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218号信箱第一次批“资反路线”
(一)被批判的对象发了脾气
随着社会上对省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断深入批判，影响越来越广泛，群众，特别是机关干部开始行动起来。218号信箱的八·二三派决定在长春剧场召开批判厅文革小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
据群众了解到的，大会指挥部对这次批判大会定的基调是：文革小组组长杲建义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执行白色恐怖，迫害了革命群众，必须平反，肃清流毒。杲建义犯了严重错误，但还不是敌我矛盾。杲建义和文革小组成员及其积极分子必须“转变立场，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但是在安排揭发批判发言的人员上，有人不同意安排被打成“反革命”的那六个人发言，认为这几个“反革命”多少有点问题，为他们平反，会被文革积极分子抓住为“反革命”翻案的把柄。指挥部的头头决定暂时不涉及这六个人的问题，这几个人的问题待把资反路线批倒批臭，群众取得共识以后，再解决也不迟。
这次批判大会把王腾波也请来了。
开会那一天，晁达见着马骉，他正准备去打扫厕所。晁达说，今天厅里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你不用打扫厕所了，去听一听。
长春剧场的舞台，毛主席像、桌椅、麦克风，剧场四周的墙上贴满批资反路线的标语，舞台上端挂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横布标。一切都是现成的。看来剧场好久已经没有戏可演，多用于出租开批判会了。
主席台上大会指挥部的成员坐在左边；王腾波、杲建义坐在右边。东方泥被安排当记录，坐在左边一张桌旁。座椅前的桌子上，给与会者倒了茶水。气氛严肃，有点紧张，但是平和的。
大会主席千折南首先讲话，简短地讲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然后直入主题，说了厅里杲建义主任及文革小组成员，执行了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压了一些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今天要他们听听群众的呼声，对照毛主席的教导，中央对运动的指导精神，认清方向、承认错误，陪礼道歉，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立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首先发言的是高如璊，她控诉了以杲建义为首的厅文革小组捕风捉影，造谣惑众，先把帽子给你戴上，再来无限上纲的批判。她说：“我是昭通人，就编造我是龙云的亲戚。我是汉族，龙云是彝族，和龙云家族八杆子也够不着，怎么扯得上关系。要扯上关系，就是因为解放前龙云是云南的土皇帝，五七年又是右派，把我无中生有地与龙云扯上关系，就可以把我打成反革命。还说我是国民党员，一九四九年我才十四岁，入什么国民党？这些事实并不难搞清楚，但是以杲建义为首的厅文革小组，一意孤行，他们要多打几个“反革命”来完成阎红彦定下的指标，多打几个反革命来迷惑群众，以便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样才能起到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自己的作用。更有甚者，我爱人是省公安厅的处级干部，厅文革小组整理了我的黑材料，转到公安厅，想使我的爱人也受到牵连。是可忍，孰不可忍？坚决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资反路线，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何蓓琨控诉道：“他们不仅仅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自己创造的迫害群众的反动路线，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我与何半城的大小姐名字不同、籍贯不同、年龄不同、长像不同、职业不同，毫无共同之处，仅凭姓何，就可以诬陷我是何半城家大小姐加以迫害。这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反动路线是空前绝后的，是法西斯专政。”……有几个人揭发了文革小组成员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在背后“抛材料”，然后组织人表态，写大字报，引起混战。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要求澄清事实，予以平反。
这时杲建义跨着八字脚，一摇一晃、昂头挺胸地走到麦克风旁，大声吼道：“我没有把你们这些人打成反革命，平什么反？”
东方泥心想，杲建义捅着了指挥部的软肋。
千折南立即走向前说道：“凡是错误的不实之词、压制、打击，都应该平反，都应该推倒，都应该承认错误，都应该赔礼道歉。更不用说被打成反革命，剝夺了人身自由和工作权利的人。”
杲建义怒气冲冲地说：“我是按十六条的规定，按《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说的是‘一切’，多着哩！”
蒋思权站起来，跑到台前，指着杲建义说：“你怎么没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你们仅仅是凭我父亲在我出生时给我取的名字，就说我是蒋介石的“孝子贤孙，是埋在群众中的定时炸弹，把我打成反革命，限制人身自由。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陷害，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什么？”
会场里有人叫道：“不许为牛鬼蛇神翻案！”“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郏彩瑛拿起话筒说：“杲建义，你说你是按十六条办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十六条就明文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你却挑动群众斗群众，保护走资派。你说你是按社论精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且还多着哩！那是按你们自己的标准，想整谁，就给谁戴一顶牛鬼蛇神的帽子。而真正的坏分子，我揭发的轷青萍，因为是你的心腹，就百般包庇，而且还倒打一耙，说我搅混水，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妄图搞阶级报复。把我送到副业基地监督劳动……”
这时只见鸿光冉蹿到台前，用双手一撑，纵上主席台把话筒从郏彩瑛手里夺了下来，声嘶力竭地叫道：“杲建义主任是厅党组副书记，是代表党的。杲主任是正确的，反对杲主任就是反党，何蓓琨诬蔑杲主任搞法西斯主义，这是明目张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之中恶毒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一切有觉悟有良知的同志，能熟视无睹吗？应该把他……”正说到此，话筒的声音没有了。突然从后台蹿出来一个小伙子，夺过鸿光冉的话筒愤怒地喊叫道：“我是剧场的造反派，最近以来，几乎天天都有单位到我们剧场开批判会，我还没有见过像今天这样嚣张的走资派和保皇小丑。你们把这几个家伙留下来，我们剧场的造反派要和他们辩论……”
台下群众愤怒了，高喊：“把鸿光冉揪下来！”“鸿光冉滚下来！”
其中也夹杂着是仁的破锣声：坚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轷青萍的尖叫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东方泥在台上，各人的表演都历历在目，都准确地记录下来了。
千折南接过话筒说道(开始没有声音，剧场的小伙子立即跑回播音室，声音又有了)：“首先感谢长春剧场造反派对我们的声援。有人想破坏我们的批判大会，你(怒目盯住鸿光冉)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休想现在拿到。现在继续揭发批判。”姓鸿的这才下去了。东方泥心想，这里面一定话中有话。
