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作为文化学者、社会活动家的陈浩武先生，近些年推动石门坎公益活动，推广各种文明旅行，都产生很大影响。正是因为有大影响，所以涉及到的一些思想和学术问题，也就尤为值得重视，例如近期他做的《<从严复到周德伟>——百年五四运动被忽略的两个人物》讲座。
时间关系，今天的商榷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密尔与古典自由主义
在陈浩武先生的讲座中，首先谈及严复翻译密尔的《论自由》一事，说严复年轻时去英国留学，生活在盎格鲁萨克逊的精神传统之中，当然接受的是英伦的学术思想，也就是英美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他还说：如果中国有自由主义思想，第一人是严复，严复是真正的把境外的英伦的古典自由主义概念引到中国的。
在这一番叙述中，我有些疑问，因为去英国留学就必然接受英伦的盎格鲁萨克逊精神，必然产生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吗？那张君劢、罗隆基、张奚若、储安平、钱昌照、杭立武、陈源、徐志摩、萧乾、金岳霖等留学过英国的人，都应该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可是我知道他们大体都是拉斯基主义者，或者说是费边社会主义者。再说，虽然古典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思想在英国占据主导地位，但也有新自由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流行，而且1849年后卡尔·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同盟总部还搬到英国去了。这些思想难道不会影响留学生吗？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强化严复的古典自由者和保守主义者身份，陈浩武先生着重以密尔和密尔的《论自由》为例进行了解释，比如：论思想的自由和讨论的自由；论个性的自由；论社会对个人自由的控制。他还进一步指出说，密尔特别强调：在个人和社会权利之间的划分，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人的厉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自由的界限在哪里，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个人对社会唯一负责的条件，是危害到他人的利益。
尽管陈浩武先生没有直接说密尔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但从他的讲述逻辑来看，也就是这个指向和目的。接下来他又说，因为周德伟是哈耶克的学生，所以也是古典自由主义者。
哈耶克和周德伟都是古典自由主义，我承认，但密尔是否属于古典自由主义呢？这个问题，在政治哲学界是有很大争议的，我这里也有两点思考可以分享给各位：
第一点，关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谱系与发展问题。
学术界公认，洛克和亚当·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标志性人物，其他如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学派，芬兰议员安德斯·屈德纽斯等也可以算上，之后的威廉·冯·洪堡、伯克，美国的第三、四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等。后来又产生新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米塞斯、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也包括“芝加哥学派”、哈佛的诺奇克，政治人物里面撒切尔夫人、里根等也可以算上。
各位应该知道，古典自由主义从产生开始就一直在发展、变异中，于是又有了所谓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19世纪后期的托马斯·希尔·格林、霍布豪斯，之后是霍布森、贝弗里奇，再后就是以赛亚·柏林、凯恩斯、罗尔斯，政界里最著名的就是罗斯福总统。
以上举的例子虽然不完全，但我想争议应该不大。
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对于一部分中国人来说，可以不必争论，都是阶级兄弟+革命战友，哪一种都稀缺，哪一种能拥有也都行，但对于欧美人，或者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来说，这两种思想可以说是分属两个有严格区别的阵营。
为了不引起更多争议，我觉得为整个自由主义画一个光谱比较好。我的意思是，在所属阵营这个角度，陈浩武先生大可以说密尔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但如果把他放在整个自由主义的光谱中，密尔应该是比较远离古典自由主义而接近新自由主义。
