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迷茫
1964年的暑假，没有了小组学习，也没有了小队活动，我成了最自由的孩子。我就要升入初中了。
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随医学院的职工休假团到了兴城干部疗养院，像往年一样洗温泉、游泳，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回来后，我马上跟几个小伙伴跑到四中，去看看我将要上学的地方。恰巧在操场上见到了姐姐的班主任宋老师，他问我报考了哪个学校，我自豪地说：“当然是四中，我们都考四中。”他指着和他一起走着的人说:“这是齐校长”，并告诉齐校长:“这是吕岩的妹妹。”齐校长乐呵呵地对我们说：“欢迎你们到四中来上学。”还特别对我说：“希望你像姐姐一样，成为四中最好的学生。”
可是，四中的录取通知发下来了，名单上却没有我。我想，也许是漏发了吧，再等等，可是等来的却是锦州中学的录取通知。我失望极了，想不明白老师为什么告诉我锦州中学是录取分最高的学校，而我却能考上锦州中学而考不上四中呢？在我的一再追问下，老师说出了实情，原来所有同学的报考志愿都被老师审查修改过了。我很清楚，班里绝大多数同学报考的都是四中，不仅离家近，而且我们只知道四中是好学校，对什么锦中、实验没有兴趣。可是老师为了保证升学率，把有些同学的志愿改成了二中、三中、七中、十中，把我们六个人改成了锦中，把另外三个人改成了实验。并且如她所愿，每个同学都考取了相应的学校。
老师很是得意，我却气愤已极，想跟老师大吵一架，质问她有什么权力更改我的志愿？可是爸爸妈妈却觉得我上锦中是好事情。妈妈说，她认识的两个资深中学老师李树棠和龙津都在锦中，可见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很高。我不知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去四中我就是不高兴。几天以后，我和景蓬、王纯英、杜文娟去老师家告别，还是想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我们见到了张家骕老师，他对我们说，修改志愿的事情他参与意见了，他还特意给我和王纯英介绍了锦中的历史和现状，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他认为我们在那里可以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肯定不会为选择这个学校后悔的。
我能感到张家骕老师的良苦用心，但我听不进这些话，我就是不想和小朋友们分开。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跟妈妈说，我要转学去四中，理由是四中有我最多的儿时伙伴，四中离家近，并且我已经告诉了四中的老师我报考他们学校，他们会认为我撒谎的。妈妈还是不同意，理由只有一条，锦中学英语，而四中还在学俄语。我对这些完全不能理解：学英语学俄语有什么关系，学校的历史和师资又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初中生，我只想和我的伙伴们在一起。
当时姐姐也在闹转学，她要从刚刚考入的一高中转学到锦州中学，理由是一高中离家太远，骑车要40多分钟。如果住宿，食堂伙食太差，还要上晚自习，她受不了。如果转到锦州中学，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爸爸驳回了她的要求：“别的同学能吃食堂，能住宿，你为什么不能？你有自行车，有的同学还没有自行车呢！”爸爸说，你们一个要从锦州中学转走，一个又要转去。不是太折腾了吗？干脆，都不要动，维持现状吧。
我和姐姐都不再提转学了。可是我真不喜欢去这个学校。开学报到的第一天，我按照教学楼前张贴的班级分配名单，找到了一年一班的教室，一会儿一个老师走进教室，坐在我前面的坐位上，满面笑容地问我父母的工作单位、我毕业的学校、家庭住址。我紧张地一一作答，心里盼望他快点离开，但他谈笑风生，问我是不是读过很多书，不然不会将“忐忑”、“尴尬”这样不常见的词汇都运用得很恰当。我听了，知道他看过我的升学试卷。他走上讲台，作自我介绍，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张宝信，刚刚教过了初三毕业班，现在是第一次教初一。
几天以后的星期天，张老师来我家家访，当时家里只有我和妈妈，张老师告诉妈妈，我们这个班的同学都很优秀，是来自全市各个小学的尖子生，“三道杠”的大队干部就有十几名，中队干部几十名，几乎没有普通同学。我听了不以为然，心里想，普通同学怎样，大队中队干部又怎样，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会打小报告的人呢？是不是永远面无表情，一本正经的小大人呢？我的小伙伴景蓬、王淑芳、杜文娟是普通同学，但她们都聪明好学，如果老师把她们的志愿也改成锦州中学，她们也一定能考上。
张老师表情夸张地对妈妈说：“你女儿在全市的升学考试中考了第一名，你知道，这一届毕业生共有多少名吗？将近一万名啊。她考了第一。妈妈听了，好像挺高兴，笑了笑，没说什么。
老师走后，妈妈问我，升学考试都考什么了。天哪，一个暑假过去了，我都成了中学生了，妈妈终于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我告诉妈妈，老师有点大惊小怪，其实我们只考了两科--算数和语文。算数试题极简单，因为六年级的下学期我们就是在考试中度过的，老师每天都绞尽脑汁，变换花样的找来各种试题让我们做，所有试题的难度远远超过了这次升学考试。我估计我的小学同学除了个别人以外，很多人都可以答满分。语文只考了一个作文，题目是: “升学考试的第一天”。我只是补写了一篇日记，连草稿也没打，就像平常在日记本上写日记一样，事后，连自己也记不清楚究竟写了些什么。有的同学没有写好，是由于通篇充满了“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之类的豪言壮语，跟题意南辕北辙。因为又红又专、政治挂帅，是大部分老师都押到的主题，没想到第一天考了算数，第二天就是关于“第一天”的试题，所有的毕业班老师都押了很多题目，但是没有人押对。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王绪武讲了话，他说，锦州中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校，建于一九一三年，就在我们入学的前一年，刚刚举办了隆重的五十周年庆典。他特别对我们初中一年级四个班的新生说，我们这一届学生和上一届一样，是以自愿报考的方式从全市几十所小学招收的尖子生，共招了204名。我们将在这里读初中，升高中，然后升入我们理想的大学，锦州中学是全市地方上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现在已经成了整个地区的“小清华”。
听了王校长讲话，我只能安下心来，我要在这里读六年书，就会如妈妈所愿，学六年英语，然后考取我从小向往的北京大学。我想，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一定有全中国最多最好的书，我要每天都去那里看书，看遍古今中外的名著，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事情。至于大清华还是“小清华”，我可没有兴趣。
少年的我是个爱做梦的孩子，甚至常常会做白日梦，可是，我即使做一百个梦，一千个梦，一万个梦，都不会梦到：这次被我漠视的无足轻重的升学考试，竟成了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升学考试。从此之后，我再没有了升高中、升大学的考试，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一纸关于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的通知使我们的学业戛然而止。
不管我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学校，讨厌还是欣赏教过我的老师，都再也没有了坐在锦州中学的课堂上学习、听讲的机会，我只是一个读了两年初中的失学者，我们被冠以“老三届”的称谓永远被凝固在了那一个历史时刻。我对于北京大学的向往，成了痴人说梦般的笑话，成了我终生挥之不去的隐痛和自嘲的笑柄。一辈子，我都没有得到过一纸锦州中学的毕业证书。后来，我们又被冠以“知识青年”。可是，只会背语录、念社论，整天讨论“宏图大志”而“胸怀天下”的我，只是一个“无知青年”。
几年前，我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念刚刚买到的千字文。读完了，我们大笑:六十多岁了，我们才读到这民国时期少年儿童的启蒙文字。笑着笑着，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