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作家方方在2020年相当闻名，不但为文学圈内的人津津乐道，就是文学圈外的大众层面，也都是每天热切地巴望着读她的“武汉日记”，尽管其中存在着赞誉与毁谤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就结果来说，双方形成一种合力，将方方和她的日记一路飙升地形成品牌效应。
当作家和作品溢出文学圈在大众中产生轩然大波，就是一个影响广泛的阅读和文化事件。在此情形下，作为昔日的文学从业者，忽然想到日后的文学史该怎么写方方？在忽然想到中，也对此前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是怎么书写方方的感起兴趣来，于是信手翻看起手边的几本文学史，草就此文。
第一本是朱栋霖、吴义勤、朱晓进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 1949-2013》（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再版），全书324页。方方在这本文学史中出现，是在1990年代小说中的“新写实小说”栏目中，排列在池莉之后，直接描述的字数我没认真查，但数了数，一共10行，如果算上前面的半句介绍和注释一共17行，相比于池莉的21行，少了4行。在10行的正文描述中，点名的作品是《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落日》《桃花灿烂》《乌泥湖年谱》，其中稍微重点介绍了一下《风景》。
第二本是陈晓明的专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全书600页。因为是思潮方向，方方的其他作品没有被点名，只是作为“新写实”思潮中一员被介绍了《风景》。不过总字数也就是13行，占16开纸的半页。相比于张抗抗的一页多篇幅，少了一半；相比于铁凝3页多的篇幅，少了2.5页多。
第三本是李新宇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 1949-2013》（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全书400页。方方在这部著作中，没有被单独书写，只在这一句“80年代末，以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为主要代表的新写实文学成为主要的文学现象”中被点了一下名。其他什么成名作《风景》，以及杂七杂八的代表作等，都没有被书写。
手头其实还有几本文学史，比如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董健、丁帆、王彬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印象中好像也有被唐小林批得一塌糊涂的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不过都压在纸箱子里，懒得去翻了。
对于第一本、第二本，方方的被书写以及所占篇幅，应该说也就那样吧，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唯一感到不平的是，凭什么张抗抗要多半页？凭什么铁凝要多2.5页？此前一直对不知自己“左”和“右”的陈晓明不太感冒，这一次，更有点让人看不大起了。
至于第三本，方方就是一个名字，然后就没有然后，这是有点意思的。于是我放下书，沉思起来。
画家陈丹青在谈梵高时说过一句话：所有伟大的画家，一旦进入美术史，一定会被简化。其实，对于文学史也一样，再能耐的作家，包括莎士比亚、荷马、狄更斯、乔伊斯、海明威、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也包括杜甫、曹雪芹、鲁迅、徐訏等，一旦被写入文学史，我说的是那种横跨几百年的文学史，也就是三五页的篇幅。再多，那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专题展示和无原则的摆地摊了。
不过，中国一直特别，自应与众不同，所以唐宋几百年是一小薄本，五四开始的只有三十年的白话文学史，王瑶一出手就是《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后来的唐弢更上层楼地来个上、中、下三卷本，一共70多万字，真是够“厚重”。
在这样良好的开端下，作为后起之秀的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北大同人，一边喊着“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口号，一边合作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两年，看到教材被卖到超过100万册就又修订一版，由前一版的500页增加到现在的560页，好像在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下，又发见了几个被遗忘的重要作家似的。不过翻翻书看，郭沫若、茅盾、赵树理、艾青还是各占据一章的巨大篇幅，书中还是大量“反帝反封建”的洗脑修辞，就让人提不起来兴趣了，只是活该让那些学生还要花钱买书学习了。
如此厚此薄彼，如此厚今薄古，到了所谓1949年后的当代文学，那文学史写起来更是当仁不让地超厚篇幅——洪子诚除外。对此，编写者们理由很充分地说：三十年的现代文学史都可以500页，我们当代七十多年了，涌现出了更多、更优秀的作家，凭什么不可以多写点呢？这道理和逻辑都站得住，当然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喽。只是古代文学编写者们有点委屈，他们一直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们那都超过700年了，可是不也就那么一本么？外国文学史编写者就更憋屈了：我们那几百个国家、几千年，最后还不如三十年的白话文学呢？