第二点是，陈浩武先生很看重哈耶克，那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哈耶克是如何评价密尔的。在《致命的自负》这本书中，哈耶克说：针对经济上的“边际革命”，批评密尔“很早就使自己处在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并且因为这种偏见而在‘进步’知识分子中有了巨大的号召力，树立起了自由主义领袖和‘理性主义的圣人’的声望。被他引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数量之多，大概任何哪个人都无法相比；费边社最初基本上就是由他的一群追随者组成的”。（171页）之后哈耶克还引用密尔在评价他去世的妻子时说过的一句话：她“怀着高尚的公共目标，始终如一地把完美的分配公正作为最终目标，那意味着一种在精神和实践上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状态”。（172页，另见《密尔全集》15卷，1965年，601页）
哈耶克的评价客观与否呢？就我有限的阅读来看，似不无道理，因为我知道密尔年轻时的确受过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受惠于洛克，这从他父亲那就开始了，但是同时他也受边沁思想的影响，不但改变了洛克的自由权利说，还发展了“功利主义”学说——后果原则、功利原则、最大化原则，并直接运用到严复翻译的那本《论自由》。要知道边沁是密尔爸爸的朋友，也对密尔有很大的影响。不过，陈浩武先生讲座提到边沁主义，并且严厉批评那种人类社会是可以理性构建的学说，说它带有明显的乌托邦主义，十月革命不就是造出来的吗？还以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批驳边沁。但是密尔怎么办呢？陈浩武先生说他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呀！
此刻我想各位可以计算一下密尔的心理阴影面积？
这里我还要补充，密尔起初深受边沁的影响，后来有所警醒并发展了“功利主义”，还很看重社会的根本变革，所以受其影响的威廉·戈德温，后来走向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这虽然是个偶然，但导致“福利经济学”基本可以说是个必然。
后来，密尔在政治上受过托克维尔的影响，比如多数暴政的问题；哲学上受过柯勒律治、孔德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受他的妻子哈莉特·泰勒的影响。泰勒是谁？学术界公认的一个女权主义者，也有很多人说她是社会主义者。陈浩武先生很看重的《论自由》，基本可以说是密尔与泰勒共同完成的。了解这一点，也就明白哈耶克为何讥讽密尔和他的妻子了。
不止哈耶克，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中对密尔的自由观，比如不涉及他人就拥有绝对的自由权等观点，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他说：密尔的“简单自由原则”认为，只有防止损害他人的限制才是正当的，是不适用的，因为人类的状况太复杂；所涉及的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区分，无法用清晰的方式阐明；所要求人类事务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这种状况将导致懒散和恶习，而不是密尔所想象的自我发展；缺少得到民意支持的道德约束，自由将变成放纵，将颠覆一切道德，因为道德是通过他人的强制性意见体现出来的；思想自由并不像密尔设想的那样趋向于真理。
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能就《论自由》展开文本分析，或者也可以说没有这个专业能力，所以绕路而走，但为了掩盖不足，我在这里补充一个学术思考点，即密尔与洛克等古典自由主义者不同：一是他相对重视社会福利，这一点大概与他的妻子泰勒有关；另外，他认为个人的自由限度在某种意义上并非完全由法律决定，而是主要以其行为是否涉及到他人的利益为尺度。这一点陈浩武先生讲座中也提到了。密尔的这个观点，可以说与今天欧美社会流行的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或自由至上主义等进步论不无关系，比如堕胎问题，性别认定问题，进步主义者以及多元论者的理由是“我的身体我做主”，没影响到别人，法律不能管，别人更不能管。
所以笼统来说，密尔的这种自由观，与格林、霍布豪斯、以赛亚·柏林、凯恩斯、罗尔斯可以构成一个脉络体系。通常在欧美语境中，他们也被说成是左派、Liberal，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
二、《甲寅》与《新青年》