库尚义这时上台对着话筒说道：“杲建义，你说你是按十六条的精神和《人民日报》社论精神行事，这是骗人的鬼话。八·二三那天我们单位有人夺了红卫兵“炮轰省委”的标语牌子，引起争执和矛盾，我根据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精神，说了几句工人、农民和机关干干部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的话，就被你们打成“黑后台”“黑手”，“打蛇要打七寸”，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你这是按社论精伸吗？你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精神，以此向省委、向阎红彦邀功请奖。王腾波同志坐阵218号信箱，要杀鸡给猴看，扑灭刚刚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今天王腾波同志也来了，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要问，你们这样做对吗？附和十六条的精神吗？这是不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不应该平反、应不应该赔礼道歉，应不应该肃清其流毒！请回答。”
王腾波站起来缓缓地走到麦克风前，看来她不表态不行了。她声音低沉地、有气无力地说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允许我说几句。我接到通知，让我来参加这次批资反路线的大会，通知的用词是‘请’字，而不是‘勒令’，来到这里，给我在主席台就坐、倒茶。我参与了以阎红彦为首的省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众多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而革命群众、指挥部的领导却没有以牙还牙，仍以礼相待，令我十分感动。说明你们是听毛主席话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通情达理的，是真心实意来帮助我们这些犯错误干部的。
“这些时以来，大字报、群众大会多次对省委推行资反路线的揭发，许多对革命群众的伤害事件，的确触目惊心，让我们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阎红彦也向群众作了检查，承认了错误。我也向218号信箱、向一些厅局派过工作组、联络员，推行了资反路线，给革命群众造成许多伤害。我在这里向革命群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说着向大家鞠了一躬)，向库同志赔礼道歉(遂向库尚义鞠了一躬，库尚义即走下台)。
“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下，218号信箱的问题，省委负主要责任，我有责任，但是今天杲建义同志的态度不好(转过头看了杲建义一眼)，希望你冷静一点，要虚心地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设身处地为群众所受到的伤害作想，认真检查，切实认错平反。如果义气用事，与革命群众闹对立，那是很危险的。”
东方泥心想，行了，可以结束了，这是一个可下的台阶。
不出所料，千折南站到麦克风前说道：“欢迎王腾波同志的发言和表态，欢迎王腾波同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也对杲建义有一个忠告，你必须认真对待革命群众的批判，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仍然一意孤行，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到底，与革命群众对抗到底，其结果就咎由自取了。”然后提高了嗓门说道，“今天你及一小撮保皇分子又欠下厅革命群众一笔债，欠债是要还的。你不信就走着瞧，今天批判会到此暂时告一段落，斗争仍将继续。”
文革小组的人簇拥着杲建义迅速退出剧场。有人喊道：“有理，你们就别跑！”
他们跑得更快了。
第二天文革小组的人及其积极分子，趾高气扬，如凯旋归来。
八·二三派及受迫害的人怒气冲天，怨言满地：指挥部右倾、保守；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谁叫指挥部的人把批判对象当客人对待；千折南一上来就称杲建义主任，首先自己就气短；这是一次失败的批判会，真正是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搞什么狗解手的以礼相待，自己把自己搞得很被动；指挥部日浓包；撤换指挥部……
指挥部的人只好把头用棕毛包着，任其骂吧！
更有甚者，杲建义跑到工交口领导会议上交流经验：不要怕，他们把我请上主席台坐着，还倒茶给我喝，称我主任，我还发了脾气，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还对他的几个心腹说，过去还认为鸿光冉有历史问题(他是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连长，后在我军部队里火线入党)不能使用。今天他却表现得十分坚定、勇敢和忠诚，过去不了解这一点。这位同志今后是可以重用的。
得知这些消息以后，真把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人肺都气炸了。表示一不作，二不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跟他血战到底。
那天东方泥把记录本交还指挥部的时候，指挥部办公室有几个人还在议论批判大会的事，有批评的，有鼓劲的，有出点子的。
东方泥趁机也说了几句。
一、大会定的基调并不错。毛主席的讲话几次都在说明犯路线错误不是敌我矛盾。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已经翻印贴出来了。毛主席说，“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也不想打倒你们”，“不能怪同志们，时间太短，有的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塗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没有管好。”我还拿回一张传单——毛主席在十月二十日汇报会议上的讲话，我已经交给晟翚，很快就可刻印出来。毛主席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对刘少奇不能一律抹杀，你们有错误就改么!改了就行。”指挥部的行动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王腾波说“令我十分感动”，我认为是真心话。我们有理有节有利，很主动。
二、犯路线错误的人，各个的行为不一样，各有各的责任。阎红彦作了检查、王腾波赔礼道歉，而杲建义及厅文革小组逼死了人，拒不检查，还发火，还到处交流他的错误做法，是可忍，孰不可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力越大，反抗越强。是杲建义真正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是杲建义真正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坏事变成了好事。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各个地区执行错误路线的程度不同，也有你们的不同责任。”“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如果杲建义非要顽抗到底，那就自取灭亡，我们先礼后兵，很主动。
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害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实行白色恐怖，转移斗争的大方向。逼死了人难道还不是白色恐怖吗？我们不提那六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的事，杲建义和文革小组的人，就会认为我们心虛，就可以反证他们的大方向没有错，他们横扫了一切牛鬼蛇神。至于有人提出，这几个人多少有些问题，提出为他们平反，怕被杲建义和文革小组的人抓住为“反革命”翻案的把柄。这似乎是一种借口，提这个问题的人有难言之隐，因为很多人都积极参与了对这六个人的批判，也有无限上纲，捕风捉影的荒唐之举，那么自己是不是要负一部分责任呢？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对马骉也作过批判。这正是走资派玩弄的阴谋诡计，逼人表态，挑动群众斗群众，其伤害的面是相当大的。这是资反路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只有把这六个人的案例分析清了，并彻底平反，才能把资反路线批倒批臭。批资反路线的阻力很大,形势严峻,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有所准备。
