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童话
（2）景色美丽——儿时伙伴景蓬
上小学第一天，我遇到了住在我家附近的景蓬。她看着我，笑了。我看着她，也笑了。她走过来说：“以后咱们一块上学吧，我知道你家，我去找你。”我点点头，我们俩的手就拉到了一起。
从此，我们上学、放学都在一起走，轮到我值日或她值日，我们都自动帮助对方小组打扫卫生，然后再一起回家。我第一次去她家时，她姥姥对我们说，以后我俩就是好朋友了，不能打架，要互相帮助，一块学习，一块儿玩。就这样，景蓬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她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重要的朋友。
当时景蓬家只有她一个孩子，姥姥、爸爸、妈妈都围着她转，尤其是姥姥，对她呵护得无以复加。不管她和谁有了矛盾，姥姥都会立刻跑到胡同口，大声斥责对方。结果，没有人敢和她玩了，她变得很孤单，现在有了我这个朋友，恨不得把她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出来和我分享。
在她家前面的胡同口，有一个她家存放杂物的屋子，很快成了我俩重要的活动场所。那个屋子里有一个很大的火炕，我俩在炕上写作业、欻子、上演童话故事。我俩还每天跑到外面和同学们一起玩跳皮筋、跳“房子”、打口袋，玩起来就忘了时间，忘了一切。每当天色渐渐暗下来，可我们依然兴趣盎然时，一个略带焦急充满慈爱的声音就会由远而近的响起:“蓬啊，回家吃饭了。”是景蓬的姥姥在呼唤。像回应她一样，家长们的呼唤此起彼伏的响了起来:“回家吃饭，回家吃饭……，”小朋友们只好恋恋不舍的散去。
夏日午后，我们最喜欢的游戏场所是我家院子。硕大的葡萄架下，铺了一层砖，砖上是凉席。在凉席上,我们玩儿“过家家”，摆出一个个“家具”：“写字台”、书柜”、“八仙桌”、“床”。我最喜欢的是妈妈给我的一整套玩具炊具，有饭锅、菜锅、碗和勺子，还有一个带炉箅的小炉子。我们把小锅放小炉子上，在炉灶里点火，把木柴用铅笔刀削成小片当柴烧；在菜锅里加上水，放进从院子里摘下的花朵和花叶，烧成菜；再把饭锅里放进米粒和水，煮成饭。我们不断变换花样，越玩儿越起劲儿。困了，就躺在凉席上，盖上毛巾被睡一觉，睡醒了继续玩儿。
每个星期六下午，我和景蓬一起走很远的路，去附属医院的幼儿园接弟弟回家。不管多热多冷，景蓬都毫不犹豫，总是高高兴兴和我一起去，风雨无阻。我们领弟弟回家的时候，常常等不到公共汽车，弟弟走不动，我俩就轮流背弟弟，边走边玩儿，一点也不觉得累，就像是快乐的郊游。我俩甚至在上学的时候都常常盼望快点儿到星期六的下午，那是我们的自由时间。
我们五、六年级的时候，老师整天想着提高升学率，与保二小学竞争，每天放学很晚，还留许多作业。有些算术题今天做了，明天还做，翻来覆去做个没完，第二天早上老师还要检查，使我看小说的时间都被挤没了，我心里很烦。有一天我发现妈妈的抽屉里有一盒复写纸，灵机一动，把它放在作业本里试着写字，果然效果很好，像用蓝色钢笔写的一样。景蓬心领神会，把我的作业本放在她的作业本本下，中间放好复写纸。这样，我俩就在我家的写字台上，一个看小说，一个复制两份作业，然后我再给她讲小说的内容，配合默契。因为有了这个妙法，直到六年级毕业，我都没有写过作业。景蓬是个最够朋友的人。升初中前夕，我们一起填报学校，都填了四中，我真想永远和她做同学，可是老师私自改了我的报考表，我们的理想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机会一起上学了。
1964年暑假，刚从四中毕业的姐姐被找去帮忙填写新生档案。她回来后告诉我，景蓬的爸爸景明伯伯是1949年后新政权的第一任辽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我以为姐姐弄错了，便去问爸爸，却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爸爸说，我家刚来锦州时，贴满全城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判决书上，都有当时辽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景明的签名，景明伯伯当时是锦州市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我眼里景伯伯根本不像一个威严法官，而是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
景伯伯的肚子里装着很多战斗故事，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每当我和景蓬疯玩儿够了，安静下来的时候，景伯伯就会叫我们坐到他身边，听他讲故事。他讲的安详、平和，从不慷慨激昂、也不横眉立目。