陈浩武先生讲座中说：章士钊、严复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是和保守主义结盟的，通过他们合办的《甲寅》来实现的，是带有英伦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潮，不反传统，主张渐进式改革，尊重传统，反对用暴力的方式改变社会。他还说：《甲寅》跟英国的《旁观者》风格相似，以政论为主，与《新青年》在风格上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此我表示友邦惊诧，比几年前读邵建教授的《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以及他为周德伟的回忆录《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所做的序言时还惊诧。顺便说，陈浩武先生的这部分讲座，完全可以说是邵建教授文章的翻版和注脚，包括说章士钊和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这样的观点，所以我今天商榷的不止是陈浩武先生，也包括邵建教授。
惊诧的第一个原因是，陈浩武先生说严复与章士钊合办《甲寅》杂志，真的超出了我的认知水平。不过我当时有些拿不准，毕竟时间长了，我的记忆力又一向不好，于是就找来《甲寅》杂志和《甲寅》周刊，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眼睛都看花，也没发现严复跟这个杂志有什么大关系。这是第一点要跟陈浩武先生商榷，或者可以直接说纠正他的。
第二点，《甲寅》这个品牌杂志，是章士钊创办的，里面的文章也大多以政论为主，而且都是以现代民主政治为知识和价值基础，这些都不错，但也要知道，《甲寅》分为《甲寅》杂志和《甲寅》周刊两种，当然中间还有一个1917年的《甲寅》日刊，但日刊因为章士钊参与度很低，而且又可以说是报纸，所以可以暂时排除，那邵建教授的文章和陈浩武先生讲座中提及的应该都是前一种，周德伟1916年在湖南听讲座后被赠送的也应是这款。
《甲寅》杂志在当年究竟影响如何，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有些人说影响很大，可是胡适不那么认为，他在1923年写信给高一涵时说《甲寅》和《新青年》以及此前梁启超参与的《新民丛报》《时务报》比不了。我也不认为《甲寅》影响有多大，考核标准很简单，如果办得那么好、影响那么大，为什么一年后就停刊不再办了呢？虽然目前可看到的资料说是因为谈论国体问题被民国内务部禁掉[1]，但这不过是中国方面的销售查禁，而非杂志注册国日本的封杀。这个政治封杀自然会影响杂志的销售，但是民国当年途径很多，政治实际控制言论并没有那么严密；其次，章士钊在1915年9月开始已经实质性进入政界或说军界，就是忙着去广西从政了，这显然证明他志不在此，也从侧面证明杂志影响和销量不足以让他满怀信心。
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严复不但没有参与《甲寅》的编辑，而且也没有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就是章士钊在《甲寅》一卷一号上发表挑战文章《读严几道〈民约平议〉》，批评严复读不懂卢梭。这种不看留学英伦的同学情，也不看同是所谓古典自由主义阵营的公然挑衅，严复都没有公开写文章答辩。
基于此，我觉得邵建教授和陈浩武先生将严复、章士钊与《甲寅》杂志简单捆绑，似流于一厢情愿的表面。
我最初怀疑自己的记忆以及重新核对《甲寅》，也是觉得陈浩武先生说是他二人都留学英伦，都有古典自由主义的倾向，于是感觉他们二人的关系应该不错，严复虽然没有参与编辑杂志，但也可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即使核对了《甲寅》，杂志，我仍不放心，因为担心自己眼花，错过什么重要信息，于是又找《严复年谱》进一步核对。等我花费大量时间核对完，并确认自己不太可能犯错后，忽然灵机一动，然后捶胸顿足，大骂自己愚蠢。我为什么骂自己呢？一会再告诉各位。
现在我先要说的是，在《甲寅》杂志运行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章士钊外，杂志还有一个助理编辑，或者说叫副主编也行，不但不是陈浩武先生讲座中说的严复，而且还是被他口诛笔伐的陈独秀。当然也有学者说易白沙也做过编辑，但也就这几个有限的人。
到这里各位想想，邵建教授和陈浩武先生一面表扬章士钊和《甲寅》是古典自由主义，一面大批特批受所谓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的陈独秀，是不是有一种不以己之矛戳己之盾之感呢？
接下来我还要告诉各位，杂志的主笔除了这两位外（章士钊本人一共包揽全部113人、220篇政论文章中的42篇），据郭双林教授考证：其他主要作者是渐生（暂无从考证是谁的笔名，署名政论文章21篇）、杨端六（6篇）、易白沙（5篇）、张东荪（5篇）、李大钊（4篇）、高一涵（4篇），以及胡适、李剑农、周甦生、吴虞等。如果各位对《新青年》有所了解，也就知道在变成中共党刊前，这些作者中的很多人同时也是《新青年》杂志的主要作者。也有不同学者考证：《甲寅》作者中至少有16人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其中高一涵一个人在《新青年》前九卷就发表了28篇文章。为此，吴稚晖曾说过：“今日章先生视《甲寅》为彼惟一产物，然别人把人物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
说到陈独秀与《甲寅》的关系，这里再给两个材料：一是他创办《新青年》后，还跟吴虞表示已经停刊的《甲寅》正准备续刊，希望他把自己的文章全部寄来，可以“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二是同时，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信中，还代《青年杂志》和《甲寅》同时向胡适约稿。
