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动乱时期，户籍与命运的再度交错
1966年，一场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席卷全国。当时我正在读小学四年级，学校首当其冲，陷入无序的“革命”之中。我们这一代学生，只接受了不到四年的正规小学教育，便懵懂地迎来了1971年的初中毕业。由于国民经济近乎停滞，就业机会寥寥无几，我们先是去工厂“学工”半年，又去农村“学农”半年，直到1972年才算“毕业”。因此，上海没有了1971届初中毕业生，我们这一届被史称为四年制的“72届初中毕业生”。
这背后，是全国上百万城市青年失学失业的严峻现实。为缓解这一问题，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由此，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上海乃至全国的1968届和1969届初、高中毕业生，响应最高指示，几乎全部奔赴农村或国营农场从事农业劳动。许多城市青年或无奈随波逐流，或被强制离开家庭，奔赴农村或农场。他们因此失去了城市户口，成为了“农业户口”或“农场户口”的一员。
与当时大多数农村人口相比，这批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到了农村或农场失去了继续深造和改善生活的可能。农村生活极为艰苦，知青们的到来也加剧了原本贫困农村的负担，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常常紧张。这场运动遗留下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到了1970年，上海中学生的分配政策开始松动，由过去的“全部下乡”改为“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分配去向则依据家庭中兄姐的务工务农情况进行“档次”划分。若兄姐都在务农，无论是插队落户还是军垦农场，称为“全农”，属于“第一档”，可以分配到上海市区的国营工厂做工人。若兄姐全部在上海工作，称为“有工无农”，即“第三档”，是最低档次，必须到外地农村插队落户。“第一档”与“第三档”之间还有“第二档”，需根据工农比例、所在地区（市区或外地）及农场性质综合判定。属“第二档”者可免于到外地农村插队，而改去郊区农场或外地“三线”工矿企业“拿工资”。
1972年，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国家统一分配”。根据家庭情况，我被划入“第二档”，免于到外地插队，但去向依然不确定。当年分配多了一个新选项：技术或卫生类学校的培训。由于毛泽东提出的“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许多同学不愿去卫生学校。结果，老师直接将上海中医学院的药剂培训班名额“按”在了我头上。我第一次感受到被人摆布、失去选择的无奈，但也正是这个决定，让我从此踏上了生物医药行业之路。
与大多数下乡的同学不同，我暂时保住了上海市区户口。
我们二年制药剂培训班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住校一年，学习药剂学基础课程（涵盖初等数学、有机/无机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药理学、药剂学、中草药等）。文革期间，第二医学院卫校与嘉定县卫校合并，校址设在嘉定马陆公社。市区的同学每逢周末搭乘北嘉线回家，该线路还专设“马陆卫校站”。
第二阶段为实习期，一年中分别在西药、中药科室实习半年。我先后在上海公用事业职工医院药剂科（石门路南京西路口）和中医学院推拿门诊部中药房（陕西南路新乐路口）实习。由于表现优异，上海公用事业职工医院药剂科留美归国的肖主任还特地向上级单位打报告，希望我能留院工作。
实习结束后，我们集中到上海中医学院等待分配。就这样，我们迎来了第二次国家统一分配。与第一次的“相对透明”不同，这次的分配完全是“暗箱操作”。分配的依据，学生和家长一无所知。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指导员杨老师这位“老革命”的手中。
分配方案获批后，杨老师一个个找学生谈话。轮到我时，他只说了一句：“你老家在崇明，就回崇明工作吧。” 这句“老家在崇明”，竟成了我被调去崇明的唯一理由。19岁的我，只能朦胧而无奈地接受了。
多年后我才知道，班上多数同学都分到了市区的医院，说明肖主任的推荐其实毫无用处。最令我不解的是，有一位同学，她父母都在崇明工作，却被分配到了上海华山医院，还改行去了针灸科。听说她的父母是党的中高级干部，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1974年12月，我收拾行李，租了辆“小乌龟车”前往吴淞码头，坐船去崇明报到。我留了个“小心眼”，没有按规定将户口迁走。到了县中心医院，我才发现，与我一同被分配到崇明县中心医院的十几个同学，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户口暂不迁出”。
然而，县教育卫生局政工处的工作人员一眼就识破了我们的“小聪明”。他坚决表示，不迁户口，就无法办理报到手续，也无法建立粮油关系。在那个凭票证生活的年代，没有粮油关系，意味着寸步难行。最终，我们这十几位“聪明人”只得灰溜溜地返回上海，老老实实地将户口迁到了崇明县中心医院。
就这样在我19岁那年，我的上海户口又迁回到老家—崇明。
从1974年12月起，我在崇明岛开始了漫长而单调的岁月，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崇明岛，因长江而生，也为长江所困。我们平时周末都要上班，累积休假后每月回家探亲一次。来往市区都要靠双体客轮，但它们也是“看天吃饭”的交通工具。台风季节停航、迷雾天停航、暴风雨天等停航，遇上节假日大量农场知青回沪高峰期，彻夜排队只为买一张船票也是常事。工资有地区差别，崇明县属于六类地区，上海市区属于八类。我们六类起步工资就是33元，比上海市区少3元。文革那个时候是不加工资的，我在那4年多都没有加过工资。我们被上海市区的居民歧视为崇明蟹，乡下人，又被崇明的居民称之上海人，成了两不沾边的边缘人。
所有来自上海市区的知青和工作人员都梦想着有一天能调回上海。而当时上海市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措施限制城市户口，严控外地和上海郊县迁入上海户口审批。即使想通过婚姻、亲属关系迁移，也难以通过严格的审查。最严格的时候，即使是北京市对等调到上海市的婚姻、亲属关系迁移，也需要人事局的指标才能获准。回上海既是我们的奢望，也成了我们的白日之梦。
直到1977年，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悄然而至。10月下旬，广播里传出恢复高考制度的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心头一震，这不就是我一直期盼的转机吗？
虽然我们是初中毕业，但“文革”的十年浩劫让我们几乎荒废了学业。除了卫校里学了一点皮毛化学之外，我对数学物理几乎一窍不通，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我只能利用工作之余的每一分每一秒，有时通宵达旦，疯狂地补习初高中的知识。
1978年，我报名参加了那年夏季的高考。作为一名在职药剂人员，招生办限定我只能报考医学院或药学院，这些都是理工医农类专业，考试科目包含了对我来说如同天书般的数理化。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统一试卷，统一时间。我至今记得，考试是在7月21、22、23三天，考场就在崇明中学。考试时，我的心情忐忑不安，尤其是面对薄弱的数学和物理，更是手心冒汗。我唯一的策略就是：能答多少就答多少，把会做的题都做到最好。
一个月后，成绩公布时，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总分361分，其中数学59分，物理61分，都只算是勉强及格。幸好我的政治、语文和化学底子较好，都考了80分左右，拉高了总分。当得知上海市重点大学录取线是360分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竟然以一分之差，跨过了那道命运之门！
恢复高考是我人生中第二个重要转折点，艰辛的复习过程及高考细节将会在“恢复高考，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章中详述，这里暂且略过。
很快，体检通过，我收到了上海华东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所有的辛苦和等待都化作了巨大的喜悦和激动。这不仅仅是一张通知书，更是一张通往新生活的入场券。我是崇明县中心医院，乃至整个崇明卫生系统里，第一个通过高考离开崇明的人，这份荣誉让我无比自豪。
1978年8月底，在同事们和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我带着满心的喜悦，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崭新的大学生活，正向我缓缓展开。
我的户口再次从崇明迁回了上海市区，落在了华东化工学院的集体户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