(二)调虎离山、经济主义双管齐下。
一大早来到办公楼走廊就看到了“毛主席在十月二十日汇报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回来教育李雪峰说：你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有打你们，大家就是不检讨。伍修权家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十几个，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讲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讲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谓清的信批评了江谓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主席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刘回答，回去看看再说。毛主席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毛主席问总理会议情况，总理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找大家再解决。问李井泉、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怎么办？李回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般较好。主席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这次会开得较好一些，上次会议是贯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有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了，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搞了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搞了五个月，最少得搞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乎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问李先念：你们今天觉得怎样？李答：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讨，他们不让我说话。主席讲：你明天还去检讨，不然人家说你溜了。李说：明天我要出国，主席说：你明天去听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有点精神不足，他们不想叫你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一、二线。为什么要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可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上都吹吹捧捧。我想，我在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同志说，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的，现在倒闹成独立王国了，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六二年忽然四个付总理李先念、谭震林、李富春、薄一波到南京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回去啦，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示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都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都不打自招。七大后，中央没有给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二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是搞一二线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隆章、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接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结果，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总理讲话，李立三思想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就好。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合稀泥，我就是合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人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它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王明，其它的都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岗一线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的。刘少奇不能一律抹杀，你们有错误就改么！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此句恐转抄有误)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白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着搞起来反康、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那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个纪念会。我们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康生同志插话：八大政治报告有阶级斗争熄灭论)主席讲：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学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闹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象林彪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阶级斗争熄灭了，一九三八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不然会打倒你们。
清华大学《红少兵》战斗队
《共产党宣言》公社翻印
十二月二日，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在晚上的闭幕会上，阎红彦讲话，一再强调：“路线错误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界线要划清。”并对地市县委书记说：“只有靠你们自己救自己，八仙过海，备显神通。”
省委各部委某些负责人刚开始贴大字报揭发省委的问题，阎红彦等几个主要领导人以加强接待工作为名，根椐自己的“摸底”把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各厅局某些负责人抽调搞接待工作。218号信箱也上行下效，按照对干部的“摸底”，将一部分人安排抓生产，一部分人搞接待，一部分人出差蹲点。
门友昰说：“让我们搞接待，就是把我们推向与红卫兵和造反派对立的地位。”
晁达说：“让我们出差走远点，是防止我们写大字报揭发问题。”