到这里我就有些困惑了，邵建教授和陈浩武先生说《甲寅》在风格上与《新青年》完全不一样，是基于什么说的呢？我还困惑的是，陈独秀是章士钊以外的另一个《甲寅》编辑，并且发挥巨大作用的，怎么在编《甲寅》时很古典，跑到《新青年》后就受刺激似的激进了呢？
再从作者队伍角度说，《新青年》不说是《甲寅》原班人马，也是大同小异，怎么换了一个杂志名称后，就能瞬间由古典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一下子变成激进主义了？难道仅仅是因为《新青年》新增加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几个作者，画风就因此而彻底改变了？如果是这样，那鲁迅等几个人真是太可恶了。
事实如何呢？我比较后的结果是，两个杂志在风格上没有太大区别，包括杂志栏目设置和内容，也都差不多。也不仅这两个杂志，包括李剑农、杨端六主编的《太平洋》杂志，都与《甲寅》风格和内容大体相近。
还有，陈浩武先生很认同邵建教授的名文“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他们都特别强调周德伟爱读《甲寅》杂志，所以后来走向古典自由主义，给人一种因果必然律的感觉。邵建教授还说两个杂志存在“根本的区别”，因为“《甲寅》以英伦取向为主导，是一份自由主义性质的政论杂志”，而《新青年》“是以法兰西文化为主导”。我同样为此很困惑，除了感觉他们说的好像不是《新青年》外，还因为我本人就是先读了《新青年》，也因此受过影响，现在却是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追随者，而且还敢不谦虚地说，思想不落后于国内那些号称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同仁。这到底是人的关系，还是杂志本身的问题？抑或是我把《新青年》读歪了？
第三点，从杂志创办的出发点或主要关注点来说，《甲寅》一开始创办就很关心国体更改（也就是各位通常说的袁世凯复辟）。这里我也想再次重申，如果历史上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我是说如果有的话，这个各位要注意，那么这个运动的发起者首先就是章士钊和他的《甲寅》杂志，然后才是陈独秀和《新青年》，二者不仅时间上（《青年杂志》创办于1915年9月15日），也包括一些内容、风格上，大体都可以说是接续关系。这一点我几年前在共识沙龙的讲座中，针对国内的自由派张鸣教授批驳过，因为他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与教科书保持一致地界定为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那到这里，我要告诉各位我为什么骂自己愚蠢了。很简单，1914、1915年的严复，是袁世凯政府的参政员，是支持更改国体的重要一员，也就是支持各位所说的袁世凯复辟；章士钊呢，大力反对更改国体，二人水火不容，严复怎么会和章士钊一起办《甲寅》杂志，或者在上面发表文章呢？这就像杨度等筹安会，康有为、陈汉章等孔教会，不会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一样。
我这里忽然想到，在反对更改国体这个事上，《甲寅》是打了上半场，因为刊物停刊时是1915年10月，那时梁士诒正组织全国复辟请愿联合会，参政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敦促袁世凯更改国体，而袁世凯正处于犹豫中；接下来《新青年》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等于接过《甲寅》的接力棒，继续探讨宪政，继续扮演反对更改国体的角色，打了下半场。
除了以上证据外，我建议各位阅读一下《新青年》第一卷，看看那里面的内容是不是探讨宪政宪法、民主共和、国体更改、孔教会和反对立孔教为国教等几个主要方面的内容，而且注意其中第一卷中的第一、二、三、五号就有讨论“国体”专栏。如果你翻看那些文章，再对照一下《甲寅》杂志，就能体会胡适为何在与章士钊商榷中说“同是曾开风气人”了。
第四，陈浩武先生讲座中还提及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第一卷第一期的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然后说看陈独秀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多么严重，这样的文章会产生怎样的坏影响！并进而说，难怪“五四”时受法国大革命影响，“五四”后受苏俄革命影响。
很巧，这篇文章，我很熟悉。客观地说，陈独秀的确在文章中对法国赞美有加，甚至抒情过度，陈浩武先生的批评我也不特别反对。不过，如果就一篇或几篇文章来代表一个杂志，动辄上纲上线到激进主义、法国大革命和苏俄革命，我以为是极度夸大了。
