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部分中国人中,伯格理算是很有名气,因为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传说中的石门坎。有一个统计,1905到1945年间,伯格理参与建立的数所学校,共培养出四千多位小学生,数百位初高中生,三十多位大学生和四位硕博士。这个状况在当年,是了不得的一种教育盛世。还有一个流传的故事,1943-1944年间,一个参与驼峰航线的美军飞行员跳伞获救,后来他在回忆中说:“当地苗人用生涩的英语问我们是否需要水和面包,他们的学校教过英文。” 这样的教育和文化环境下,石门坎在民国时期成为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就不足为奇了。而这个巨大的成绩,可以说与伯格理一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不过,这光环的背后,有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故事,就是伯格理最初在云南昭通汉民族地区的福音事工并不顺利,那里的人如同磨坊里的驴,祖祖辈辈相伴的就是那个石碾,还有就是热爱鸦片胜于福音。因此,伯格理17年的福音事工,只收获了17只“羊”,其中还有脱单走丢的。
尽管神的仆人只管努力做事工就好,不能太在意结果,但如此惨淡的“业绩”,也的确是考验人的信心和耐力。同时也证明了,伯格理不过是平常人一个,没有什么独特能力和巨大感召力。
就在伯格理进退两难之际,1904年7月12日,4个苗民一路从贵州跋涉前来,非常迫切地想要读书。7月22日,有5个苗民来到。7月23日是11个。8月7日,已经一共有达80多个人。伯格理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有12个人的一伙抵达,他们整夜在外面的路上行走,还遇上了骤雨。在他们来这里听取福音的路上,……汉人试图阻止苗族人前来……,这就是他们要在夜间行走的缘故。”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福音之花,伯格理开始在周边的苗寨穿梭,一两场三场的敬拜开始上演。圣诞节时,团契会餐安排了36桌,却还坐不下。之后,他去了石门坎,禾场更加的兴旺,一个上午就洗礼了102个人,一次敬拜教堂就涌入上千人。到1915年伯格理因为照顾伤寒病人而魂归天国,可能约有10万人受洗归入基督,真正实现“苗族福音大复兴”,甚至也可以说是“中国基督教史上最伟大的复兴”。石门坎也一跃而成为苗民的耶路撒冷。
这一复兴中,伯格理一边传福音,一边借助福音调停苗人间的纠纷、给予社会救助、与官员交涉以及推动经济等活动;通过苗民基督徒的奉献款以及他从英国教会募集的奉献款,买地、建学校、建教堂、体育场、图书馆;在学校里开设英文、数学、自然科学、体育以及圣经、赞美诗、敬拜礼仪、传道训练、道德教育;还为苗民“发明”了苗文字母,并翻译了圣经,方便更多的苗民阅读。
在这样良好的基础上,石门坎后来四十多年间,始终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和信仰圣地。
历史事实表明,不管是石门坎,还是伯格理本人,这样的结果都堪称是一个奇迹,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神迹,就如同1830年代美国切罗基的印第安人大量(约四分之一)归信基督、形成著名的切罗基大觉醒(Cherokee Great Awakening)一样。
这个奇迹或神迹的发生,表面上看当然是伯格理的积极努力,或者说他可以居功至伟,但他绝对相信和承认的是,自身并没有这个能力。因为道理很简单,相同的他,在昭通那17年可以说是一事无成,而转瞬间就从“地狱”一跃而进了“天堂”。
同一个人,怎么可能忽然间就实现这反转奇迹呢?或者我们应该问:到底是谁成就了伯格理和石门坎神迹呢?