十二月中旬省委又出了新招，大括经济主义。阎红彦公开煽动说：“七亿人口的大国吃不垮”，“打开仓库，要什么拿什么”。XXX也宣扬：“谁要给谁。谁不给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X还私下对文革接待站的人说：“多给钱，给东西，减轻对省委的压力，不然过不了关。把造反派放出去，快叫他们走。”赵健民在一次工交厅局长会议上布置说：“合同工、临时工的工资，低了应该解决”，还提出“工资福利要解决”，并在黑林铺作了试点。
由于省委发出了四个大刮经济主义的文件，导致昆明大批工厂停工，市场紧张，造成极大混乱。张XX还唯恐天下不乱，幸灾乐祸地说：“什么叫乱？就是要电源断了，汽车停了，自来水满街流就好了。”在制造大混乱后，他又反过来煽动接待站的一部分干部给中央文革施加压力，他说：“你们可以给中央文革写信，这样写：最最敬爱的江青同志，目前昆明地区形势大好：粮食告急，油漆告急，扩大器告急。”
这一招确有成效，218号信箱直属技校的一大帮红卫兵，从呈贡校部赶到五华山，要求218号信箱发给他们冬季衣物(因为北京太冷)、各种日用品、旅费、粮票、布票等。这一天是门友昰负责接待，他向红卫兵晓以大义，说明这是省委耍的一个阴谋，煽动红卫兵、革命职工都到北京去，向中央施加压力，并把省委某些领导错误的言论告诉了他们，还作了有说服力的分析，其目的是破坏革命的大好形势，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但是不行，省委某些领导的表态，符合了他们的心理。他们既然来了，就是要钱、要物的，借此机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互相争执起来。红卫兵大吵大闹，说门友昰阻碍他们去北京见毛主席。门友昰说，你们免费坐车，吃饭不要钱，人数也不限，这已经很不错了，哪个国家也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你们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那么多东西。门友昰虽然十分克制，但态度冷峻。政治部宣传处的庹万福走门前过，昂着头，目不斜视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去，大家都去，为什么要克扣钱物，保皇狗！”这句话十分见效。一个红卫兵男孩拿起笔，跳上桌子在雪白的墙上写起来：打倒保皇狗！保皇狗滚出接待室！我们要去北京，我们要见毛主席！谁阻碍我们的行动，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打倒218号信箱的走资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等等。泥巴鞋子把办公桌踩得一踏糊塗。
这位小红卫兵眼睛因发怒而胀红了，真是杀红了眼。劝他不要在白墙上塗写，谁说都不行，包括他们自己的同伴。你越说他越犟。门友昰说：“你的毛笔字写得不错，但是你蚊子叮着菩萨，找错了对象。”机关里有些人，你一言我一语，有批评的，有劝说的，有讽刺的，小红卫兵辩不过，竟坐在桌子上哭起来。有人说：“哟！你这位红卫兵看起来很坚强，其实很脆弱。”小红卫兵哭诉着，你们凭人多，仗势欺人，非要叫讽剌他的人陪礼道歉。把他来要钱要物的事已置之度外了。后来，他们的人从文革小组长杲建义那里批到了一大笔钱和物，过来把他拉下桌子说，我们批到了，我们胜了，这才走人。
昆明地区经济主义恶果严重。仅省委接待站支出的现金就达五百六十九万余元(一般职工的月工资也才四五十元),粮票六百四十万斤，布票一百零五万尺；汽油二万四千三百六十公斤，宣传车三百多辆，此外还有发电机、速印机、纸张、大搞晋级、“告状”、探亲，造成市场供应紧张，财物损失严重，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中央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三)造反派封闭了《云南日报》
十二月十五日突然传来消息，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封闭了《云南日报》，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件。省委“捍总”的头目，操纵一部分人在社会上立即掀起了“是否该封闭云南日报”的大辩论。
218号信箱文革小组迅速写了一份谴责封闭《云南日报》的严正声明：《云南日报》是省委的喉舌，一部分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竟胆敢封报，这实际是封闭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音、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真应千刀万剐。革命群众必须擦亮眼睛，揭穿这一小撮破坏分子的阴谋，立即启封，让《云南日报》重见天日，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声音，若一意孤行，应将其罪魁祸首逮捕法办。
由文革小组副组长轷青萍拿到办公室学习组念了一通，并念了在严正声明中签了名的名字，多为政治部的积极分子。也动员大家签名。
党令泽坐在办公室门口，见他起身走了。其他都顺着签了。东方泥从内心来讲，不想签这个名，不愿跟那帮文革积极分子裹搅在一起，他了解厅里多数同志对省委和厅文革小组的所作所为有看法，只是敢怒不敢言。他签了这个名，会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保皇的。但是他又不想过早暴露自己对省委的态度。好在有一个很好的借口，要听毛主席的声音，所以他也签了名。轮到门友昰时，老门不屑一顾地说：“你这个声明写得不好，我要单独写”。没有签名。晁达坐在里面的角落里，轷青萍走过去，拿着声明问他，你签不签名？他拿着报纸专心看着，不答理。轷青萍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到了一局，大部分人都拒签，而且开展了辩论。支持封报的人说，你别拉大旗作虎皮，什么封闭了毛主席的声音，报社现在掌权的人是紧跟阎红彦的，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毛主席的话当耳旁风，应该封。
第二天上午上班，大家私下里议论纷纷，谁签了名，谁抵制了。认为办公室学习组的人，虽说不上都是保皇派，但大部分人思想保守，旗子不鲜明是确定无疑了。
宿大勇碰见党今泽就问：“嘿！关键时刻你到哪里去了？”
党令泽说：“我说过了，拉人签名的事我不干，各负各的责任。我上厕所去了。”
宿大勇说：“你脚踩西瓜皮溜了，也不喊我一道去。……嗯，这个名是不应该签。鸡巴人，上当了。”
一天周屾专门来到东方泥的办公室，用食指点看老东的脸说道：“没有想到你在这种“保皇”的声明中也签了名。”
东方泥忙解释说：“我主要考虑报纸是传达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宣传工具，我们一天也离不开。”
周屾说：“这就要看报纸的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现在要依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軍报、红旗杂志)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重要社伦。而云南日报却在贩卖黑省委的私货，我不相信你就看不出来。”
东方泥没有再申辩，他不愿现在就把他的想法合盘托出。他知道周屾已参加驱虎豹战斗队。
周屾说：“我希望你在关键时刻明辨是非，不要跟那帮家伙混在一起，走得太远。”
一局的周屾和东方泥住在一栋楼。周屾是学工的，一九五九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218号信箱。正好遇上对“三面红旗”成绩要说够，问题要摆透的学习，与东方泥分在一个组，都因在发言中谈到大战钢铁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而成为“右倾”思想而受到批判。由于对一些问题有相同的看法，可以交心，讲真话，就成了比较好的朋友。
东方泥只是善意地笑笑，表示理解他的好意。他深知，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时，在背后散布流言蜚语的人不可信任；当面说你的人是知己。
十二月十九日《云南日报》地方版暂停，报社造反派改出“新闻电讯”，不耽误毛主席声音的传递，也没有谁敢启封《云南日报》，第一次显示了革命造反派的威力。关于封报的辩论暂时停息。
(四)虽是离山，却进虎穴
几天之后，厅文革小组通知东方泥参加修盘龙江的工程指挥部的工作。
盘龙江贯穿昆明市中心，弯弯曲曲，年久失修，每到雨季，常常造成昆明市涨大水。东方泥就参加过几次昆明市的抗洪抢险，苦战几昼夜。修盘龙江早有计划，这是个巨大工程，几经讨论，未能启动。现在突然上马，动员省市机关干部全力以赴，而且是在批判省委和企事业单位执行资产阶级反功路线的当口。群众议论纷纷。
门友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晁达说：“调虎离山计。”
晚上东方泥向郦静月说了要去修盘龙江的事。
郦静月说：“也好，离开是非之地，少表态。”