一篇文章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力？真的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本人也写文章，有过被阅读10万+的记录，也看过别人写的好文章，不能说没影响，但要说因此就决定了什么社会思潮和历史走向，自己是不大相信的。但如何反驳或说服陈浩武先生呢？我想到，既然他说章士钊是古典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当然也得包括他1925年恢复的《甲寅》周刊（不是刚才那个《甲寅》杂志），而且这份杂志的确很保守，包括新儒家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发表在上面。可是这样一份保守的杂志，那上面也两次出现了江亢虎的大名。
江亢虎是谁？恩格斯的第二国际各位都知道吧，江亢虎赴布鲁塞尔参加过会议，1911年组织成立中国社会党，据说两年里发展党员50万，1913年被袁世凯政府取缔。1920年回国重建社会党后，以社会主义相号召，两次去莫斯科拜见列宁。这影响力不比陈独秀逊色吧？那我可不可以说《甲寅》周刊激进，这样的文章会影响很多人从此受法国大革命、苏俄革命影响了呢？
我这样说，各位肯定有些晕菜吧。《甲寅》周刊的确2次出现了江亢虎的名字，不过都是不值一提的琐事。可是各位如果没有看过《甲寅》周刊，光听我刚才说江亢虎的名字，说他社会主义，是不是也可以上纲上线呢？我骗各位的意思是，就陈独秀那篇实在不怎么样的抒情政论文，真的没陈浩武先生说的那么吓人。
或者如果真的危害巨大的话，那严复翻译《天演论》，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算不算激进、影响大不大呢？如果按照陈浩武先生、邵建教授以及那个号称新儒家的秋风所讲，周德伟因为受严复影响而必然古典自由自由主义，那么鲁迅、胡适（适者生存来自严复的《天演论》）也都受到过严复的影响，怎么就不古典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呢？尤其是鲁迅、胡适等人的改造国民性主张，就是接续严复、梁启超的“新民”说，怎么老师提倡时是保守的，学生接着提倡就是激进了呢？我还听过一个段子，说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曾当众扬言说：“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座中人问二人是谁？何故？辜鸿铭答曰：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不知陈浩武先生听过这个段子会作何感想？会不会也联想到法国大革命和苏俄革命？
三、严复、章士钊和胡适
今天讲座的第三个话题，跟各位探讨一下被陈浩武先生命名为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者的严复、章士钊以及不幸挨了闷棍的胡适。
我承认，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在一定时间段里，严复和章士钊可以看成是晚清、民国的中国式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是中国式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这里我不想多举例他们在哪些文章里有哪些精彩的自由主义语句了，但是，所有赞成或表扬性的话，都要设定条件，都要适可而止，不能截取一点不及其余。我的意思是，就严复和章士钊来说，使用古典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专有名词，批评胡适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很有些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感觉，或者说那些表扬和批判的帽子戴在他们的头上，有些不合适。
比如先说严复，不管是留学英国也好，翻译《论自由》也好，还是写文章批评卢梭也罢，将其界定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是值得商榷的。就以他批判卢梭的文章为例。他在文中批评“卢梭之所谓民主者，直接而操议政之权，非举人代议之制，故其言又曰：民主之制，利用小国，犹君主之制，利用大邦”；他批评卢梭的思想和文章，“能使听者入其玄而不自知”，施于政治时，结果是“社会岌岌，笃其说者，或不惜捐躯喋血，国量死者以求之”；他批评“卢梭民约，尝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于是有领土国有之政谈。”“往往一众之专横，其危险压制，更甚于独夫。”
应该说这些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卢梭学说中容易导致专制、极权的一面，也可谓切中要害，但严复批判卢梭，可不仅仅是为了体现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而是有他的独特目的，那就是否定民主共和，推行君主立宪，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共和国体，非吾种所宜”（特殊国情论），“吾国向者以四万万而戴一君，正其宜耳”。
