲担当起又做爹又做娘的角色。姐姐被送到20里外的学校住校以后，家里就剩下了我们父子3个。为了生计，曾在孙连仲和宋哲元部队做过多年军需官的老父，挎着篮子走村串户做小买卖。为了供灶火烧柴，父亲每隔几天要到大山上砍一次柴或拣一天牛马粪。1956年，弟弟也上小学了。冬天，天不亮父亲就把我们推起来，帮我们穿好衣裳，吃好早饭，一直把我们送出村口。因为光凭雄鸡打鸣来判断早晚，有时吃完早饭了总等不来天亮，就趴在炕上再躺一会儿。晚上，父亲急着给我们做饭，他就会做莜面糊糊和炒面。乌盟后山一年四季以莜面为主，把土豆切成块儿推进锅里，待水开了撒进莜面搅拌到熟了就做成了糊糊。有时急了就烧开水卧鸡蛋，撒点儿盐面拌炒面吃。还有时索性把干莜面放在盘子里上笼蒸，那根本就蒸不熟，吃得我们走肚拉稀。还有，吃水也是一大负担，窑洞附近没有水井，我们家离村子还很远，吃水要到半里多路外的村口去挑。父亲准备了一个大缸，能盛三挑水，他就隔两三天挑一次水，这项工作就得用上半天的时间。为了节约水，每天洗脸时一盆水3个人用，爸爸先给弟弟洗完脸，再给我洗，最后，这一盆水才轮到他自己。谈到洗澡，就更是奢望了，一年也难得洗上一次澡，记忆中，我们最早的泡澡是升入中学进了县城以后。

但是，父亲仍然十分乐观。一年到头，他总是戴着一顶不知戴了多少年的破呢子帽，近视眼镜的两条腿儿早就折了，也没有地方配，他就用粗线套在两只耳朵上。合作化时，队里把我家窑洞旁的一条小山沟留给了我们，沟里有一二亩地，算作我家的自留地。爸爸风趣地把这条小沟称作“落（读la，去声）沟”——顾名思义，是没收农民土地遗漏下来的一块。春末夏初，爸爸带着我们在落沟点进土豆，种上小白菜和扁豆、葫芦（与北京西葫芦差不多的一种，瓜肉是面的）等等，秋天饭桌就丰盛了。这落沟相当于我们儿时的“百草园”，给童年的我们留下了无穷的乐趣。夏秋之季，落沟两侧的山坡上长满了野草、野花，鸟儿在唧唧喳喳地鸣叫着，一到假期，我们就来落沟玩儿。我们把红艳艳的山丹丹花连根拔下来，插到空墨水瓶里，小窑洞里立马充满了生机。我们把甜草苗（甘草）挖回来，一根一根洗净，泡在开水里喝，又下火，又止咳。扒开草丛，会有地皮菜，拣回来用热水一泡，像木耳一样，一发一大堆，与土豆一起拌馅，那味道，今天的木耳是没法偕美的。还有野韭菜、野葱，挖回来都能拌菜吃，偶尔还能摸到和鸽子蛋大小差不多的鸟蛋，这类高兴事很多，一天也说不完。有时，我们还把家里的小黄猫抱来，看它捕捉蜥蜴和小蛇吃。这小黄猫很勇敢，有一次它叼着一条花蛇跑进窑洞，摁在那里三下五除二就吃下去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害怕，它已经扬长而去了。在小窑洞前，我们帮助爸爸喂过鸡，养过兔子，还有狗儿花花。可惜，我们都不会养，又没有东西喂它们，最后只剩下七八只下蛋的母鸡了。夏末秋初，窑面上会长出一丛丛的芦草（芦苇的一种），它的枝条都很结实，我们两个长到十来岁时，有劲没处使，就抓住芦草从窑底攀上两三丈高的窑顶，还比试谁爬得快。少年不知愁滋味，成年以后想起这事都有些后怕，要是当时不小心掉下来，摔不断腰也跌折腿了……

幽幽小窑洞，和它旁边的落沟，是老父磋砣人生的一爿避风的港湾，是我们儿时生活的一处天堂。老父的随遇而安，我们的无忧无虑，让物质上极度匮乏的一家人，仍然充满了欢乐和幸福。