回到正题。七十余年的所谓当代文坛，大体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也就是通常说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怎么说呢，要说涌现出来的作家，也可以说是文艺工作者，那可是真够多。不说别的，单是各级作协系统注册过的，不说十万加，三五万肯定是没问题的。至于那些民间流落的文学爱好者、诗歌团体，以及偶尔在报纸上发个豆腐块的业余写手，数量之众绝对配得上文学大国的风范。
究竟该怎么对这些文艺工作者进行编排，是令每一个写文学史的人都很头疼的。这七十年，风风雨雨的，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艺政策得写吧，重要的文学论争得写吧，引领过潮流的文学思潮也得写吧，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作家和作品也得写吧，获得过茅奖、鲁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的也得写吧，撇下哪个都舍不得，还会得罪一帮人。
不得不说，前三十年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虽然残酷了一些，但是作为文学的绝对主潮，没有那么多幺蛾子，相比来说，八、九十年代以来就显得太乱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文学还热闹得很，朦胧诗、意识流、现代派已经迫不及待了，接着就是什么各种“新”字头的文学现象百花齐放，比如什么新写实、新历史、新现实主义、新生代、新世纪，记不清了，反正只要哪个刊物、哪个著名的评论家提出个什么“新”的构词，总有合适的作家和作品被纳入其中，于是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文学思潮就会记录下他们的名字和作品，网络流行语叫：总有一款适合你。
客观地说，方方所在的新写实小说，相比于1949年前的白话文学，没看出什么特别“新”与不同的“写实”来，只不过是相比于前三十年的红色经典，确实不那么红了而已。当然了，这对于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们来说就很重要，就需要进行命名。在这一点来说，方方还真是借了光。
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要是这种命名没完没了，要是后来的评论家、文学史家们更加花样百出，一百年或两百年后再写所谓当代文学史，新写实和方方，是不是还能勉强挤占那13行的篇幅？或者是像第三本文学史一样，仅仅点一下名字呢？
文学史的编写，其实就是大浪淘沙，剩下的永远是少数，这少数中包括重大的文学事件、思潮，还有那些真正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精品。除非有特定政治需要，否则这是文学常态的也是永恒的法则。所以真要是200年后写文学史，我想，如果不是书太厚，那么仅就新写实和方方这一层面来说，名字能被提到一次，那肯定是后来的杂志、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们廉洁自律起来，不总是没事找事地热衷命名、热衷制造时髦术语了。可是，看看现状和趋势，怕是这种想法太单纯、太想当然了。
不过，就目前文坛来说，方方确实借光了，因为现有的几乎全部所谓当代文学史，事实上只是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的文学史，还有一些并不号称也不专注于在所谓纯文学杂志发表作品的教授、学者型写作者，以及作为此前被低估、被排斥的一些写作者。至于那些作为散兵游勇飘在文艺工作之外而坚持着文学书写的作家们，尤其是不以发表为己任的诗人和海外作者，更是大量存在于网络中。
我还曾认真地思考过：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把所有有分量的作家都排排队、称称重，谁被选进谁被选出，还真不好说。但起码我敢说，仅凭新写实这一张牌的方方，一定会被淘汰掉，也许连名字都不会出现一次。就是加上被评论家、评委们普遍看好的《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甚至算上她全部的四十余部中、长篇，也一定会作为沙子被淘汰掉。否则，就是那些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的眼光太短浅、水平太低下。
然而，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自从2016年方方出版了影响一时的新作《软埋》，天平的砝码可是倍增起来。那一年，因为写作、发表、出版、评论这一完整的文学生产流程中，文坛和官方宣传机构形成合力促成了一个重大文学事件，其影响几年后在文学圈内都一直未能降温。
前些年的硝烟还没有散去，现如今又感受和体验了一次八十年代的文学热。看着周边那些每天阅读、讨论甚至争论方方日记的芸芸众生，一刹间让人感觉，原来文学大众化竟然这么简单，也不知道1930、40年代时那些人在那搞什么大众化的高深理论，又是写理论文章开座谈会，又是深入群众下基层的，费半天劲，浪费了纳税人的大量金钱，结果文学的大众化就是粗鄙化、口号化、脸谱化。这方方，也没写什么理论深刻的文章，更没有走村串户地“采风”，就是闷在家里，足不出户，一天一见闻、一天一感受地写着那些平平常常的文字，不分阶层不分专业的人们，还就是自觉地、自发地热爱起文学来了。
作为专业从业者，我敢说：要是100年后真有人写文学史，那么不管书的薄厚，漏掉方方一定是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们的败笔。忽然又想到，似乎有人说过国家不幸诗家幸，此前一直不相信，因为一百多年的中国够不幸的了，没怎么看到诗家有多幸，但这次不得不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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