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童话
（1）跃进年代
1958年夏季，在一片“三面红旗”的喧嚣声中，我上学了。那时，学校的名字还叫“站前小学”，是站前街道唯一的一所小学，和儿童公园的正门只隔着一条上海路。那一年，很多东西都改变了，直接影响我们的就是学区划分，我们居民区上学的孩子都被划到了新学区，而以前上学的大孩子都读的是保二小学。我们很不开心。
保二小学是我们从小玩惯了的地方，它那阔大的操场，是我们儿时的一个乐园。那里有撬撬板、高低杠，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和露在地面上的平台，有楼梯在外的二层楼教室，还有一排排平房教室，教室周围有宽阔的活动空间。况且，它和我们的住宅区只隔一条街。而去站一小学要走很远的路（其实只有十分钟）。站一小学的操场小的可怜，除了男女教工厕所和一个垃圾箱，就只剩下一小块地方了，还不如保二小学的一个角落。站一小学只有两排教室，教室外面的空间狭窄得无法活动。由于教室不够，我们只能上半天学，每周都分成上午班或下午班。
我们的学校虽然小,声势造得倒很大。临街的全部墙面上涂得色彩斑斓，不留一点空白。墙上画有一身戎装的穆桂英，题为“妇女生产真英雄，赛过当年穆桂英”，气宇轩昂的黄忠，题为“老年挑担千斤重，赛过当年老黄忠”，还有英姿勃发的罗成，题为“少年儿童齐出征，赛过当年小罗成”。在所有彩图的上方是楷书的红色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校园里的气氛和墙外的壁画一样热烈。本来很小的操场建起了一座“炼钢炉”。因为修炉要用耐火砖，老师让每个同学交给学校一块耐火砖。当时医学院食堂正在扒炉灶，炉膛里的旧砖替换下来，我向食堂的厨师伯伯要了一块，乐颠颠地拿到学校交了差。“炼钢炉”建起来了，高年级的同学（三、四年级）负责“炼钢”，我们一年级的同学负责吸铁砂，每天中午放学前每人发一包铁砂。吃完午饭，我就趴在写字台上认真地用吸铁石吸着铁砂，一丝不苟。这成了我上学以后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有一次炼钢炉出炉的盛况被我遇见了，我亲眼见到了从炉里铲出的一坨坨黑灰色的叫“铁粑粑”的东西。那是我们学校“炼钢炉”炼出的最优质的东西了。
在“大跃进”的紧锣密鼓声中,我们的课余时间被越来越多的“活动”占据了。首先是“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每天下午，我都会拿着苍蝇拍、空火柴盒和妈妈为我准备的镊子，去公共厕所打苍蝇，因为那里苍蝇又多又大，很好打。我闻不到厕所的气味，也不顾苍蝇围着我嗡嗡，只顾盯着我的目标拍下去，将拍死的害虫一个一个用镊子夹起，装满火柴盒，才能“收工”。每天早上老师的讲桌上摆满了同学们交上的火柴盒。我还和姐姐一起去十二组公厕后面的粪池挖蛹，因为这样，它们就不会变成苍蝇了。
最声势浩大的行动就是捕捉麻雀了，家家门前都用木棍支起一个大盆或大筐，拴上绳，在地上放上点儿米粒，然后拉住绳子另一端，等着麻雀来啄米。我们静静地守在一边，紧张地盯着被支起的箩筐或大盆，麻雀落在地上啄米时，突然将绳子一拉，麻雀就扣在里边了。男孩子们制作了弹弓，随时随地瞄准空中的麻雀打下来。很快，整天嘁嘁喳喳，成群结队飞来飞去的麻雀在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我们的“大事业”还有很多。其中一个是拣废铁。为了炼钢铁，首先要做的就是收集一切带铁的东西。因为街道也修了炼钢炉，家家户户的铁盆，铁锅，锁头都被收去，最后连奶奶留下的铜火锅、铜水罐和铜盆也被街道收走了。我们只能跑到马路上睁大眼睛，搜寻一个个废弃的铁片、铁皮、铁钉。不知哪个同学发现了老马路上的一个铁工厂里有堆积的铁屑，是车零件的下脚料。我们兴奋极了，每次都会大筐小筐装得满满背回家，再交到学校。除了拣废铁，我们还拣玻璃，拣废纸，说是可以回收利用。那时，纸张越来越紧缺，我们买的作业本质量低劣，黑黄色的纸薄厚不匀，背面疙疙瘩瘩，铅笔很容易划破纸张。我们每天都认真搜寻着这些“稀有资源”，有时如获至宝，有时又大失所望。