如果这样的问题提给伯格理,他当然要从故事的开头讲起。那是他四岁左右时,爸爸妈妈都教过他读马太福音21:1-11中著名的“耶稣进城”: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和散那(“和散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称颂的话)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这些犹太人,要比另一些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和祭司长聪明很多,因为那些人曾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约7:52)——事实上,旧约中的先知约拿(王下14:25;那鸿、何西阿可能也是)来自那里——但他们也仅仅认为耶稣是一个出身拿撒勒的贫穷木匠家的先知,甚至完全无视耶稣进城时骑着驴驹,以及众人手拿棕榈枝(约12:13)挥舞迎接耶稣。这两个场景,犹太人应该不陌生,因为前一个场景对应着撒迦利亚9:9的经文:“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后一个场景与利未记中提到的住棚节有关,因为那里写道:“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利23:40)
这些犹太人,还无视门徒们所喊的那句“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来自诗篇118:26节;而前一句的“大卫的子孙”,在耶利米书23:5中早有应许:“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中,明确记载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马太福音9:27、12:23、15:22、20:30、31节中,都写到包括瞎子在内的很多人喊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还有,犹太人家喻户晓的希伯来语??? ???????(“和散那”),本意就是“我祈求帮助或拯救”,如果再结合作为最高级的状语“高高在上”(in the highest),正好可以对应上诗篇118:25节中所写的“耶和华啊,求你拯救”。
核对旧约经文,再对应新约经文,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谦卑的骑驴进城的耶稣,就是旧约中神应许前来拯救的那个弥撒亚,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个将掌管世界和耶路撒冷的王,就是那个带给这世界光明和人类盼望的王。如今,这个王,已经在棕枝礼拜日(Palm Sunday)进入耶路撒冷城。而五天后,他将被残忍地订上十字架,再三日,会以人不可想象的方式从死里复活,从而彻底拯救堕落又无法自救的人类。
这一点,小小的伯格理可能未必懂具体经文的意思,但会很轻易地记住耶稣是世界的王,也会从小到大每年拿着棕榈枝在教堂里扮演欢迎这个王进城的门徒,也期待着未来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
伯格理绝对地相信,这个王就是那种统管万国、公义公正的王,也是光照万国、施行拯救的王,而且他早就记住耶稣在约翰福音两次直接说过的话:“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约9:5)“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8:12)伯格理从小就知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都跟从耶稣这个光,不走在黑暗里走,因此整个家族都得着属灵生命的光。而伯格理的爸爸妈妈,在他9岁时就通过圣经以赛亚书告诉他,耶稣这个王和这个光,早就在七百多年前,就已被神藉着先知以赛亚启示给了犹太人和这个世界:“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赛2:2-5)
伯格理那时理解这样的经文字句应该有难度,但并不妨碍他懂得其中的道理,因为根据圣经,神既然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耶稣基督中拣选了他,即便因为他爸爸妈妈受阿米念—卫斯理等理性神学的错误教导没有及早给他施行婴儿洗礼,但一如欧洲千年教会、社会和家庭传统,每周日带他去教堂参与主日学和聆听牧师讲道,每天餐后睡前都讲述圣经故事,以及跟小朋友们彼此分享中,他早就明白地相信,先知以赛亚被神拣选和呼召为仆人,还要他向背弃神的犹太人传讲神的律法审判,指斥他们是“索多玛的官长”、“蛾摩拉的百姓”(赛1:10),若不悔改“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灭亡”(赛1:28)。神还要以赛亚向犹太人启示,末日到来时,神的圣殿将以地上教会的方式建立,世界各国的人都会放下兵器和纷争,一同加入教会,在礼拜日敬拜神。这个预言早在耶稣死后不久就已经被兑现。神更要以赛亚向这个世界宣告那个应许:凡是属于被拣选的雅各家的后代——基督徒,不分哪个国家和民族,只要不玩梗拒绝这个恩典,都将遵守神的教导,走在耶和华神的光明中,希腊人、罗马人和日耳曼就是明摆着的证明。
