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中发掘出的“中华第一龙”

二里头遗址中发掘出的“中华第一龙”

 

       我对考古类的博物馆一直有特殊的兴趣，因此参观了世界各地不少考古博物馆。 前月回国探亲，与老友同游河南； 这里是博物馆之乡，如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安阳殷墟博物馆等，而二里头博物馆则是重中之重，必去的一站。 我们从洛阳打车去位于偃师的二里头遗址，由在田野里的遗址公园和室内的博物馆两部分组成。博物馆九点开门，我们早到了约二十分钟，大门口只有五六位观众在等候开门。周围一大片田野，我们得以在安安静静的气氛感受了一会那沉睡了千年的历史。

 

    著名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1888—1976）是河南唐河人，幼年就读私塾，18岁入河南公立豫京学堂，25岁时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1919年归国后历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他在1932年主持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被誉为陕西现代田野考古奠基。1939年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系统地提出其考古理论。1959年他率队赴豫西调查“夏墟”时发现此遗址，由此揭开了二里头考古的序幕。

      距今38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为当时东亚地区最早形成的核心文化。历代考古工作者在历时60多年的发掘中，获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就：此地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具备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区和祭祀遗存、最早的大型围垣官营作坊区、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及青铜礼器群等诸多“中国之最”。如此严谨、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显示当时已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这就是进入王权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考古学家们由此确认，从区域地理位置到一系列史无前例的“王朝气象”，充分证明二里头遗址就是“最早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源头。

       博物馆的展厅里系统地展示了六十多年的考古研究成果， 陈列了诸多的出土文物。我在此观赏了几件镇馆之宝，如被誉为“华夏第一鼎”的网格纹青铜鼎。此鼎证明当时已脱离单纯的炊具属性，成为“明贵贱，辨等列”的核心礼器，只有最高等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这是王权集中的直接物证。

      被誉为“中华第一爵”的宝乳钉纹青铜爵，则以精巧姿态诠释着那时精湛的青铜制作水平。爵在当时是贵族宴饮、祭祀时的专用酒器。这件乳钉纹青铜爵不仅是酒器中的珍品，更见证了早期酒礼文化的形成，遗址博物馆的馆徽使用的就是这件青铜爵。

        相较于青铜礼器的威严，陶器展区的白陶鬶胎质细腻洁白，几乎不含杂质，它的造型堪称“仿生艺术的先河”，整体形似一只昂首翘尾的飞鸟，器身虽无繁复纹饰，却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灵动的姿态。 当时的白陶鬶并非平民日常用具，而是贵族祭祀或宴饮时盛放酒水的礼器，它的出现说明当时已形成了“陶礼器”与“青铜礼器”并行的礼制体系。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则是以青铜铸出主体框衬，其上饰有兽面纹，镶嵌了600多块绿松石，设计精美，铸工精湛，镶工精致，图案精妙，观者无不赞叹。历经3000余年而无一松动脱落。这件牌饰出土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两侧有对称的穿孔钮，可见此器应为沟通天、地、神、人的重要载体。

            展厅中的微型骨猴更是奇妙，它高仅2.2厘米、宽0.75-0.95厘米，使用动物骨骼雕刻制作，通体抛光，制作精巧，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微雕精品。这个微雕骨猴只有小指头肚大小，猴脸人身，抱膝蹲坐，透过放大镜才能看清。我实在无法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先人是如何在块微小的的骨头上雕刻出如此精美的作品。

                   但对我来说，此行最重要的是观赏那条“绿松石龙形器”，它由两千多片绿松石组成，全长七十厘米，证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把龙作为图腾来崇拜。这条龙是华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是华夏儿女作为“龙的传人”的最初起源和有力实证，由此被誉为“华夏第一龙”、“中华第一龙”或“中国第一龙“。 当时的考古队员们在遗址的一座贵族墓葬中发现此物，并立即意识到这绝非寻常文物，随即暂停常规发掘，改用更精细的“实验室考古”方法——在现场搭建保护棚，用石膏整体打包含文物的土层，运回实验室进行二次清理。经过数月的细致工作，这条沉睡了三千多年的“绿松石龙”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出土时它紧贴墓主人骨架，龙首高昂朝向墓主头部，仿佛仍在履行着守护的使命。 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只是复制品，工作人员说，原件在北京的中国考古博物馆中展示，那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参观完博物馆，我和老友特地到遗址现场去观了看当年的出土位置。在一大片的田野中，要发现这条“中华第一龙“，既需要考古的知识和经验，当然也需要一些运气， 由此我还特地请老友在发掘现场为我拍照留念。