严复的君主立宪主张如果是在1912年前，我是绝对赞同的，我也不赞成直接由皇权专制直接就民主共和，但是，一旦民主共和的民国体制确立后，再坚持前见，再要改共和回君主立宪，那我就不能同意了，因为政治有一个情势，即使发展过头了，也只能基于当时的现状考虑问题，不能说一出现问题，就推倒重来。尤其是新生的中华民国，很脆弱，禁不起折腾。再加上人们刚刚要挥手告别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传统，学着怎么做共和国的公民，这还没走两步呢就要走回头路，那当然会遭到反对了。然而严复这位同学，不管时间和历史进程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看到有人蠢蠢欲动，他也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加入其中。虽然筹安会，是杨度硬拉他入伙的，他本人跟朋友说很不情愿，但是他的不情愿，是忧虑该选谁当皇帝。在袁世凯死后，他还坚持说：“今日最难问题，即在何术脱离共和。”后来他还赞美逊位的溥仪皇帝聪明，可为“一代英主”，说张勋复辟是“血性男儿忠臣孝子之事”，是挽救中国的“一线生机”。如果了解这些，就知道当年天津《广智报》上的一幅漫画：袁世凯身披龙袍，端坐正中，四方画着四条狗，分别代表筹安会“四大将”，严复是其中之一。
这时如果再来评估严复的思想，能用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来界定吗？各位要清楚，英美的保守主义，起码包括保守自由和既定秩序这两项。那1914年的中华民国既定秩序是什么？是民主共和，更改国体就是破坏既定秩序。这一历史事实，也可以说是历史前提，非常重要，别看共和国成立才两三年，但成立了就是既成事实，得遵守，也得尊重，我不知道为何一些保守主义者们看不到这个问题。林毓生教授非说 “五四”新文化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一大帮自由派学者争相呼应，邵建教授还说胡适比其他新文化人强，因为他只有“文化激进而没有政治激进”。“五四”新文化人当然没有政治激进，而恰恰是为了维护共和宪政，防止更改国体、走回头路，才要解决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怎么这一清晰的历史，就这么难明白吗？
那我要问：儒家传统难道不能批判吗？批判就是反传统，反传统就不符合英美保守主义吗？几十个文化人写几十篇文章一批判，儒家文化就被割裂、被葬送了？如果是这样，那我看儒家要不要都行，因为即使再好，也太脆弱不堪一击了。不过经验也显示，儒家在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中都能独善其身或如鱼得水，区区几十个文化人的纸面文章，能有那么大作用？我知道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我也知道犹太人从小就让孩子读《圣经》，培养他们学会质疑、争论的习惯，包括质疑他们的Elohim，我怎么就没看到流散到世界各地两千多年的犹太文化被割裂、被葬送了呢？
我怀疑这种思考逻辑，是不是存在英雄主义情节，把“五四”新文化人都想成破四旧的伟大舵手了。
或者我来一个以己之矛戳己之盾的方式。陈浩武先生不是在讲座中很痛心地说传统中国没有自治传统、没有自由传统、没有公权力约束传统吗？说中西方之间有极大的差距，这不是批判传统吗？这种批判跟《新青年》反传统有什么区别吗？严复自己也说“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辟韩》）这样的批判，用北京大学梁副校长的话来说，这是典型的文化和历史虚无主义！
严复的问题，还不止这个。因为在他批判卢梭的同时，他坚信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还引用甄克思（E. Jenks）的《社会通诠》的说法，认为人类社会和国家的起源，是人类进化的产物，由野蛮而入宗法，由宗法而入军国，并不是以人类主观的意愿或理想而可以冒进的。这样的阐释，虽然是在批评卢梭，但也等于从学理上否定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洛克的自然法学说，这等于扛着红旗反红旗呀。在这种情况下，严复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够算作古典自由主义者，是需要进行评估的。
再比如，1917年胡适开始提倡白话文运动，严复很不以为然，在写给林纾的信中说：“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我这里不是就严复赞同还是反对白话文要发表意见，而是对他的进化论和历史决定论说话，思想和学说优劣问题，真的能自存或自败吗？经验主义显示，未必的，劣质文化很多时候不但不败，反而历久弥新，开出邪恶之花，再结恶之果，一代又一代无穷矣。邵建教授和陈浩武先生说严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那他大体也应该是经验主义者。一个经验主义者，怎么能说历史都是进化的呢？
下面，我再提供一个材料，可能涉及的就不是严复是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问题了，各位可能会说他是“粉红”了。《严复年谱》载：1915年5月6日，严复写道：辜鸿铭“生平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鄙意深以为然”。严复痛恨西学虽然是一时之气，但毕竟也是一时的真实感受，那我想知道，这个时候邵建教授和陈浩武先生该怎么说？
再来说章士钊。对于严复活学活用地批判卢梭，章士钊当年表示看不下去了，于是在《甲寅》第一期上发难批评。