东方泥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处是可以不表态，但是……”又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说，“这么大的运动，身不在其中，不摸底，找不着北，心总是悬着的。只能是暂时回避一下，便于静观。”
郦静月说：“到那里去又不是与世隔绝，你还可以回来，你可以随时与周屾和宿大勇联系。大勇是个炮筒子，厅里面的事，你不用打听，他竹筒倒豆子，全都会向你倒出来。”
指挥部设在下马村财经学校内，吃、住都很方便。东方泥参加的这个工程指挥部由农、林、水、气、农垦、国防工办、2I8号信箱等七个厅局各抽一人组成。水利厅一技术员负责技术指导。承担盘龙江中段的修整治理。施工图纸已经有了，主要是把江道改直、挖深、填凹、垒埂，江道的深度、两岸填补的梗子宽度和高度、梯度，都有具体要求、整齐划一。
他们到后，就在水利厅技术员的指导下，按厅局划分修筑的地段，打桩，用石灰粉划白线等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财经学校的红卫兵大部分已外出串联，少部分留守的负责联络和传递信息。东方泥心想，把我调离了“五华山”，却把我送进了虎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里可以直接与红卫兵接触，中央的、省地县的、企事业单位的、街道的；横向的、纵向的信息不断涌来。东方泥看到这样一份贴在墙上的传单，立即就抄了下来。
最高指示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上的四点指示
一、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要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
二、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解释政策，戴高帽子，抹黑脸。脱帽洗完脸，立即上班工作。
三、从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多数。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坏、右，少数。有些人就是犯了严重错误，还得挽救他，使改造自新，不然能团结95％以上吗？
四、说服干部，使干部懂得，不要人人过关，都搞得灰溜溜的。二是挺身而出，不要怕字当头。敢字当头，最大的问题也能解决。怕字当头，价线越来越高。
昆明农林学院八·二三兵团翻印
看了这份传单，东方泥第一个反应是，这么重要的讲话，是否有正式文件发到省委？如果省委有文件为什么不传达？东方泥认为：第一、二条主要是向领导干部说的；第三条是既向领导干部也向群众说的。对什么是牛鬼蛇神作了明确的说明，即地、富、反、坏、右。这当然是指群众，领导中不会有地富反坏右；但是经过各种运动，一般干部中也没有地富反坏反分子还留在机关，主要是指右派，所以说是少数。不能把大多数群众打成反革命，要团结多数。这条所指的“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当然是指当权派，因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派。也就是说要注意团结群众和领导的两个95％。而阎红彦对牛鬼蛇神的解释显然与毛主席所解释的不一致。阎红彦认为打击牛鬼蛇神就是“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具体说，就是打击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老古董。”“什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指一般有缺点的人，是包庇牛鬼蛇神的人，牛鬼蛇神就是三反分子”。这个范围就比较广泛了。尤其是对知识分子，随便抓两条就可以往上套。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第四条的“说服干部”，是指说服一般干部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要怕字当头”当然是指的当权派。他们不敢引火烧身、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组织一部分红卫兵和干部保自己、推广反动的血统论、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搞经济主义等等。其实质还是“怕”字，怕自己被打成“走资派”,怕丢官。釆取各种措施抵上压下，结果越发走向反面，这时要取得群众的谅解，价钱就当然越来越高了。群众中也有“怕”字，特别是机关干部。机关干部与红卫兵不同，红卫兵造了反，一走了之。机关干部的命脉(工作关系、组织关系、户口粮食关系，)是掌握在本单位的领导手中，你遛不动的，咸鱼翻不了身。群众要保饭碗、保命。
东方泥认为这四条是划分界线，交待政策，做领导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都照此办理当然很好。
来修盘龙江指挥部的这七个人，对当前“文革”的看法，有三与三是对立的。有人问东方泥参加哪一派，东方泥说，我一派都没有参加，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就支持，否则不支持。有人说，你是中间派；有人说，中庸之道可以化解矛盾；有人说，你这是旁观者的态度，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怎么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有人说，支持与不支持就是选边，对一些问题只要你一开口就清楚了，即使不开口，各人心里都有一本账，都是有观点的。只不过有的明晰，有的模糊；有的坚定，有的动摇；有的“左”一点，有的右一点；有的公开，有的不公开。都与各人的处境有关，真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逍遥派是没有的。空气里充满了政治，大家都得呼吸。东方泥说，这倒是事实。由于来的人都不在同一单位，不存在切身的厉害冲突，对各有说服力的观点彼此都容易接受。
接连几天，各厅局都派人来治理盘龙江，一来就是几百上千人，沿江一字儿排开，战线拉得很长。几个指挥施工的人，跑前顾后，东边叫西边喊，这里挖那里填，动嘴的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动手的人还是不得要领。特别是垒埂子，它是个空间概念，宽度、高度、梯度，说的人比比划划，听的人糊里糊塗。工地像是被捅开了的蚂蚁窝，乱麻麻的。东方泥想，这样不行，应该让来参加劳动的群众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来到工地大家一眼就看明白了，既少费口舌，工效也高。他将三根长木棍将高度和上面的宽度确定好，用铁丝扎起来，下面的宽度在地上量好，把两根棍一插，梯度也出来了。那天218号信箱的人来了，先在插木棍的地方比照着垒起一小截梗子，就更明显了，然后再向两头展开。218号信箱所分配的地段正好在七个厅局的中间，其他厅局一看，也如法炮制。效果很好。水利厅的这位技术员拍着东方泥的肩膀说：“你这个中间派也能起一定的作用，树了一个标杆。”指挥部的人都心领神会地笑了。
在中午休息和吃午饭的时候，东方泥把毛主席最新四条指示交给了晟翚，因为他是机要秘书，最会保管和处理文件，纪律性强。当时厅办公室的几个人以及一局的周屾、劳资处的千折南等人都看了。并决定交给展玉君立即打印出来散发。还让东方泥多与财贸学校的红卫兵接触，弄到了材料，电话通知他们，他们派人来取。
党令泽说：“厅里的造反派又成立了几个战斗队；保守派成立了两个战斗队：“东方红”和“从头越”，与“捍总”挂钩。
周屾说：“对着干了。”
千折南说：“早就分道扬镳了。只不过现在才打旗子。”
接连几天，各厅局都没有组织人来治江，守在工程指挥部的几个人都显得有些惶惑不安。水利厅的技术员说，我们厅两派斗得很激烈，造反派的头头张XX是阎红彦在“四清”运动中提拔起来的处级干部，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但是，正是他首先站出来揭发阎红彦为了保自己，大搞反动血统论，派工作组、成立保守组织、动用公检法来镇压革命群众。省人委机关的炮轰派成立了革命造反的联合组织，叫“红炮兵”。老张说了，现在还顾不上治江，等把保皇派斗垮了，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斗倒了，为革命群众平了反，我们再来治江，这点任务，我们保证完成。现在当权派是想用生产压革命，办不到。
(五)刘少奇的第一次检查