      一周后，我到北京参观中国考古博物馆，这是我国第一座以考古命名的博物馆，坐落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旁，鸟巢体育场对面。它的外形如 “尊”，外墙高悬硕大的篆书 “史” 字。 由于地处郊区，又是专业类博物馆，比起国家博物馆来，这里的观众不算多，我得以安安静静地参观了整个下午。对我这个考古爱好者来说，这里的展品件件都值得细品，但最重要的就是这条“中华第一龙”； 在一长列的镇馆之宝中，二里头发掘的“中华第一龙”名列首位，这不仅是“镇馆之宝”，而且还是“镇国之宝”， 难怪原件要在这里保存和展出。 这条“绿松石龙形器”连同精心制作的木框被单独成列在一间光线较暗的展室中，还有一名工作人员站在展柜旁，随时提醒观众保持一定距离观赏，可见其珍贵属性。对我来说，当然要和“它”合影留念，由此得到满足感。

      我曾参观过世界各地不少考古遗址，如希腊的帕特农神庙遗址博物馆，秘鲁的马丘比丘遗址等，这些博物馆在藏品上没有可比性，因为都是“当地特产”； 可以比较的是它们的硬件，我认为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绝对是世界一流的硬件设施。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地的考古遗址一般都树立着首位考古专家的雕像，但二里头考古博物馆里，却还列出了六十多年来主持和参与考古的工作人员名单，这也是最重要的“软件”之一。

     我有个习惯 （应该说是好习惯），就是在参观完博物馆后，回家再整理一下拍摄的照片，重温参观的过程，加深印象。 有时还查阅相关资料，由此会发现一些问题，并求得解决。 如这次就发现一个问题：博物馆的全名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但经过六十多年的发掘，二里头遗址至今未能发现文字；换句话说，没有发现能证明这里就是夏朝或夏朝都城的文字：“既然没发现夏代文字，凭什么说这里是夏都？”有意思的是，二里头的遗址公园中矗立着“中国”二字，它们的字体来自陕西宝鸡博物馆珍藏的青铜器“何尊”上刻着的文字。 二里头遗址的年代距今三千五百年左右，而“何尊”制作的年代距今两千年左右。也就是说，二里头文明的年代，比制作“何尊”的年代早了一千多年；引用后者上刻有的文字来为自己”站台“，似乎有点说不通。

          二里头遗址当然是“中国”的，这没有问题，但又凭什么说这里就是“夏都”？ 尽管二里头遗址的地点，时间，城市规模和祭祀规模等， 与”史书的记载”高度一致“，但“一致”并不证明“就是”。 这里提到的“史书”，主要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它的成书年代在公元前 90年，司马迁在《史记》记载了大禹治水的事迹，并在史记·夏本纪》中详细记录了夏朝17代帝王年系表。 但司马迁记载的夏朝与他撰写的《史记》之间相隔了大约两千年，他的《史记》当然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  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二里头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夏朝之间，仍未建立绝对意义上的关联。

        二里头遗址中经过六十年的考古，发掘的面积只占遗址总面积的1.5%， 这就再一次证明考古真不是什么风花雪月浪漫的事，而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磨洋工”。或许，夏朝的文字典籍，就藏在二里头遗址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静静的等待重现天日。将二里头遗址和“夏都”关联，看来一是要“占领考古高地”， 二是经济和宣传因素。国家文物局曾在2023年的发布会上说明：“学术界大概率认为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夏代晚期的都城“。  这绝对是标准的学术口径，非常严谨。由此可见，“夏都“的冠名是否太早了？像“夏都”，不等于“是”夏都，是否可以等到发现了文字再冠名？

        二里头博物馆里的结语里引用了傅斯年先生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尽管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没有写上先生的名字。考古学和其他文科学科的重大区别在于，它是可以用考古证据来说明问题的，而不仅仅是理论讨论。希望以后有机会重游此地，对“夏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