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七秩人生，回望与感悟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 这句古语，在2025年8月我步入古稀之年时，似乎有了新的注脚。它不再仅仅是遥远的诗意，而是我七十年人生风雨沉淀后的真实感悟。
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我的人生轨迹也与国家波澜壮阔的历史紧密交织。从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与恐慌，到“文革”十年的动荡与迷茫；从1978年高考恢复的曙光（我考入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到1987年再次考研究生的激动（我考入北京医科大学，今北京大学医学部）；从1989年“六四事件”带来的震撼与恐惧，到同年远赴美国留学，开启那段“洋插队”般的博士生涯。这些经历，如同一幕幕剪影，刻画了我的七十年。
此后，我的人生跨越多个国家与文化。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后，2008年又转赴新加坡，其间又在2006年和2016年两次回国工作。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三次“国家统一分配”，到后来的自由择业与国际流动，我曾取得了四个国家的永久居留权（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和中国）。
有句话说得好：“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在我这七十年里，时代的“灰粒”不断落下，它们既是压顶的沉重山峰，也可能是通往远方的坡道，指引着我不断努力，不断前行。而这段旅程的起点，或许正是那张看似寻常却意义非凡的纸——户口。
第一章：上海户籍，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一） 家庭的迁移，我的上海户口
户籍（或户口）制度，这张覆盖中国大地的无形之网，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尤其是上海户口，自诞生之日起，就如同稀缺的“资源型身份”，即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它依然是无数人梦寐以求、却难以企及的稀有资源。
上世纪50年代初，户籍制度尚未严格。1954年的宪法甚至明文规定了“公民有迁徙和定居的自由”。然而，随着农业集体化深入和城市人口的激增，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正式确立了全国户籍制度。1960年，为应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城市粮食短缺，户口管理再度收紧，全国人民被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城乡之间的鸿沟由此形成，成为一道横亘在国人之间的阶层分水岭。
幸运的是，就在这道分水岭形成之前，我的家庭完成了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身份跨越，我们拥有了上海市区户口。这在当时，无疑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跃迁”。
我出生于1955年农历8月，原籍在上海崇明县（当时尚属江苏南通地区）。我是家中第五个孩子，在我之前有大姐、大哥和两位姐姐。那时，父亲已在上海工作多年，大哥也早早到上海上学，而母亲则仍在崇明务农，和照看年幼的我们。我们在崇明有三间祖屋，母亲本想翻建新瓦房，却不料与人多势众的叔公家发生冲突，饱受欺压。
母亲比父亲大三岁，共育有八个子女。在那医疗条件匮乏的农村，其中两人不幸夭折。身兼农活与家务的母亲，劳累操持，比实际年龄苍老。而长期在上海的父亲，风度翩翩，年轻高大又“多金”，曾一度动过在上海另娶“小老婆”，想“两地安家、享齐人之福”的念头。但母亲坚决反对，在她的坚韧坚持下，父亲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1956年，母亲做出了一个改变我们全家命运的决定：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毅然踏上了迁往上海的旅途。那年，我们乘坐几辆用自行车加装木板后座的“二等车”到了崇明堡镇码头，然后乘小火轮渡过长江，前往十六铺码头。航行途中，在长江口时，海风骤起，母亲严重晕船呕吐，狼狈不堪。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抵达了十六铺码头。父亲已在出口处等候，他叫了两辆三轮车，把我们送到了静安区康定路一幢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那几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就是我们在上海的第一个家。
此后几年，我们不断搬家。1957年，我们迁至卢湾区瑞金一路圣德里的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住了近十年。1959年弟弟出生后，因人口增多，房管所为我们分配了更大的空间，我们搬到了锦江饭店斜对面的长乐路文化里。正是在这几次搬迁中，我的户籍也随之从静安区康定路派出所迁到了卢湾区瑞金一路派出所。巧的是长乐路也属瑞金一路派出所管辖，所以最后我的户口一直定格在瑞金一路派出所。
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1956年我们登记户籍时，派出所民警未分清农历与公历，误将我们几位孩子的农历生日按公历登记在了户口本上。这小小的误差，让我的生日被正式登记为1955年8月，实际年龄比户籍年龄小了一个多月。因此，我恰好踩过秋季入学的年龄门槛，于1962年顺利读上了小学。但也因为这个“意外”，我从小就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之一。在那个留级很常见的年代，我因此常被同班的“留级大哥”欺负……但这都是后话了。
回望当年，如果没有母亲那个坚定的决定，我们一家人或许会永远留在崇明，与城市无缘。正是因为那次艰难的迁徙，我们全家获得了宝贵的上海市区户口，才有了后来在教育、医疗、工作、婚姻上的无数可能性。
感恩母亲，她是我人生第一个转折点的缔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