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迷茫
刚开学时，我每天上下学，要沿着长长的上海路走半个小时，一个人独来独往。中午还要带饭，很不习惯。看看教我们的老师，班主任张老师讲课的时候，脖子不知为什么总是左一扭右一扭的；英语老师穿着雪白的衬衫和黑外套，擦得锃亮的皮鞋，再加上分外肃穆的面孔，特别像我从画报上看到的教堂里的神父；数学老师是学校年龄最大的老师，德高望重，可为什么总在考试之前把试题透露给坐在前排的同学呢?据说那个同学的爸爸是市长；历史老师讲着一个个朝代兴衰和一次次农民起义，就像背诵教科书一样，了无生趣；政治课上，枯燥无味的腔调一响起，我就盼着下课。
十四岁的我不懂什么叫“逆反心理”，也没听说过“叛逆”这样的词汇，可是我真不喜欢那些夸张的语气和表达，什么“雷锋式的同学”、“焦裕禄式的教师”，什么“小小的小队长”，那么大大的是什么呢？一切煞有介事的喧染让我觉得特别可笑，有一种想逃离的感觉。
我不是喜欢打乒乓球吗，可我没参加校乒乓球队的选拔。第一次参加学校的运动会，我跑了四百米第一，八百米第二。体育组组长樊本英老师把我找到体育组，提出让我参加学校的田径队，她对我说，我很有潜力，而且这两项比赛是紧连着的，如果中间能有间歇，我还会跑出更好的成绩。她还查了我的跳高跳远成绩，说如果我对这两项运动有兴趣，她也会接受。我想都没想就告诉她，我小时候得过肝炎，体质一直不好，不能过累过劳，所以我不能参加田径队。
我参加了班里的篮球队，参加年组比赛后，因不适应那种横冲直撞的抢球打法退出了。我做的仅有运动就是每天早上到学校后，把书包放进书桌，到校门口的人行路上，围绕学校跑上几圈，再回教室自习。
在放学的路上，我第一次走进了市图书馆。这可真是个好地方，院子宽敞，室内幽静，有足够多的图书和报刊杂志供阅览。妈妈用我的学生证为我办理了借书证，我可以像成人一样自己借书看了。由于对学校、老师和班级的陌生感和不适应，我变得有些沉默和消极，我不喜欢看那些慷慨激昂的小说了，我看起了与“红书”反差很大的民间故事，发现几乎每个省都有厚厚的一大本民间故事选。升入中学的第一个学期，我的每一个傍晚和节假日都和左一本右一本的民间故事厮混在一起，把它们逐一的看了个遍。一天，妈妈给了我一张小说报告会的入场卷，主讲人王纪棠是锦州师范学院的老师，妈妈对他的评价很好。我怀着好奇心在星期日下午去了市图书馆会议室，听小说“苦斗”和“三家巷”的讲座，王纪棠老师的讲演完全把我吸引住了。从那以后，我去听过很多次小说讲座和报告会，但都没有第一次印象深刻，去图书馆听小说报告会也成了我盼望的一件事。不知不觉中我的阅读兴趣有了变化，我想看到更多和“十大红书”不一样的书。
新华书店是我每天放学的必经之地，也是我一定要进去浏览的地方。以前和妈妈去新华书店，都是隔着柜台观望那些摆在书架上的书，决定买哪一本，售货员才会递给你。而此时书店实行了开架售书，所有的书都可以随便翻阅。我常常站在书架前，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把一本书从头翻到尾，就基本上看完了，也没有了买书的欲望。在那里，我好像没找到过特别喜欢的书。但我每天还是会站在书架前翻来翻去，寻找着好书，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究竟在寻找什么样的书。从书店走出来时和进去时一样茫然。
我从书店出来，拐到和平商店门前见王大姨，每天如此。只有到了王大姨面前，我的心才会安定下来，我们说了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天都能看见她，和她一起站一会儿，吃上一根她递过来的冰棍，然后才慢腾腾地走回家去。
回家的路就这样被我行走得如此漫长，我的思绪也一会儿飘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警句，想着自己是不是虚度年华，是不是碌碌无为，感到若有所失。一会儿又觉得心里难过，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不适应，身边朝夕相处的小伙伴分开了，讲起话来两小无猜的朋友都不在一起了，有一种莫名的孤独和寂寞。
我是张老师任课的科代表，他一直都挺关心我，总摆出要和我大谈一番的样子，还不断好心地提醒我和团员、班干部“谈谈心”、“交流思想”。他还常常“启发”我写“思想汇报”来“争取进步”等等。但我不知为什么总想躲避他的帮助，甚至连语文组的办公室我也不愿进了。那时姐姐跳级的事情传遍了各个中学，有一天，张老师认真地问我:“你想过跳级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没有。”心里想，姐姐跳级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能跟姐姐相比？张老师的想法真可笑。
1965年暑期，张老师在我的期末通知书中写了这一句话：“与团组织若即若离。”我特别受打击，觉得这个评语伤害了我。因为我知道很多同学的评语中都写着靠近团组织，积极要求进步，等等。我去问老师，若即若离是什么意思，是即还是离。老师告诉我，他召集班干部开会，反映是: 我没有和团员、班干部谈过话，汇报过思想，表现是不靠近组织。
我当时正在看一本苏联小说《古丽娅的道路》，古丽娅就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她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女英雄，我喜欢她。她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她真诚，勇敢，坚韧果断，她的成长道路是我所向往的。她的生、死、希望、理想、爱情、信仰，对少年的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我特别想走古丽娅那样的道路。古丽娅在一次与德国侵略军的战斗中为救护伤员保护战友牺牲了，她只活了二十多岁。我已经十五岁了，可还什么都没有做过，我想让自己的生命发出光彩，我对自己的现状很不满意，可我不想如老师指导的那样，以找团员和干部谈话来表明自己的进步和靠近组织，那会让我心里不舒服。我知道老师的建议和提醒是善意的，可我没有接受，我不愿以此来证明自己“进步”。
我什么也没对老师说，虽然我还不懂我们的分歧是什么，但已隐约的感到我们的观念有差异，我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我是一只孤雁”的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