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童话
11、被老师“罢官”
四年级结业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新建的学校,站二小学，成为这所学校年级最高的学生，两年后又成为了这所学校历史上的第一届毕业生。
学校的老师是从各校调来的，有一部分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新老师，教体育、图画、音乐课的全是男老师，而我们在站一时全校几乎没有男老师。唯一让我不舒服的是开学典礼大会上，我看见了那个假高玉宝，竟然成了站二小学的大队辅导员，还看见了那个中年的女教导主任始终叼着一支烟，吞云吐雾，让我想起“羊城暗哨”里的女特务。
我们的班主任马凤琴二十一、二岁，果断干练，教学认真。因为我作为学习委员经常出入于老师的办公室，听老师们聊天，知道马老师是锦州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学业优良，是数学科代表，高考时因家庭成份的原因未被录取。她嫁给了教过他的数学老师张家骕，有一段师生缘。
五年级第一个学期结束前，老师召开班干部会，主题是抓紧期末复习，加强班级纪律，再次提出每人要准备一个小本子，记下老师不在时违反纪律的同学名单，要有时间、地点，还有事项，比如往地上扔纸屑、自习时说话、上课溜号、摆弄东西等等,要每周一将小本子交给老师审阅。这样的要求老师已经提过多次，别的班干部也都做到了，只有我没当回事，我不喜欢做这件事，因为很早以前在饭桌上我听过姐姐和爸爸对话。姐姐问爸爸:“老师要求班干部向老师汇报’不遵守纪律’的同学,我应该汇报吗?”爸爸很坚决地说:“不应该，这是打小报告。如果你认为哪个同学做的不对，应该直接对他说，告诉他你的意见，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呢？”我觉得爸爸说的对，我不愿意打小报告。
老师说到做到，一周后，果然要收小本子，我交不出，老师不悦。巧的是，当天下午自习，坐在我前桌的同学回头和我说话时，只听一声巨响，老师一脚踢开了教室门，怒气冲冲地走进来，大发雷霆，并径直走到我跟前，一把扯下我左臂衣袖上的“两道杠”袖标,说:“你别当干部了!” 我有些发懵，一直到放学，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我上学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件事。从小到大，我在家里，在父母眼中，是一个乖乖女，在学校是同学们公认的好学生，今天这一切被打碎了，我成了被老师“罢官”的班干部，而且罢官手段如此粗暴。
几天以后，为了补上一个班干部，老师让大家提名，并要提两个，我和另一个同学被提名，然后举手表决，老师先念了那个同学的名字，然后查举手人数，22人，再念我的名字，全班除我以外，全举起了手，老师有些恼怒地说：“举过一次的人都把手放下，每人只能投一票。”我们班总人数是45名，结果每人得了相同的票数，都没有过半，选举没成，老师悻悻然的摔上教室的门，走了。
我却很快就释然了，甚至觉得很轻松，我不用再处处“以身作则”了，也不用帮助这个辅导那个的了，我竟然在自习时说话，给我前后桌的同学讲“九评”（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讲二十六届世乒赛，他们总在盼着我的“下一讲”。
我甚至开始带午饭，中午一吃完饭，就在操场玩儿，晚上放学也不着急回家，一直跳皮筋跳到天黑，我简直玩疯了。作业的问题有景蓬代劳，我也不用操心。本来班里几个学习好的同学成绩不相上下，不知为什么我开始遥遥领先了。不管老师怎么考试，我就是不出错，还总觉得题目特别简单。老师对我越来越和颜悦色，我却浑然不觉。一直到期末，学校规定三好学生的成绩必须两门主课都达到九十五分以上，整个年级只有我和二班一位同学达标，我成了五年组仅有的两名三好学生之一，另一位是大队委员，而我只是一个普通学生，这在学校是一个特例。
老师又开始酝酿开班会，选举学习委员，结果是我全票当选，这符合了老师的想法。但我却再不想当这个“干部”了，“罢官”事件让我第一次成为了一个会思考的孩子，我看到了自己和“干部”的差别。我不是一个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孩子，我不是少年老成，只会重复大人、老师的话，而且从不说错话的孩子，我更不会总是一脸凝重，深思熟虑的“小大人”。我只想做一个真实、自然、自由自在的孩子，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表达。我随时都会说错话，做错事，但我会反省、改正或坚持。
