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现场”

 

要不是我最近整理自己的文稿，把这篇文章忘得干干净净了，现在挂起来，也是对自己的肯定，没有光吃不做的肯定。里面提到的Hess 法官比我先生还大2岁，早就退了，但他看起来十分年轻，风度很绅士，我对他印象甚佳。我先生也非常褒奖他，说像他那样的法官非常少，有一次Hess 法官特地打电话向先生咨询一件技术上的事宜，先生说，法官们一向都是一贯正确坐高台的，而Hess 能放下身段不耻下问，可见他的为人！以前，如有可能，我很愿意去法院旁听，后来发现，若我在场，先生便有些紧张，有一次他甚至当庭给在场的人分发文件，这样的事按说都在开庭前做好了，庭上的法官、律师脸上都稍现差异，“我跟美国电影里学的，想让你看看我的光辉形象。”先生打趣诙谐，但掩不住的认真我一下子就能感觉。从此后，我不再去旁听，万一他紧张输了官司，尽管在德国无论输赢律师费不变，可声誉会受到影响，声誉等于钱财，没人找你做事我们就只好喝风啦。所以，我很庆幸曾经旁听了几次并写了下来。

23、10、25

                                     “现场”

    “后天我要去Waldkirch办事，公事结束后，我们可以到那里的啤酒园子吃饭，你想去吗？”先生问我。

     “官司是对外公开的吗？有意思吗？”我问。

      “是公开的。案子很平常，大雪天摔断了手，告上法庭要求补偿。有意思的是如此小事却有四位律师参与！”先生回答。

“那我跟着去旁听。”我说。

Waldkirch 离我们不远， 是个山不高、水不深，然而有些灵气的小城。曾经的一段时间，因种种缘由我们常在那里出没。城边儿的山上有个小动物园，山下有个啤酒厂，每次办完事情，我们都去啤酒屋吃饭，喝那里独树一帜的Waldkirch 啤酒。

“为什么一件小屁事儿却动用四个律师呢？”路上我问先生。

“原告有一个，我是被告的，另外两个是与被告有关的。”先生说。

我听后深有感触地总结，办案律师的数量与案情的轻重不成比例，是民主的一大特征。

“我原来计划先去看看原告摔跤的地方，可时间不够了，算了吧。”先生说。

先生之所以要去那里看看，是因为原告没有证人可以证明，她的确在那里摔了跤。勘察一下现场，有助于识别原告是否撒谎。我向他打听案情时，为了省事儿，把原告摔跤的地方称为“现场”（Tatort ），先生听了忍不住笑：

“瞧你用这词儿，跟凶杀案似的”。

 

Hess 法官，高高瘦瘦，为人随和而又风度翩翩，因为时间未到，他和先生在走廊里小聊着；我则四处侦查，只要房间里没人，都进去嗅一嗅。一嗅嗅到候庭室，见桌上摆着方便人们记事的纸和笔，笔上印有法院的红楼和网址，就顺手牵羊进了我的口袋。再嗅嗅到法院的图书资料室，见架子上新旧法律书籍整齐排列，便顺手拍了下来，这时先生和法官也进来了。

“你看，这里有不少很老的法律集子啊！”我对先生说。

Hess法官很配合，见我对“老的”感兴趣，便找出一份1935年1月版的《法律文刊》，封面上印着本期的内容和文章作者的头衔，其中最昭彰的是文刊主编Freisler。他曾于1942年8月至1945年2月任纳粹德国人民法庭的首席官，是希特勒的重要帮凶之一，第三帝国那些处决犹太人和反对纳粹的“国家的叛徒”的判决，都来自那个臭名昭著的，纳粹政府最高级的特别法庭。Freisler在任的那几年里，处理过几千桩案子，有名的“白玫瑰”Scholl 兄妹就是经他之手被处决的，是一个血债累累的魔头。