东方泥就利用这段时间在财校教室和宿舍里串游，找红卫兵要资料。红卫兵也很热心，巴不得这些机关干部向他们要传单。弄到一份刘少奇的检查，这可是一份很难得的材料，红卫兵是怎么弄到手的，真令人惊奇。东方泥细细地看了一遍。传单是用四张腊纸，用三种笔迹刻出来，用两种不同厚薄和颜色的纸印出来的。字迹并不好，但刻得很认真，看得出红卫兵是在艰难的条件下用功刻印出来的。全文如下：
刘少奇的第一次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和我前一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当由我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同志，新市委工作组，地方的领导同志，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的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革命情况，经常是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汇报中做了错误的决定、批准。我作了错误的决定，如派工作组。都向中央各部委和团中央要人，当时中央各部委和团中央都很积极，要各地派人由新市委介绍派往各学校。此外还向各机关派工作组。一开始就做出了限制群众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大字报上街，要内外有别等……，批发了北大工作组的错认为学生的革命的行动是反革命。这就给全国定了基调，还批准了一些给中央的报告，也发生了不好的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因此在许多学院工作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恐怖气氛，这是白色恐怖的。
我过问的王光美参加过的清华大学的一段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过问的北师大附中也进行了排除干扰的斗争。解放北京市党团员，只要在认识检查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是不错的，但过早同意，北京过早恢复党团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撤走后就把权力交给筹委会、文革，这些是工作组指定的，他们受影响较深。北京市中学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以上错误。此外还同意了团中央关于中学文化革命的计划。使中学一二年级学生放假参加劳动和军训，以及教师集中集训，现在看来不应该派工作组。
当时许多方面要求派工作组，特别是报纸报道了北大派工作组以后，要求更强烈了，这时没有就派工作组进行过讨论，也没有研究派工作组进入学校后怎么办。应当说我们对文化革命是很不了解的。但是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要参加到运动中去，听取群众意见，向群众学习，然后才能对运动中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这场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大革命的新阶段，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了解，都没有经验，我们只能在群众运动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如果群众定要派，也只能派联络员去了解情况，对于群众运动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最多也只能这样处理。当时有些同志发现并提出工作组和群众发生对抗，并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伯达同志，当时就这样提出过。伯达是领会主席思想的。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去领会主席思想就撤去，也不会发展到路线、方向的错误。
当时有些地方对工作组的领导和某些成员发生怀疑，也怀疑某党领导人，由于工作组代替，并规定了许多限制，这必然引起群众不满，即使当时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的，当时也有极少数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是正常现象，应拿出相当时间让不同言论充分发表出来。恰在这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以上的错误决定，在工作组的五十天中，由于我的错误，这样就加强和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有些实在坚持不下而撤走后，又派去新的工作组。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群众运动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的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威风，灭了无产阶级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很不觉悟，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的对立。
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了一些原则性的和路线性的错误，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在政协会议开过后，我就写过指示说，政协会议将实现，中国就走向和平的新阶段，这是对时局时估计错误，有和平幻想，虽然也谈到练兵、减租、生产，是不错的。
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有错误，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指导是不够的，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解决。当时土地分配问题，没有及时纠正当时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和侵犯中农问题。
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不少话，纠正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性急的做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当时有些讲话有右倾错误，没有强调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的整个矛盾。
五一年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农业合作社的决定。
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缩掉了二十万合作社的决定是我支持的，中央会议说的没有反驳，事实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缩掉二十万合作社。
六二年我犯了右倾错误，六四年又犯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跟以前的错误有联系的。