老师做不通我的工作，便邀我去她家里。在那里，我认识了张家骕老师，他和颜悦色和平等待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说服了我，我又戴上了“两道杠”。在马老师治下的班级，只有学习委员这个“干部”才承担最多的工作。每天下午，老师都很少去教室，我要一直往黑板上抄作业题，布置作业，并且给全班同学辅导各种题型。老师好像忘记了“记名”打小报告的事情，一切都仿佛从未发生。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经常去她家借书、还书,和她，也和张老师一起没大没小、没深没浅的谈论社会、家庭和我关心的所有问题。就在我毕业的那一年，马老师赢得了古塔区小学毕业班升学率的第二名，成为了古塔区的知名教师，第一名仍是保二小学的周大中老师。
文革中，张家骕老师成了我所在中学的“牛鬼蛇神”，并且是被彻底专政的八个人之一。当看到一张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成了这个社会的“牛鬼蛇神”，因为我的很多看法和观点与他很相近，而且我和他曾经那样熟悉。后来我和马老师张老师都成了“糟字派”，每次见面都会滔滔不绝，他们关心我的工作，婚姻，生活，关心我的一切，我不再觉得他们是我的老师，而是我的知心朋友了。
九十年代，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去了张老师的生命。他驾驶的摩托车被横开过来的汽车撞得腾空而起，又摔落在地，肇事的汽车司机逃逸，并将垂危的张老师扔在路边，失去了最好的抢救机会。那年，他只有五十八岁，担任着第五职业学校的校长。
当我闻迅赶到老师家的时候，能做的只是和马老师抱头痛哭。我们抱在一起，哭了很久很久。那逝去了的美好时光，相处的一个个片断，一一在我心头闪现，定格。后来，马老师一个人轮换着去儿子、女儿家，一直在深圳、北京常住。我们还常常通电话，自从妈妈生了病，我就停止了一切对外联系。再后来，我们就失去联系了。当写出这些的时候，我真想念我的老师。他们是我所熟悉的朋友中最相爱的夫妻。
我们六年级时，马老师休产假，全班同学被分为三个组，分别到同年级的三个班跟班上课,我被分到六年四班。几天之后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那天下午上学时，因为刚刚下过雨，没有修过的土路泥泞难行。我小心翼翼地低头走路，已经快到学校了，突然不远的积水处溅起的泥水落在我身上,我抬头看见一辆小轿车正从我身后疾驰而来。那时，小轿车十分少见，况且是在雨后，在这没修柏油路的土路上。还没等我躲开，就看见一个小女孩蹲在汪水的地方，正在用树枝划着泥水玩儿，头都不抬。来不及想，来不及喊，我飞跑上前，推着小女孩滚到路边。还没抬起身，小轿车“嗖”的开了过去，我和小女孩又被溅了一身泥水,小女孩这才哇哇大哭起来。旁边的院子里跑出一个中年女人，惊慌失措地把小女孩从我身边拉走，一边急匆匆地走，一边回头向我点头。
几天之后，我暂时所在的六年四班的语文课上，老师布置了一个作文题：一件小事。我稍加思考，就把这件刚刚经历的事写了出来,没有任何修饰，实话实说。老师在讲评时，念了我的作文后说了这样的话：“同样是一件小事，人家就能编这么好，你们怎么就不行？”老师竟然说我是编的！我很生气，但没有去找老师讲理，用行动来抗议了。从此，我不再交作文，不再写作文,无论换了哪个老师，我都是照此办理，既不解释，也不辩护。老师拿我没办法。
就在六年级快毕业的时候，马老师又休病假，这一次，学校没有将我们分班，派来了一位临时班主任马兆中。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站在讲台前，不是辅导课程，而是讲他的人生经历。他告诉我们，他从一高中毕业后填写的高考志愿第一是清华，第二是清华，第三还是清华,结果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没去报到,想不到现在来教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小学。他满腹委屈，又踌躇满志，在黑板上挥笔写下:我的学校生活结束了,但我的学习生活并没有结束。他的字非常漂亮，写字时的神情也很潇洒，竟让我记了这么多年。
这个马老师因为看我从不交作文，好言好语地劝我不要偏科，说语文课是所有科目里的基础课程，这种缺陷会影响以后的学业。不管他怎么说，我就是毫不动摇。他终于从我的班主任那里了解了我的情况，从此对我大开绿灯，允许我上课时在课桌下看小说，不用回答问题，不用听讲，下课时还会拿过我看的小说和我讨论一番。在学校日复一日紧张追求升学率的喧哗声中，每天都有考试的日子里，遇到了这样一个奇葩老师，真是我的幸运。
七十年代，再次遇到马兆中老师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学校，在市物价局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