 

然而，我们的老父并不是盲目、被动地“随遇而安”，苟安于眼前如“田园诗”般的日子。他是在用自己的人格和智慧，有意识地在影响、教育着自己的子女，在小窑洞里，我们在接受着当地任何家庭都不可能有的、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去世多年以后，年近三十的我又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大学期间，我接触了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他在《家长教育学》一书中曾多次指出，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他说：“在一个家庭里，只有父亲自己能教育自己时，才能产生孩子的自我教育。没有父亲的光辉榜样，一切有关儿童进行自我教育的谈话都将变成空谈。”又说：“父亲肩负着承先启后，提高由他和母亲塑造的新人的道德修养的伟大使命。”虽然父亲在世时不可能读到苏氏的教育学，但他那种“榜样”的力量、“道德修养”的力量，就是在石头上也能生根开花。今天重读苏氏的这些论述，套用时下流行的一句家庭教育方面的话来说，慈祥的老父既是我们第一任的、也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而小窑洞，就是我们最早、最好的启蒙学校。

我家的窑洞，只有住人的那孔才用泥巴把四壁和圆穹抹得光光滑滑。不知什么时候，爸爸买回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分别挂在南北两面墙上。不能小看这两张地图，我的认识中国、认识世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事时，我们就站在炕上琢磨这两张地图。爸爸教我们怎样读图，怎样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地辨认方向，怎样用比例尺来计算距离，怎样用图例来认识城市、铁路、河流与高山等等……上高小时，地理老师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他还没怎么讲授的问题，眼前这个孩子就一一回答上来了？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有一支歌里唱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殊不知，这在当时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连地理、历史都不让学了，还侈谈什么“放眼世界”！而早在10年前，父亲就教他两个刚刚识字的儿子认识中国、认识世界了。对于这一切，那些浅薄的造反派也许只会上纲上线，永远也不会理解一个睿智老人的胸怀和目光。由此，我们渐渐懂得，爸爸为什么偷偷地把这小小窑洞比作“延安窑洞”，他在儿女们身上寄托着怎样的重托和期望。爸爸的热血在我身上流淌，爸爸的精神也在我身上传承。30多年后，我的女儿也如我当年一样上五六年级了，我在她卧室的墙壁上首先贴了一张大大的中国地图，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谦受益，满招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一个又一个的格言警句，我们都是从爸爸嘴里学来的。这些格言警句，成了我们小窑洞里的“家训”。爸爸没有扳着面孔教训过我们，更没有动手打过我们一下，他的这些格言警句，都是在不经意中随便说出来的，但却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就以学习为例吧，我们从来没有让爸爸操过心，没有让爸爸督促过一回。每天放学回来，我和弟弟就趴在炕上写作业，直到爸爸喊我们吃饭。那时我们家连张桌子都没有，炕上只有土改时从地主家分得的一个陶瓷大盆，上面放一个切菜用的树墩儿，就算是“桌子”了。只有吃饭时才用一下那张“桌子”，爸爸把盛了饭的碗放在“桌子”上，因为那瓷盆已经裂了，我们也不敢压它，就端起碗来盘腿坐在墙根默默地吃。还有，就是姐姐从学校回来，给我们讲外面那些新鲜故事，我们姐弟三个就围坐在那树墩旁，听她娓娓道来。每隔两三个月，爸爸要给母亲、大哥以及我们的伯父、叔父们写写信，也是在这树墩上完成的。他写得一手清秀、飘逸的樱桃小楷，我们为他研好墨，他就轻轻地铺好纸，在上面龙飞凤舞起来。他一边写，一边告诉我们，收信的人都在哪里，例如大哥在湖南辰溪、我们的大伯在甘肃兰州、我们的三叔在新疆乌鲁木齐……我们就会在地图上一一找到这些城市。多少年后，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一家杂志社当了编辑，我有意识地一一寻访了这些城市。1985年在兰州，当我知道父亲与之互相通了二三十年信、到死都未能见上一面的伯父也已作古，他们一家也早已逃亡康县，忍不住泪水直流。因为我们学会写字以后，父亲就教我们给母亲和大哥写信，给未曾谋过面的伯父、叔父以及堂兄弟、堂姐妹们写信，直到父亲去世前。今天有机会来访了，却是物是人非、人去楼空……

