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迷茫的年代：我短暂的“从政”生涯
1974年12月，我从上海被分配到崇明县中心医院工作。当时，崇明县的县级中心医院有两家，一家位于县城，另一家是新建的崇明县第二中心医院，靠近长江农场。中心医院下有多个“片”医院，每家片医院负责6至7个公社的卫生院事务。相比之下，公社卫生院条件简陋，只能做些常规治疗，如需手术，通常需转送片医院或中心医院。
由于崇明地理位置特殊，被长江天堑阻隔，不论是中心医院还是片医院，工作压力都极大。自五六十年代起，上海市每年都会下放大批医护人员到崇明工作，支援农村医疗。
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上海各大医院每年都要组建医疗队下乡，为贫下中农服务。我们崇明县中心医院也不例外。1975年初，刚报到不久，我便参加了由县卫生局和防病治病计划生育办公室联合组织的第一批防病治病医疗队。
我们小组由四人组成：组长是某公社医院的支部书记，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发配”至我们组；我任副组长，另有两位女同志，和我一样是同年从上海分配来崇明的。我们负责崇明县向化片六个公社的防病治病和计划生育工作。组长因家在很远的另一个公社，每逢周五便骑车回家，周一才返岗，因此多数工作由我与两位女组员承担。
我们的日常任务简单却异常艰难。每人每天要下乡至少检查一个大队的民用井水含氯量是否达标；卫生室制度是否完善；育龄妇女是否采取了计划生育措施，如服用避孕药或是否上环等。当时崇明农村交通极为不便，公交线路稀少，大多时候只能靠步行。夏日炎炎，我们戴着大草帽，顶着烈日，在田埂间步行七八个小时，异常辛苦。那时没有防晒霜，几个月下来，我们三人都被晒掉了一层皮。
每次回县里汇报工作基本由我负责。在防病治病计划生育办的会议上，我们小组常被评为全县表现最佳，并获得主任的认可。
1975年秋，上海市革委会卫生教育办组织各区县之间开展卫生对口检查与交流，崇明县与南汇县结对。主任指定我带队，负责向化片6个公社的检查交流工作，成员包括各公社分管卫生的党委副书记及部分大队相关人员，共六七十人。
我们乘船从南门港出发至吴淞口，再换乘大巴抵达南汇。为期三天的交流行程包括参观、听汇报、座谈、观文艺演出等。我负责整个行程的组织安排，无论是交通、食宿还是文艺活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既保证了安全，又让各位感到周到。总结会上，6位党委副书记一致称赞我此次组织工作出色，希望主任能给予表扬。这或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展现出管理才能，一种天生的才能，同时也开启了我短暂的“从政”生涯。
当时正值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党、政、军工作，全国范围的全面整顿拉开帷幕。整顿首先从工交系统开始，铁路运输是突破口，之后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整党”为核心任务，重点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各地纷纷响应，包括崇明县卫生局，成立了由卫生局老干部汪书记挂帅的多个整顿工作小组。
1975年秋，刚从南汇参观交流归来，我突然接到调令，被要求立即前往卫生局报到，参与整顿领导班子的工作小组。小组组长是县粮食局下属单位的支部书记，副组长是汲浜公社的办公室主任，成员还有县防疫站的后勤科长、计生办女干事、一位刚退伍分配来的军人，以及我。
经过几天短暂培训，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其次是查处贪污腐化问题。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整顿共产党的领导班子，怎么会让我这样一个只有二十岁的非党员毛头小伙子参与？
工作小组浩浩荡荡地进驻汲浜医院，一个拥有几十张病床的片级医院。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该院的领导班子以及院长兼支部书记。根据大量群众来信，院长存在贪污腐化问题。群众座谈会、面对面和背靠背的个人谈话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气氛紧张而热烈。
其中一件小事令我记忆犹新：在调查院长生活作风问题时，需要我去为一位漂亮的女护士做笔录。组长说：“我都是‘过来人’，你有啥说的，不要绕圈子直说。”随后看了我一眼，补充道：“我们大多都是‘过来人’。”他完全忘了我当时还没成家，甚至没谈过恋爱。
中国的政治运动往往既荒诞又残酷。正当我们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所谓“盖子”即将揭开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整顿举措表示不满。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毛审定的讲话要点，称这场整顿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毛仍不满意，于11月26日下发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更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主管整顿工作的汪书记抱病回家休息，我们的工作小组也被定性为“一股妖风”，在政治风向逆转下迅速瓦解。除我之外，所有成员都灰溜溜地回原单位。我感到非常诧异：既然工作组已解散，为何只让我一人留守汲浜医院？几次拜访汪书记，询问是否可以回县中心医院，他总叫我安心等待。
我孤零零留在汲浜医院，虽大多数医护人员对我尚存尊重，但也略显疏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不知未来的路在何方。每日无所事事，四处转悠。在各科室走动，偶尔去手术室观摩几台手术。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我抓紧机会阅读了一些政治书籍。这些书大多枯燥晦涩，难留印象，如今能记住的已不多。唯独一本手抄本《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让我至今难忘。
这篇著名大字报由三人合著，署名“李一哲”，实为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之合。大字报长达两万六千余字，批判极左思潮，呼吁民主与法治。它未点名却清晰揭示了当权者的诸多弊端，并分析了社会主义体系本身的制度性问题。我虽然并不完全认同其观点，但他们独特的方法、鲜明的观点和坚定的立场深深打动了我，深受震撼。我竟还全文抄录，并传阅给好友们。这种政治手抄本的查禁程度远甚于文学类手抄本，稍有不慎就可能获罪入狱。如今回想，仍心有余悸。
在我反复请求下，直到1976年3月底，汪书记终于手写一纸条子，批准我回到县中心医院。事后得知，他原本想让我在汲浜医院“挂职”一段时间，再伺机将我调入卫生局。回到中心医院，同事们纷纷惊讶地问我是否已经调入局机关。
在那迷茫的年代，随着对历史的反思和个人命运的起伏，我结束了人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短暂的“从政”生涯。这段短暂的“从政”生涯也在莫种意义上为我78年高考打下一定的政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