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发言，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书面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五八年实行三面红旗以来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份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六二年中央财政预算，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经济上是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发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该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风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并把不该下的三大线建设的重点项目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有些应该减免的投资没有减免。由于我过份相信陈云，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有同共性，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为财政小组组长。此时主席不在北京，就到主席那儿请示报告。我后来才知道主席根本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和做法的。当年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们没有加以批驳，因此他就在几次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有位中央同志就提出分田到户，还有一位就提出三和一少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没有把它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当时我已经感到紧张，形势严重，因此急于请求主席回北京。六二年到夏季北戴河会议是犯了右倾路线错误，从主席处回到北京后，就着手起草进一步发展巩固集体经济的决定和商业决定，又是北戴河会议上提出阶级矛盾，九月开了十中全会，通过两个决议和汇报，才把我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形势根本扭转过来。
我六二年犯了错误之后，六四年又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六四年四月一日于主席亲手制定前十条后，九月中央的某些领导同志又制定了后十条，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这后十条怎么制定的我不知道。六个省向主席写了报告，后十条就是这个精神。六四年九月我发现后十条有些不利于发动群众，这年夏天我到各省和北京讲过话，强调各级领导到农村搞蹲点，这本来是对的，但强调过分，有些绝对化，是错误的。此外还说过，在这次以后的四清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些是失败的，对当时工农业生产好起来的原因所作的某些解释，也是错误的。还说过在发动群众斗争中才能摸清情况，认为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是不够的，有时说是不管用了，这实际上是否认了主席的思想，当时过分相信光美的经验总结，向全国、北京推广经验，这就造成许多极不好的影响。其实光美的经验在当时就有错误。在六四年中央会议上我的错误是没有认识，只说过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条所说的，这没有说明本质，这不是马列主义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忘记了我们党十几年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因此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我的错误也是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运动缩小到极少数人的身上。由于我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特别在六四年犯了右倾错误，这次又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我在这次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四大中，从毛主席回到北京后，亲自纠正的。
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撤走工作组后，召集了工作会议，八月一日召开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十六条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政治局常委进行了选举，会议一致决定林彪同志做为毛主席的第一助手和主席接班人。决定和汇报以及对组织的整编是必要的，对全国、全党有深远的意义，对全世界也将有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同志也远比我高明得多。我决心遵守一个党员应守的纪律，也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犯错误的原因是：
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达到十六条中提到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提倡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我的做法实际上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迷信工作组的作用，去包办代替群众运动。怕乱、怕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上台。
二、错误估计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正常和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实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在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还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而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时就常常站不稳立场，有时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在工作中又表现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态度。
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不能在工作中和斗争中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没有到群众中去学习、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实际上有时违背了主席的思想。对同志间的正确意见听不进，反而接受了一些错误的意见。
这是我现在对犯错误的理解，当然还是很不够的。我决心学习毛泽东思想，向林彪同志学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决心做一些对党对人民有利的工作。
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并请清除影响。(口号从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昆明医学院司令部翻印
革命造反司令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遵义战斗队翻印
1966年12月26日
东方泥第一次看到刘少奇的这个检讨，以前还没有听说过，这是个重大事件，在社会上没有听到什么反响，也不知道中央的态度，不可能嘛！他的真实性、可靠性如何？看了这份传单，脑子里当然有想法
，但是还不能随便说，这也是个选边的问题，弄不好也会站错队。要先听听上面的看法，听听社会上的反应。这份材料当然要保留，但只能在可信的人之间传阅。
转眼间就到了一九六七年元月。各种信息在财校的大字报和传单中不断出现。
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粉碎了旧云南省委“秋后算帐”的阴谋。
一月二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砲兵团等一百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
一月三日张XX在召开接待(指红卫兵)工作会议上说：“花钱可以买接班人”“花钱可以保权"“要钱财政厅拿，要粮粮食厅拿，要布商业厅拿，要物物资局拿……七亿人口吃不垮。”