我们的老父，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润雨无声地，教给我们知识，传给我们精神和气质。有这样的父亲，在学校里我们的功课总是名列前茅。每当期末，我们从学校捧回奖状或以资奖励的本册、铅笔等，老爸就比过节还高兴。他从货篮里拿出水果糖分给我们，烧开水卧鸡蛋给我们吃，就着咸菜，他还要喝上几口二锅头，小窑洞里又一次充满欢乐。那时候，学校也不时兴“家访”，但父亲却主动地去拜访老师。到大队部办事或到供销社办货，爸爸就到小学校来坐一坐。我们的老师都很尊重他，管他叫“邓老先生”，把他奉为“座上宾”。有父亲这样的家长，有我们这样争气的学生，老师们总是对我们另眼相待。上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旗里教研室的老师来听课，班主任就讲评了我的作文，得到上级领导的一致赞许。我的这位蒙古族老师非常高兴，更加关心体贴我，中午帮我热饭，看我午饭带得少了，他还从学校伙房盛一些放进我的碗里。教过我的小学老师，以及后来教过我的中学老师，都把他们的爱真诚地奉献给了我和我的同学，令我一生难忘。这一切，在今天这个只讲利益、只图形式的时代，再也难以见到了。

幽幽的窑洞，窑洞幽幽。这大山深处的小窑洞，的确是我们儿时最好的“启蒙学校”。母亲回北京后给人家当保姆，每月只挣10元钱。她除留下两三元自己吃用外，大部分都给家里寄来了。母亲寄来了鞋、袜子，那时，乡下孩子根本没见过什么球鞋，我们都穿到脚上了。母亲和外祖父还源源不断地寄来了《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以及后来的《人民文学》。从上小学到中学，是这几种杂志伴着我长大的。我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也是这几种杂志赋予的。我们这里，是两个旗县的边界，离两个县城都很远，发一封信也要走20多里路。听不见广播，看不见报纸，完全与外界隔绝了，只有这几本杂志，是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媒介。四五年级时，我在小窑洞读完了《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后来又读完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等当时出版的许多名著。《科学家谈21世纪》等科幻作品，也是在小窑洞读完的。这样，我们内心世界的丰盈，是乡里别的孩子无法相比的。这些书籍，大部分也都是母亲从北京给寄来的。每逢爸爸从大队取回邮包，我们就无限地欢欣鼓舞，恨不能一口气把里面的书籍读完。因此，虽然在这天偏地远、闭目塞听的深山野岭，在这离群索居的小窑洞里，我们并不感觉到孤寂，内心里反而觉得十分充实、十分丰富。同时，我的文学细胞、我的艺术情感，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萌芽的。我们的父亲母亲，不能说没有远见卓识，在当时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为了儿女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做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

 

在小窑洞里，父亲还有一句说得最多的口头禅，叫做“天无绝人之路”。世事兴衰，大浪淘沙，把父亲这一群人飘零到“流放”的境地。在这种环境，支撑父亲人生的就是他几个正在成长着的儿女；走到这步田地，他信奉的就是“天无绝人之路”。是的，父亲过去在北京时可以说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扛一袋洋面过马路都喘半天的大气。如今，他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背起百十来斤的木柴或牛粪包一走就是十几里山路。好几次，他遭遇了山洪，背着重物被洪水冲出十几米，又奇迹般地爬上岸来。暴雨打透了他的全身，但他连一场感冒都没得过。冬天，乌盟后山经常刮白毛风，十几步之外就看不清人影，经常有迷失了路而冻死的赶路人。有一次，爸爸出去做小买卖，就遇上了这样的鬼天气，直到夜半时分他才摸回来，两只镜片上结满了一层冰霜。看着我们害怕的样子，他打趣地说：“怕什么？老天爷是不会让我去的。”是的，为了这几个未成年的儿女，老父注定是要顽强地活下去的。又如，我上中学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学校实行带粮上学，父亲每月都要背上沉重的面袋，步行20多里山路，再乘火车来到学校。为了省那两三角的车票钱，他经常是爬上货车赶到目的地。这事被上高中的姐姐知道后，流着眼泪说他，老父却已当无然地笑笑说：“你爸这不是囫囵着来了吗！”