伯格理未必能全懂这些经文及其寓意,但他以实际行为,见证着先知所得的启示和神的应许,始终在耶稣基督中得到滋养,也在盼望和等待中,期待耶稣的再来。所以,等到13岁时接受洗礼后,就开始了教会中学的学习,包括学习罗马书13:11-14的经文:“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是的,从小到大,伯格理都是“带上”耶稣赐给的“光明的兵器”,“脱去暗昧的行为”,始终拒绝“荒宴醉酒”、“好色邪荡”、“争竞嫉妒”和“放纵私欲”。他甚至不需要阅读《忏悔录》,可以不必知道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曾因为这几句经文而幡然悔过、归正信仰的故事,就可以在一路成长中受着恩典的引领,梦想着成为像父亲和爷爷一样的巡回传道人。虽然期间曾做过英国邮政局系统的公务人员,但在几年后听到传奇的英国宣教士大卫·李文斯顿献身非洲的事迹后,毅然辞职参加了内地会的培训。
伯格理比艾伟德姐妹幸运,顺利通过选拔和培训,于1887年抵达东方大国的吴淞口。那一年他24岁。经过速成的语言培训,第二年便进入云南,落脚在昭通。在那里,伯格理像“带火光的女人”艾伟德一样,靠着自学的医术,医治了大量昭通人的肉体,还帮助上百人戒掉鸦片瘾,为此得罪了当地的鸦片商人,吃了不少苦头,但他并不畏惧,也没有退缩,持之以恒地坚守了17年。
伯格理不图财不为名利,却能这样奉献和牺牲,到底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埃及人完全无法理解,但与伯格理拥有一样身份的人,很容易就会说:那是因为耶稣给他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既照亮他脚前的路,也温暖着他的心,还给人以希望和盼望。
因为有这样的光,伯格理很感恩,所以也要努力地将这光散播出去;因为有这样的盼望,伯格理很有信心,所以也要将这盼望和信心告诉这世界。可是,这世界背离神,所以不管他是苦口婆心,还是道理讲尽,甚至好处给足,然而昭通人被黑暗笼罩太久,不愿承认也不喜欢这光,更拒绝这盼望,就如经文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1:5)。结果17年下来,只有那17个可怜的瘦瘪的果子。
伯格理17年的失败经历表明,在东方大国,治愚比治病、戒毒难得多。这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人,都一样。可悲的是,在那些心和眼都被蒙蔽的人那里,伯格理接受基督信仰,反成了迷信、愚昧和中毒的代名词。他们不知道从小到大背诵的至理名言:“(基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出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却还在那里执着又高调地反对卡尔。如此自相矛盾,他们却集体不自知,实在是可怜又可恨。
或者,神看着伯格理这个仆人如此辛苦又这么失败,很是不忍心,于是像使徒行传16章中让马其顿人正呼喊保罗前去的异象一样,也激动那些苗民的心,于是使徒伯格理,就被神引领到了石门坎。
接下来的十年里,“披戴主耶稣基督”的伯格理,没有在天天在村头大槐树下空谈社会正义,没有谨小慎微地空等制度变革,没有嫌弃石门坎人贫穷、没文化、认知低,没有习惯性地指责石门坎人传统包袱太重、陋习太多,也没有动辄就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石门坎人,或者背后指指点点、自以为是,而是以基督之光、福音之光,照亮和温暖他们的心,在热切的盼望中,实实在在地去身体力行,让那些蒙拯救的人与自己一样“行事为人端正”,走在光明中。
石门坎人在基督的光照和盼望中,灵魂得到救赎,满有平安和喜乐的心,在现世的生活中也注意将基督的光和希望传播出去,于是更多苗人的脚前和心里都有了光,明亮而温暖的光;有了盼望,美好而热切的盼望,然后他们整理好心情,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中,然后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石门坎因此也成了一束光,照亮原本封闭落后的大国;石门坎因此也成了一个盼望,安慰着那些限于焦虑和困苦中的病人、罪人。
到这里,不得不说,是神给石门坎的苗人派去伯格理这样的好仆人,是神激动石门坎的苗人拥有一颗悔改的心。对此,伯格理在《苗族纪实》里写道:“在各民族的历史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只能算作一个较小群体,但仍是上帝心中的花朵。上帝又一次选择了地球上的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