还有一件大事：拣粪。妈妈给我和姐姐各买了一个粪筐，我们每天午后、晚上都挎上它守在马路上，眼巴巴地盼望马车路过，有时一坨热气腾腾的粪便刚一落地，我就挎着粪筐冲上去，用铲子将粪铲起来放进粪筐，如果动作稍慢，就会被别的小朋友抢去了。
有一天，姐姐的一个同学侦察到一个情报：十一组和十二组交界的马路边有一个马棚，有些马车在那里留宿，而且夜里十二点到凌晨四点之间马棚里没有人，可以进去捡粪。姐姐和她的几个同学决定当天就采取行动。半夜里，我被姐姐捅醒，我俩摸着黑，悄悄爬下床，从厨房的北门溜出家，带着事先准备好的粪筐，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目的地进发。一切都如策划好的一样，我们在马棚前兴奋地集合，然后，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粪筐装得满满的，压了又压，心满意足地提回家了。这以后，我们又行动了很多次，顺利完成了学校定的拾粪指标。
一次中午放学时，老师通知我们下午带空书包去学校，因为运垃圾的马车被上级派出去搞“大会战”，学校的垃圾已经几天没有运走了，我们要完成运送垃圾的任务。在老师的指导下每个同学都把自己的书包装上满满的垃圾，然后排队出发。我们背着垃圾包走了很远的路，到了南山垃圾场，才把装在书包里的垃圾倒出来。这时我们的脸上手上都已经沾满了垃圾。当我们又排着队走回学校的时候，太阳已落下去了。这件事，对于现在的孩子们简直匪夷所思。我偶尔回忆起那一个难忘的下午自己做过的事，都觉得不可思议。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还有什么“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上学不久，大姨被街道安排去了街道幼儿园，家里一下子冷清起来，一日三餐也没有了规律。妈妈安排我中午去街道食堂打饭。所谓食堂，就是离我家两个胡同的一所住宅房，打饭是从一个小窗口递进去钱和粮票，再递过饭盒,然后接过送出来半盒小米和大米混合的干饭，每天都是如此。买饭的人都说给的饭缺斤少两，没有多久，这个食堂就黄了。
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姐姐每天中午放学后就去医学院食堂吃饭。宽大的饭厅分为两部分：教工食堂和学生食堂。我们家四口人包了一个圆桌，可以自己点菜，就像在家里吃饭一样。我和姐姐为每天都和爸妈一起聚餐，和好朋友们见面，乐此不疲地奔波在学校和医学院的食堂之间。
爸爸发现了问题：我们两个小学生心安理得地坐在教工食堂吃着自己点的菜，还觉得理所当然，而那些大学生却要站着吃饭，并且是统一分配的单一的饭菜。他听说姐姐和我的学校都办起了食堂，就主张我们转到自己学校的食堂吃饭。我俩就老老实实回自己学校的食堂吃饭去了。因为要转粮食关系，所以我俩的三餐都要在学校吃。我每天早、中、晚都要拎着妈妈用毛巾缝制的碗袋（里面装着两只碗、一副筷子），再背着书包，来往于我家和学校之间。
学校没有专门食堂，只是适应大跃进的要求临时办起的，在这里吃饭的几十名同学都是双职工子女，家中又没有老人的。所谓食堂就是在闲置的教室里将课桌连起来变成饭桌，几十个人围在一起吃饭。每天的饭菜十分简单，早上是粥，中午和晚上是面条或是馒头，按定量分给每人一份。当时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二十四斤，早上分到两碗很稀的粥，中午一碗面条或者是两个小馒头，晚上还是面条或者是米粥，菜也只是炒土豆丝、白菜片，或者熬白菜等。我有时没到吃饭时间就会饿，吃了饭后还觉得不饱，但不好意思再回家里吃东西了，因为我知道家里没有我的定量了。
一次放暑假时，我感冒发烧，不能去学校吃饭了，妈妈给我做了病号饭，吃完以后，我悄悄地告诉姐姐，请她拿我的饭袋去把我的饭打回来给家里人吃。姐姐就跑到站一小学，打回了我的两碗稀饭。那个假期，我都是每天奔走在学校和家之间，只为了一日三餐。
后来爸爸妈妈发现我和姐姐都浮肿了，才了解到学校食堂的恶劣情形和我们半饥半饱的状况，就把我俩的粮食关系转回了家，他们也不在学校食堂吃饭了。不久，大姨和弟弟也回来了。全家人都回家吃饭了，我再也没有饿过肚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