很公平地说，章士钊在当年的某一段时间里，真是很长脸。比如他曾批判那个把民国搞得乌烟瘴气的《临时约法》，没有规定对于侵犯人民自由权利的补救之法，所给予人民的自由，只是“猫之鼠之自由”；他倡导执行“出廷状”，也就是类似英国人身保护令，认为这样可以有效保障人身自由；他反对政府制定“报律”，也就是新闻检查，认为这是干犯人民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他还反对特设行政法院以审理行政诉讼，主张官民一律受治于普通法法院的审理之下。
从这些主张来看，章士钊比同时代的那些人都更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这一点陈浩武先生给予他表扬，我也是同意的。
接着来看他是如何批评严复的。文中，章士钊首先声言，自己不是卢梭共和主义的盲目信奉者，批评“必须证其所持之理由为何如耳”，也就是说先搞懂卢梭为何那么说再批评。在这一思路下，他首先指出严复批判卢梭是沿袭赫胥黎评卢梭的错误观点，自己没有深思慎虑而下判语，所以也就没有把握好卢梭《民约论》理论的真义。
具体怎么个没把握好呢？他说，卢梭的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是指自由之性，出于天生，不出于人造而已，一如心学家所说人的良知、直觉和夙慧等，赫胥黎和严复的错误，是“由天生之生，转入生育之生”混为一谈。这是第一。第二，他说卢梭的论平等，是指人人在法律上的平等，而非硬要使贤愚贱肖智愚强弱等划为一律的平等。严复误认卢梭必以铲除个人私产以达致人人社会地位平等之说，乃严复对卢梭平等思想的误解。第三，在涉及个人权利、自由时，他赞同卢梭、斯宾塞的源于自然、成于法律说，而反对严复赞同的赫胥黎、边沁的源于法律、造于政府说。
这里就可以看出章士钊和严复思想的最大区别，也可以检验他二人谁才是正宗的英美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谁才是欧陆法系的支持者了。因为有这样不同的思想，所以在当年的中国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章士钊赞同民主共和，反对严复的君主立宪。
通过章士钊对严复关于卢梭的批判，我觉得，如果我生在当年，一定会支持他，我认为他比严复厉害。
但是，如果因此就下结论说章士钊是正宗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英美保守主义者，恐怕难以服人。因为他出任教育总长后，不但在教育部部务会议中议决，小学自初小四年级起开始读经，还在《甲寅》周刊上发表了很多复古文章，比如孙希征的《读经救国》、瞿宣颖的《科举议》、汪国垣的《光宣诗坛点将录》、杨定襄的《广科举议》和《科道评议》等。到了这个地步，我不知道用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去评价他是否合适。
说实在的，就像我对胡适的态度一样，章士钊本来可以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中国区代表，但是如此这般，就让我有些失望了。当然，如果非要矬子里拔大个，那我承认章士钊还是要比其他人强很多，尤其是《甲寅》周刊后面几期。但是一想到1949年后他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宾，我的好感就又瞬间变成失望。
我常想，一个当年很古典自由主义的人，怎么能和极权瞬间握手言欢呢？是依附性人格本身的问题，还是文化传统太浸入骨髓改不了那皇权中国心，还是古典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不正宗？这是我思考二十余年未得到的答案，虽然一直得不到自己满意的答案，但我因此而对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保持高度警惕，甚至对周德伟的很多说法也不是那么认同。当然我今天没有办法在此展开谈，希望日后能有机会谈一谈这个我既尊敬、赞赏有加，又持相对保留态度的古典自由主义者。
关于卢梭，我想在这里多说一句。我知道自1990年代以来他在中国大陆自由派和保守主义者那里名声不好。我对他的态度呢，既大力批判，又历史同情，或者也可以说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具体主张具体分析。因为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就像很多学者写文章一样，自己的主张跟自己的另外主张矛盾，但是本人并不觉得，卢梭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他最受诟病的除了直接民主、反对代议民主外，就是以“公意”立法来保障社会所有成员真正彻底的平等，这一点的确与马克思和共产主义接近，严复不遗余力地批评他，自由派学者们也猛烈开火，我都同意，也会跟着批判，但是各位别忘了卢梭的社会契约的基础还是私有制，也就是他还没有走到否定私有制的那一步，他自己甚至还说过这样一句话：“的确，财产权是公民所有权利中最为神圣的一种权利，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更重要”。各位看看，即使卢梭再可恶，这句话总没有什么大错吧？
至于陈浩武先生所涉及的胡适，我也是觉得有必要说一说。