开庭的时间到了，原、被告和四位律师鱼贯而入，我坐在房间最后靠墙的椅子上，所有人的动态都逃不出我的视力范围，尤其是Hess法官，他与我正对脸儿。

法官简单开头后，要求原告陈述去年冬天的某日，她摔断手的经过。

“……我和丈夫进城采购，买了一堆东西，晚上七点半回家，路上都是雪，因为最后一段斜度大，没敢继续开，打算自己步行……”原告有声有色地回忆着。

“您和丈夫同行，为什么您不在您丈夫的视力范围内呢？”法官问。

“我们是一块下的车，可是我走得快，您知道，我丈夫有腿疾，走路拄杖，因此他走得很慢。”原告解释。

  “是啊，因为他还要提着采购来的物品。”法官打趣地说。

屋子里的人都笑了，原告笑得很勉强，我对她抱着同情：一手拎着大小包儿，一手拄着杖的人都没有摔跤，她双腿正常，身无负担的人倒摔断了手。

  法官继续问案，要求原告上前看图，指出她当时行走的路线和摔倒的具体位置，四位律师的卷宗里也有那张同样的街图，房间里除了我和被告，大家都在认真地研究那张图。面对着如此的一幅画面，我忍俊不禁，法学和医学都是直接与人发生关系的学科，学期结束后，还要经过两次国家考试和一年的实习。大概正是如此，攻读法律、医学专业的学生们常有傲慢者，觉得自己挺不寻常，可眼前这几位呢，人手一份简单街图，态度如此一本正经，好像原告摔断的是一只不寻常的手。原告呢，也确实觉得自己摔得很不寻常：

“当时把我疼得啊，不知如何是好！离家还有好几十米远，我怎么办啊，我觉得自己惊吓之余神志不清。”那女人声情并茂地对法官叙述。

  几年前的一个大雪天，我也曾经摔断了手，疼得也是惊天动地，当时除了我的狗，视线内外不见人影，离家有好几百米，不是照旧走了回去。事后我谁也没告，只怪自己不小心。不知道从何时起，几十年还是一百年前，德国开始实行自扫门前雪的规矩，如果不扫，一旦有人摔在你家门前的路上，你就必须赔偿人家摔断的四肢和大脑，我觉得，从那以后，德国人雪天走路越来越漫不经心，摔跤的人也越来越多，反正摔哪儿都有人赔，何苦不摔呢？！

   被告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她除了回答法官的提问，始终安静地坐在一边儿，好像审的案子与她无关似的。换了我大概亦是如此，三个律师都是与被告有关这方的，都是经过两次国家考核的专业人员，哪里还用被告操心，给专业人员付账就是了。市环卫请来的律师还出示了一年前原告摔跤的那个星期，市环卫扫雪的工作记录，法官大人立刻把记录复印几份，各家的卷宗里又多出了一张纸。

 几个回合后，法官大人说：“因为证据的问题，此案不能了结，下一次开庭，请原告丈夫出席，虽说太太摔在他视力之外，本官也还是要听取他的说法。”

法制国家，不看你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注重的是证据。连基督世界最大的权威本笃十六，在他关于耶稣的新书里，对《圣经》里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过是耐心地解释引导，并没有以教皇的身份教训人，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没有证据嘛！耶稣升天都两千年了，他曾经说的某些话是否真实，因为没有证据，迄今都不能确定；那原告才摔了一年，同样是没有证据，哪里就轻易判了？五位法律工作者，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一个像我，觉得此案愚钝可笑，他们的态度与国会讨论是否轰炸利比亚的态度一样认真，一场旁听下来，我觉得，德国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仍旧很多。

   庭散告别时，我一眼瞟到，法官的桌上摆着一堆玩具机动车辆模型，我悄悄地对先生说：“你看，他攒汽车啊，跟你是的。”

“不是，那是为了处理交通案件时，用来摆明事故现场。”先生解释与我。

我听后急忙转身走回去，问Hess 法官，是否可以让我给汽车照个相？法官二话没说就让我如了愿，还告诉我那些模型的用途与出处，有的是他自己的，有的是朋友、同事送的。他拿起其中一个说：“这个还是您的国家生产的。”

离开法院，我们径直去了啤酒园子，酒足饭饱之后，上山买门票进了小动物园。我拿着相机，东看看，西照照，心情甚好。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起那只顺来的圆珠笔，从兜里掏出给先生过目。

“Hess 想什么呢，把钱花在这上头！”先生撇着嘴说。

“这样才有广告效益啊！”我替Hess 法官说话，他是法院的头儿，办事经费要经他手来批的。

“胡说八道，法院做什么广告！‘来啊来啊，上我这儿来，我这儿判得最快！？’”先生一点都不笑地吆喝着，我则笑得直咳嗽。

回到家中，在电脑上看当天的照片，我再次大笑了起来。照片上一群豚鼠一个挨一个地挤在笼子前瞪着着我，一数不多不少正好六只。

“看啊，这四只大的是你们四个律师，那两只小的是原告和被告。”我对先生戏言。

“那他就是Hess 法官！”先生指着一张猫头鹰的照片说。“他断案之前亲自到“现场”去勘察，这在法官里不多见的。”先生继续补充说。

下一次开庭能否判了摔跤事故，要看继续听取有关人员陈述的进展。下一次不仅原告的丈夫要当庭回答法官的提问，市环卫扫雪车司机也要细述详情。或许法官还要带上全班人马共赴“现场”，拿着皮尺和粉笔，把原告摔倒的位置精确标出，周围事先用红白带子围住，闲人免进。嘿，如同真正的作案现场一般，我给的名字一点不过分。

28、05、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