“天无绝人之路”，然而，那无高不止、无远弗届的政治运动，却绝了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人家的后路。1963年夏天，姐姐参加高考，校方在她的志愿表上偷偷填了“该生不宜录取”几个字，一个优秀学生的前途就这样被断送了。摘下红领巾后，我多次递交入团申请书，都没有被理睬，始终被排斥在团的大门之外，以至我这一生从未入过团。少年时代的我，开始尝到什么是歧视——一种比什么都可怕的政治歧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姐姐和我都先后遭到过揪斗和关押。姐姐先是被剔了“黑帮头”赶回家来，后来又被冤枉为什么“内人党”，被关押审查了好多日子。爸爸躲到湖南黔阳，大哥也被抓进了牛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放出来。父亲的希望是一个接着一个地破灭了，他的精神支柱彻底崩溃了。1972年春节前后，父亲也被揪到大队挨批斗。因为爸爸在乡里人缘特好，批斗他时并没有人打他，只是装装样子吓唬吓唬他，但他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我们的老父是彻底绝望了。1972年3月22日，年已66岁的老父又到大山上去背柴，在回来的路上从山上滚了下来。他咬着牙硬挺着把木柴背回家来，躺在炕上什么也没吃就睡去了。高中毕业在家荒废的弟弟，以为是爸爸太累了，吃完饭一个人去队里开会，等半夜回来发现老父已经不行了。弟弟从邻村找来“半农半医”，说是脑溢血，大脑里浸了血，没办法救治的。就这样，我们的老父再也没有醒来，疼我们爱我们、扶掖我们长大的老父，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虽然去世了，但“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体现的真理却是长存的。斗转星移、峰回路转，父亲去世后的35年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7和1978年，命运给了我和弟弟唯一一次机会，让我们毕业10多年后又考入了大学。姐姐当年受歧视未能进入大学，然而，她的3个子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先后都大学毕业，一个女儿还在北大取得硕士学位，女婿则是北大的博士生。老父去世32年后，我的女儿——老爸的孙女——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经过签证的几次周折，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去了。

一次又一次，我们终于可以告慰老父的在天之灵了！想起遥远的1962年秋天，由于失散了多年的二哥也来到内蒙，我家竟有4 个孩子上中学，当时的困境可想而知。校方的一位主任批判老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非让我们退学几个。在爸爸的执意坚持下，也是由于我们姐弟功课出色，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都不让我们走，最后，只让二哥休了半年学，就又接着读完了中学。今天，回首这些往事，更让我们百感交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我们心目中越发体味到老父的英明和伟大。我们的老父，你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合上双眼了！

 

幽幽的窑洞，窑洞幽幽。这大山深处的小窑洞，深藏着我们儿时的梦想和希望，深藏着我们老父的英灵。2001年秋天，在京郊安葬母亲的骨灰时，我们想把父亲的遗骨移来藏在一起，可家乡的一位阴阳先生说使不得，只象征性地从父亲的坟上取来一块砖头，说这就引来了他的魂灵。但是，我始终坚信，父亲的英灵仍然深藏在那大山深处的小窑洞里。女儿上小学时，我带她瞻仰过小窑洞，拜谒过父亲的坟墓。女儿上大学后，我再次带她来到这里，父亲坟上的大树长得更加枝繁叶茂、参天入云。是的，父亲的坟是绝对动不得的。他的躯体在这里，他的英灵在这里，他永远守望着他的小窑洞，看着他的儿女们一个一个地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多少次，我站在北京现在居所的十层楼上，西望大青山，西望小窑洞，回味和温习着父亲的音容笑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窑洞的景观和父亲的形象立即出现在眼前，并且令我马上跃然纸上。是的，我该给儿女、给后代写点东西了。

哦，幽幽的窑洞，窑洞幽幽。你在我灵魂的深处，在我流动着的生命中。

 

（写于2007年5月，发表于2007年8月号《黄河文学》杂志，曾收录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的作者散文集《轻鸿碎纸过眼去》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