景伯伯还经常在星期日和寒暑假的时候带我俩去他的工作单位，一个叫“王屯”的地方，离市里很远。那里有一个大院子，住着许多老年人。我和景蓬每次去都会给他们擦窗户、擦桌子、扫地，然后坐在炕上听他们聊天,景伯伯也常常和那些老人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敬老院，直到前几年和景蓬在电话中聊到往事，才知道那里是锦州市收容所，景伯伯从法院离开就被安排在那里工作，直到退休。
景伯伯为什么从法院离开，对于我曾是个迷。当破解这个谜的时候，历史的车轮已毫不迟疑地跨过了五十余载。当年那个聪明过人、才华横溢的景伯伯即将就任省委秘书长之际，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被诬陷报复的景伯伯中枪落马了,在他付出了一生最好的年华和聪明才智之后，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病痛缠身的无语者。
可敬可爱的景伯伯曾经给我们讲过无数个抗日故事，多年后才知道他就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离开这个世界近半个世纪后，我沉痛地回望他的沧桑往事：从事律师职业的景伯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放弃了事业、家庭，离开了故乡，投身抗联。他参加战役无数，因负伤致残而转做地下工作。由于形势险恶，为了不殃及家人，景伯伯把自己的真名实姓放弃了，改名景明，他盼望祖国远景光明。
一代人的艰苦卓绝、流血牺牲的往事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可我不会忘记童年时陪伴我成长，给了我亲人般关爱的景伯伯。景伯伯那布满苍桑的面容和跛腿走路的身影从来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他的腿上一直有没取出的子弹，是他在抗联时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留下的。
景蓬的妈妈陈义阿姨开朗、干练，十八九岁时就参加了志愿军，去过朝鲜，是个年轻的老干部。陈义阿姨曾是辽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长。因为景伯伯的牵连，被调离法院，做了一名街道干部。
姥姥、景伯伯、陈义阿姨对我像对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我每天都会随时随地跑到景蓬家，不管他们一家人正在吃饭，还是在休息，都毫不见怪，无拘无束。一次，我和陈义阿姨聊天时，无意中说出了大姨家的困难情况，陈义阿姨就通过她工作的站前街道，把大姨一家五口人的户口从彰武县的农村迁到了锦州市。在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大姨，还是爸爸、妈妈都一次也没到景蓬家拜访，没向陈义阿姨当面致谢过，现在想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当时只因我一个十岁小孩子的一番话，陈义阿姨就四处奔波、大费周折，一手办理了大姨一家人的户口迁移，从而改变了大姨一家人的命运。
几十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大饥荒的年代，如果不是陈义阿姨的帮助，大姨一家人在农村既没劳动力，又是地主成份，很可能就会活不下来。每当想起这些，我对陈义阿姨充满了感激之情。陈义阿姨不仅帮助了大姨一家，她还帮助了很多生活困难的家庭,帮助他们找工作、转户口、解决他们子女的就学、就业难题。她还在大饥荒的年代帮助素不相识的外来“盲流”找到解决温饱的工作和栖身之地。
陈义阿姨原来的名字叫陈秀英，改为陈义，足以诠释她的一生为人。谁能知道，仅仅几年之后，陈义阿姨一家就遭到了灭顶之灾，那个温馨美满而幸福的家庭永远不复存在了。
“文革”刚刚开始，陈义阿姨就被街道和居委会的“造反派”打成了“叛徒”，被专政,被毒打，被关押在街道。家里只剩下年迈的姥姥和失去健康的爸爸带着十几岁的景蓬和一个刚刚七岁的妹妹，整天提心吊胆的苦熬苦度。当我还在认真的当着“保皇派”，为我的校长和老师被专政而忧心忡忡的时候，陈义阿姨已经处于了水深火热之中。
多年后，昔日的邻居给我讲她当年目睹的场景：陈义阿姨胸前挂着“反革命”的大牌子，被造反派们按着跪在批斗车上，车后是一边跑、一边哭喊着“我妈妈是好人！不许打我妈妈”的景蓬。摔倒了，爬起来，再追着汽车哭喊。当年只有十五岁的景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家：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气晕卧床不起的爸爸，三天两头被街道的恶妇们拉出去批斗的姥姥，需要照顾的年幼的妹妹，还要一天三次送饭给被专政的妈妈。