一月五日，218号信箱来了一部分施工的人。东方泥问，怎么这次人少了一些？晟翚说，一月四日晚上，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检阅台召开《徹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旧省委书记处经过讨论，决定拒绝出席，会后书记处常委及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纷纷下乡躲避。夜晚十点多钟，革命群众激于义愤，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要阎红彦出来见群众，可能是他们认为阎红彦是躲在昆明军区吧！我们厅有三个直接与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挂钩的战斗队参加了。千折南、周屾、高如璊等人都去了。党令泽说，采取行动了。宿大勇说，他奶奶的，开始肉搏了，要拼个你死我活了。
中午吃午饭休息的时候，东方泥把“刘少奇的第一次检查”的传单交给了晟翚。在一起吃饭的办公室的几个人就叫晟翚念一念，省得一个个地传看。念完以后，大家同意东方泥的意见，暂不公开表态。但是各人的看法是关不住的。
党令泽说：“刘少奇在检查中说‘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当由我负担’，但是其他同志‘也有一定的责任’。我认为这个‘一定的责任’就是层层加码，这是中国政治运动的常态。北大工作组认为学生的革命行动是反革命，阎红彦说，云南这么大个省，不抓他万把反革命还行？这次恐怕不止这个数，搞的面会大大超过。到了218号信箱，不仅仅‘大大超过’还逼死了人！”
门友昰说：“可以不表态，但照原文抄了贴出去。派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国家领导人都作了检查，看你顽固坚持资反路线的人还能横行到几时。”
大家说可以。
(六)打击一大片,保护―小撮
晟翚向东方泥介绍说：“一月二日上午，218号信箱在昆明的几个直属单位的造反派，到厅里要厅党组对派工作组到直属单位大力推行资反路线搞白色恐怖作出交待、为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並肃清其流毒。派工作组是厅党组决定的，厅党组书记、厅长郗维润还在滇西片直属单位抓“四清”未归，由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杲建义接待。因为涉及郗维润的问题比较多，杲建义可以推委和不表态。虽然中央有保卫“四清成果”的精神，但218号信箱某些直属单位的“四清”工作开始不久就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派出的工作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不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是把不少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派到野外勘探大队的工作组，组长是厅政治部副主任居文田。打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该集团任命了“总理”、“副总理”和若干“部长”，涉及好几十人。当时这部分人自取的名字是“壳子委员会”。这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四川大学毕业的。四川人把吹牛叫“冲壳子”，也就是在野外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吹牛、讲笑话、讲故事，谁最能吹就选他当“总理”，差一点的就当“副总理”或“部长”。完全是开玩笑，找点乐趣，解解乏。但是，吹的东西一多，素的荤的、红的花的都有点。文革一来，在居文田组长的领导下，大搞逼、供、信，上纲上线，打了不少反革命。这天，勘探大队来了不少人，当场就对居文田进行了控诉，对他搞的那一手进行了揭发批判，把准备好的高帽子要给他戴上。厅文革小组的人及积极分子们马上就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许搞戴高帽子、游街那一套。居文田头偏着、双手挡着纸糊的高帽子，恳求地说，嗳！嗳！别戴，别戴。勘探大队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喊道，你对你执行的资反路线是什么态度？居文田忙说，我错了我错了。派头问，怎么办？居文田答，我要为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肃清其流毒，我要向革命群众陪礼道歉，我明天就到你们单位去……。派头问，你支持哪一派？居文田说，我支持造反派……我要揭发省委……。把高帽子给他戴上！给他戴上！给他戴上！叛徒！喊这些话的人恰恰是刚才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那一帮人。喊得最凶的也是腾春妍，她的声音最尖、最突出。你看看，立场相当鲜明，转换也快。勘探大队造反派和厅里八派的人也高喊，坚决支持革命领导干部起来造反！反戈一击有功！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保皇可耻！机械修理厂的一个造反派头头走到台前说，我们要批判弓汉达这个厅党组派到我们厂的工作组长，推行资反路线的罪行！弓汉达来了没有？坐在后面的弓汉达忙站起来惊惶地说，来了来了。不等弓汉达走上前去，那位派头撸起袖子冲到弓汉达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吼道，你知道你的罪行吗？你把我们厂里的一些革命职工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弓汉达忙一边点头弯腰一边说，是是我有罪我有罪！我向你认罪！那位派头大概是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喊道，你有罪？太轻了，你罪该万死！弓汉达说，是是，我罪该万死。我现在也被打成牛鬼蛇神，我深深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危害，如果我说的话还管用，我明天就到你们厂作检查，为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不许坏分子放毒！不许坏分子搅混水！文革小组的积极分子又叫了起来。杲建义这回表态了，各有各的账，各人干的事情各人负责。你作的结论是错误的，不能说文革小组对你的结论也是错误的。设在大理州的,218号信箱直属中等专科学校的一位老师,这时大叫起来，凡是厅党组派出去的工作队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都是错误的。总根子在218号信箱，总根子在厅党组，罪魁祸首就是厅党组书记、厅长郗维润，今天他为什么不在？杲建义说他还没有回来。这位老师只重点地揭发了郗维润在大理的厅直属中等专科学校如何抓试点，如何总结了一套整人的经验在滇西直属系统推广，流毒一条线，几大片。这位老师说，具体的内容一大耙拉，因为他今天不在，不详细讲了。我还要讲的是，厅里的祝建林是郗维润重用的跟班，有些事与他脱不了干系。举了几个他忠实执行郗维润旨意的例子。这时杲建义急忙大叫道，你们大家看，他(当然是指厅长)用了什么人？有人就叫起来，祝建林出来！祝建林坐在后面的倒数第二排，我坐在最后一排，就在他背后。他不吭气也不动。有人好意地小声地劝他，你站起来嘛！他还是不动。腾春妍走到他面前高声叫道，你站起来，连喊三声，他就是不站。看来，祝建林也是懂政策的。这时，一局的劳绍平局长大吼一声，你们这是干什么？(真是一声惊雷)十六条对这次运动的重点讲得清清楚楚，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冤有头，债有主，休想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对！！！会场众多的人就吼起来，打倒郗维润！打倒杲建义！这是第一次喊出打倒厅当权派的口号。于是你批你的，我批我的。来的都是下属单位的人，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总头目，揭发批判了一通，杲建义没有表态。造反派表示不把资反路线彻底批倒批臭，不彻底平反绝不罢休！这才走了。”
晟翚拿起口缸喝了几口水说道：“唉呀！老东啊，可惜你不在场，那种场面比我说的要激烈得多，我只能简单地概述一下。”
宿大勇说：“你说得还比较有条理，那天真是鸡巴毛炒韭菜，乱七八槽的。”
门友昰说：“不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面貌却暴露无余了。这是人的本质决定的。‘文革’是个大舞台，不用剧本，不用导演，人人都在自由地表演，你方唱罢，我登台。大戏的高潮还在后面。”
东方泥说：“短兵相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