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长岛客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80年代赴美留学，00年代“海归”回国，退休后定居纽约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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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芹斋的古董生意

(2025-12-01 08:05:19) 下一个

经常参观欧美博物馆的观众们，对一个名字绝对不会陌生：卢芹斋（C. T. Loo，1880–1957）。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中国古董商人，没有之一。卢芹斋的出身极其低微，甚至可以说是“苦大仇深”。他本名卢焕文，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名叫卢家渡的小村子。他在五岁时就成了孤儿，被过继到一位远方叔父家。十五岁那年，他离家到附近的南浔镇谋生，在当地的巨富张定甫家做仆人，被张家指派服侍二少爷，命运的转折点竟由此出现。这位二少爷就是日后作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他年少时因患有骨痛症而跛足，右眼几乎失眠。卢焕文做事麻利，脑袋灵光，把主子照顾得妥妥帖帖，深得其好感和信任。

二十世纪初，张定甫花钱为其二少爷买了个官职，清廷则在1902年任命张静江为驻法国的商务参赞。张赴法国上任时唯一带上的家仆就是时年22岁的卢焕文。张静江在1905年左右偶遇了孙中山先生，由此开始出资支持革命事业。辛亥革命爆发后，张静江逐渐走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他回国参与了孙中山的建国大业，甚至还曾一度过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

在巴黎任职期间，张静江开设了一家“通运公司“，售卖中国的瓷器、字画等。卢焕文从古董店学徒开始，凭借其天赋与勤奋，逐步掌握了各项古董业务，又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由此受到老板和顾客们的赏识，甚至还出任掌铺，为其日后的独立经营打下了基础。此时间的卢焕文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他剪了辫子，脱了马褂，学着巴黎人的打扮，穿起西装三件套，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系带皮鞋，笔挺的圆翻领白色衬衫，头发染得乌黑油亮，一扫身上原本的乡土气，从仆人变成了公司掌柜，这无疑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张静江在1911年回国时关闭了通运公司。此后的卢焕文自立门户，凭借着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和人脉，在巴黎开了一家自己的古董商店，取名“来远公司”，取货自远方来之意；同时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颇为雅致的“卢芹斋”，日后的西方各界则习惯称他为 C. T. Loo。此时期的国内政局动荡，人心不稳，各地的古物珍宝纷纷流失海外，卢芹斋借此机会成功低价收购了不少古稀珍品，而后高价卖到到欧洲市场。他曾经在山西用十块大洋（约合1.5美元）买下一只宋代的小白瓷碗，转手就以一万美元的高价出售给巴黎的收藏者；又曾以三百大洋（约合45美元）从河北某庙宇的和尚手中请来一尊陶瓷观音，最后以五十万美元的价格被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购。

但卢芹斋并不满足小富即安的日子，他要更上一个台阶。他逐渐将其古董生意集中在中国古代雕塑、壁画、青铜器和高端古玉上。通过参观博物馆，展览会，和自学研究，他认真地学习了西方人的审美趣味，在此基础上在欧州和美国拓展他的古董生意。经过多年的努力，卢芹斋的古董生意获得惊人的成功。二十世纪初，活跃在西方文物收藏界共有十来家跨国公司，其中八家来自欧美，一家来自日本，而卢芹斋的古董公司（C. T. Loo & Co.）是其中唯一一家“中资公司”。此时期其他的中国古董商人要么为外国人打工，要么将收集的中国文物卖给外国公司，只能赚低端的钱；而卢芹斋的古董公司则是“全产业链”：他在北京和上海设立分公司并直接在市场上收集古董，源源不断地将文物运出国；同时还在欧州的巴黎和美国的纽约开设了子公司，建立了全球性和全产业链的网络，直接打入了欧美文物市场。

卢芹斋在纽约的公司位于曼哈顿麦迪逊大道和第57街口的富勒大厦（Fuller Building）二楼，这是一栋地标性的历史建筑。卢从 1915年到 1950年在此经营了 35年之久，这是纽约当时最重要的东方艺术品陈列与销售中心之一。仅仅通过在这里的两次拍卖，卢芹斋就出售了2800件中国文物（你没看错，两千八百件），由此可见其当年生意之兴隆。我在上周走访过实地，如今的富勒大厦还是高档写字楼，环境依旧，但当年的繁华不再。我只能在卢芹斋一百年前留影的同一位置拍了几张照片。