陈义阿姨被放回家时，已重病缠身了。她得了肺癌。我永远记得那一天，1970年的春节刚过，我从农村带弟弟来附属医院做摘除扁桃体手术，在医院的走廊上迎面碰见了景蓬。这是我们从1966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但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景蓬愁容满面，她告诉我，陈义阿姨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匆匆和她赶到病房，看到熟悉的陈义阿姨已经大变，四十刚过的她白发丛生，形容枯槁，不能平卧，不能坐起，趴在一摞被褥中喘息着。陈义阿姨挣扎着伸出手拉住我，断断续续的对我说：“旭啊，你幸福，蓬不幸福啊。”艰难的说出这句话，陈义阿姨大口的喘息着，再也不出声了。我的眼泪顿时哗哗地淌了下来，我不敢看景蓬，只能低下头，紧紧地握住陈义阿姨的手，很久很久。想不到，这是陈义阿姨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几天以后，当我再一次推开那个病房的时候，陈义阿姨已经不在了。我知道，她是多么的不放心，不甘心啊，她才只有四十四岁。
陈义阿姨和我最后见面的那个镜头和遗言，被我无数次追忆、深思，牢记心中。几十年里，只要想起暗无天日的文革时代，想起我的亲朋好友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我都会在心里问自己：我在做什么？我为他们做了什么？自责和悔恨就会充溢我的心间。如果我当时是一个清醒的人，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一个重视友情、亲情的人，我怎么会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哪怕我为陈义阿姨送去一次饭，哪怕我守在景伯伯和姥姥身边一个晚上，哪怕我帮过景蓬一点点忙，我都会为自己找到一丝丝解脱的理由。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没有做过。陈义阿姨离开一年以后，景蓬的姥姥，爸爸也相继离去，只留下她和不满十岁的妹妹相依为命。
我再见到景蓬的时候，已经是1976年的年底了。那时我调到市防疫站工作，刚刚报到，我便迫不及待地找到景蓬家。这时候，我们俩都是做母亲的人了。在景蓬的身上，我看到了当年陈义阿姨的所有特征：精明，干练，温情和满怀的母爱。她家简单陈设的小屋让我感到熟悉、温馨，不愿离去。幸运的是我们都成为了一个系统的职工,我们的子女都进了同一所幼儿园的同一个班，后来又进了同一所小学的同一个班。无论是开会，还是接、送孩子我们都常常见面、聊天，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好像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1987年夏天，我要去上海护理住院的姐姐，怎么安置儿子让我伤脑筋。景蓬知道后，果断地说：“让大鹏来我家吧，我来照顾他。”在上海的二十多天里，我收到了景蓬的三封长信，每封信里她都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述儿子每天的衣食住行、学习、游戏和休息，母爱渗透在字里行间，让我自叹不如。我还惊喜地收到了儿子给我写的第一封信，是他的景姨让他写的。
当我从上海回来接儿子回家的时候，儿子竟然对我说:“我不想回家了，想在景姨家住。”当时真让我吃惊，因为儿子自出生以来还没有离开过我身边。后来儿子告诉我，每天晚上，景姨照顾他洗漱完毕，带领他和玲玲读书游戏后，都要看着他睡着才会离开。有一次他身体稍有不适，景姨守着他，一会摸摸头，一会揉揉脚，几乎一夜没休息。每天餐桌上都是他喜欢的食物：豆制品大全。他跟玲玲从小在幼儿园一起长大，玩起来无拘无束，经常顽皮斗嘴，有时把玲玲气哭了，玲玲问她的爸妈：“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只喜欢大鹏了？”
后来景蓬去北京工作，一去二十余载，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有了微信，我们又天天“见面”了。半个世纪过去，一切都变了，又一切都没有变，她还是我的儿时伙伴，更是我一生的挚友, 不管分开多久，我们的心永远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