关于胡适，其实我为他说的好话不多，多数时候是批评，也曾经为此跟林建刚教授、北大贺卫方教授都有过商榷，他们二位是为胡适辩护的。我一直批评胡适的根本一点就是，除了自由主义理论思想肤浅外，就是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竟然认同苏联的专制是一种不错的社会实验，而且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充满好感。有这种思想的人，怎么能、怎么配被誉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呢，所以当看到陈之迈写信教训胡适并促成他改变思想而成为一个真正自由主义者时，我特别开心、过瘾。邵建教授说胡适是“半个自由主义者”，我也认同。但是今天，我要为胡适说好话，因为陈浩武先生的指责实在太偏离胡适本身了。
陈浩武先生说“五四”时期有三大思潮，分别是陈独秀、李大钊代表的激进主义，他们反传统，扬苏俄；然后是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特点是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带有国家主义的烙印，也反传统，也打倒孔家店，他们的自由主义带有法国大革命色彩，和国家结盟很危险的，非常轻易地滑向国家主义。还说民国时期这两种思想占了主导地位。
我想陈浩武先生大概太博学了，以至于忘了胡适是留学美国的，按照他讲座时的逻辑：严复留学英伦学英伦，那胡适也得留学美国学美国才是，怎么一下子就受了法国大革命影响了呢？这是其一。
其二，关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情况，因为根据我的研究看，当时最大的社会思潮是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包括新村主义，也包括很多号称社会主义的团体，但这个社会主义实际就是无政府主义，只是当时在翻译和叫法上的差别而已。当然，无政府主义是激进主义，只是并不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核心；然后是个人主义，当然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但并不是陈浩武先生说的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自由主义，而是英美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当然，并不是很纯粹的那种，也存在很多缺陷；影响最小的就是陈独秀、李大钊的主义。比如从1920年建党到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统计一共有不到一千名党员（994人），能有多大影响呢？怎么就会成为主流思想呢？如果有大影响、是主流，苏俄还至于去拉拢孙文、冯玉祥、吴佩孚、陈炯明吗？
我经常批判的倒果为因的学术路子，其表现就是以思想史的点划线，以思想的线索取代历史的全面，这一点在“五四”、中日关系等研究领域尤其明显，而且盛行一时。我很为此担忧，主流学术界一心扑在为教科书做注脚，非主流学术界又在想象中研究历史、政治学、法学，我这个不入流的学者真有一种“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之感啊。
其三，即使胡适在很多方面应该批评，但在温和、渐进改革方面，在坚持个人主义方面，他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这从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到翻译和写作《易卜生主义》，都可以证明。
胡适、蔡元培，也包括陈独秀、鲁迅等，当年打孔家店（纠正：当年没有人说过打倒孔家店的话），不是凭空受法国大革命影响，激进地反传统，专挑孔家店开战，事情是有起因的，起因就是陈汉章、康有为、梁启超、林纾、严复等一大帮人搞孔教会，推动国会立孔教为国教，公然违反宪法、损害自由，那胡适等人写文章批判他们，是维护宪法，保卫自由，怎么就法国大革命了呢？怎么就滑向国家主义了呢？
这个问题，我本来应该长篇大论的，但是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也包括陈独秀的问题、《新青年》的问题等，不可能在一次讲座中就解决全部问题。而且，此前也针对秦晖教授的新文化运动找错了敌人学说进行过商榷。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临末，想说说讲座的标题，各位肯定知道主标题来自一句诗“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我很理解陈浩武先生，以及听讲座后很多朋友表示热烈赞同的原因，即大家太希望能够享有自由，以至于只要能满足这个心愿，也就顾不上基本史实是如何了，或者帽子已经拿起，管它是哪个头，先带上再说，但是作为号称的文化学者，必须以事实判断为第一，否则就沦为只为流量而整天道听途说的自媒体人，而那些追随者也就在这种假信息中被误导，连那份初心也被带偏了节奏、失却了味道。
[1] 《查禁正????甲寅兩雜誌》，《盛京时报》（奉天），1915-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