卢芹斋公司的“产品”主要是来自国内的庙宇，墓穴和石窟，他自己当然不可能去盗墓，而是建立了“全产业链”：国内盗凿/掘墓团伙 → 地方掮客 → 区域古董商 → 卢芹斋北京/上海分公司→ 卢芹斋海外分店（巴黎/伦敦/纽约）。 “货”到了海外后；卢芹斋接下来就要做两方面的工作，这是此时期中国所有其他古董商人无法企及的。他一是将获得的文物“调整”为国际收藏界可接受的状态，如将盗凿的残像修整、重新组合、加座，并提供“来源地“（如“来自中国山西某古庙”），再通过巴黎或纽约的公司，办理中国文物出口报备手续，使这些文物从“地下品”变成“具有学术价值的收藏品”。这是将文物“升级”为国际收藏品的关键步骤，欧美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由此能接受这些“合法文物“。

二是在巴黎和纽约的公司内设置了高级展厅，制作了精致图录，打造他“东方美术权威”的品牌。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理解仅限于瓷器，对于雕塑、壁画、古玉器和青铜器并不了解；是卢芹斋让西方世界第一次系统性地认识中国的青铜器和各种艺术品。他采用了古希腊艺术研究的词汇及方法，如平衡、对称、协调等，来解说中国的文物。他在1937年出版了《中国艺术史索引：初学者指南》，对中国艺术进行全新的诠释，这些图册后来成为西方艺术爱好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参考书。他甚至还创造了“中国式巴洛克”的艺术概念，用西方熟知的巴洛克艺术来形容中国的青铜器和辽代木雕，当时的西方艺术收藏界对此当然闻所未闻；此概念甚至被英国人苏立文引用到他的《中国艺术史》中。卢芹斋还经常举办艺术沙龙，请欧美各大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和私人藏家们来欣赏和了解中国的古代艺术。经过常年不懈的努力，卢芹斋俨然成了中国文物的权威，在西方文物收藏界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当年甚至有西方的评论认为：“卢芹斋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古董交易商，他是一个对艺术有着特殊品味、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这个国家的璀璨历史有着深刻理解的人。”

在其数十年的古董生意中，卢芹斋的客户囊括了欧美几乎所有的著名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包括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学院，费城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欧洲的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和吉美博物馆等，以及洛克菲勒和JP摩根等私人收藏家。经他之手流向西方各博物馆的文物，包括了现藏于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两座石刻；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秦国祭祀礼器秦公簋；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山西广胜寺的《药师经变图》，现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博物馆的响堂山石佛；现藏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的《帝后礼佛图》；现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的河北易县罗汉像等等。甚至有专家评论到，在所有中国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中，至少有一半与卢芹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此言应该不虚。当然精明的卢芹斋也不会忘了中国的研究机构，如1947年，他在学者陈梦家的鼓动下，向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了河南洛阳出土的嗣子壶，此后对上海博物馆也有相关的捐赠。

卢芹斋在1910年和一位法国少女玛丽·罗斯结婚，并育有四个女儿。卢芹斋此生始终有个遗憾，就是没有儿子。他从不要求四个女儿学习中文以及中国文化，更不要求她们继承他的事业。卢芹斋去世后，他的家人卖掉了他所有家产。

1928年对于卢芹斋来说是硕果累累的一年，那年他正好四十岁，法国政府为表彰他对法国博物馆事业作出的“慷慨捐赠”，特授予他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同年又授予他 “卢浮宫之友” 奖章，这是专门用于表彰对卢浮宫有突出捐赠行为者的荣誉。同年卢芹斋还在巴黎建成了一座正宗的中国式小楼。当年门口悬挂的是卢芹斋古玩公司的招牌，楼内珍宝琳琅满目，他在这里向欧州收藏人士展售亚洲古董，甚至被称为“中国的卢浮宫”。我在2025年的巴黎之行时特地到了这里，由于已经换了主人，虽然不能入内参观，但仅仅参观外景，也是颇有感触。毕竟这是在巴黎的市中心，在周围完全是法国式建筑中的一座“红楼”，外墙上还挂着：“巴黎彤阁” 的招牌，新房东也要将此打造为艺术馆。

尽管早在1913年，民国政府就颁布了禁止和限制古物出口的法令，但由于执行的力度欠缺，卢芹斋的生意并未受影响，各地政府在数十年间对于卢芹斋的走私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就有人说他背后的靠山就是民国元老张静江。然而随着中国国内的局势趋于稳定，卢芹斋的古董生意也渐渐走到了尽头。1948年7月29日，他的最后一批货物被截留国内——这是他前后准备了好几年的成果，共计有十七大箱，342件文物，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宝级的文物。当他将这批珍宝由北平辗转运至上海时，时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杨宽闻讯亲往海关“瓮中捉鳖”，将货物扣押。到了1949年上海市政府成立，该批青铜器被移交给上海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至此卢芹斋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1950年3月，卢芹斋在纽约发布声明从此退出古董交易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