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吃透上面的精神,找准方向
第二天上班，老东见走廊墙上贴有一份传单，好多人围着看，全文如下：
(一)陈伯达讲“文革”中的两条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
——陈伯达同志一九六六·十·十六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 主 席 批 示：
即送陈伯达同志，该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最少有一本。
毛泽东
1966年10月23日23时
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意见很重要，已经加上了一段，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对这个审核稿提出意见。
陈伯达
1966年10月25日下午形势大好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宣
告失败。
形势大好的基本特点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同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毛主席三次在天安门接见群众和国庆节的检阅，群众的规模之大，声势之盛，在中国，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毛主席同那么多的群众见面，亲自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在一起，说明了他总是信任群众，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给全党同志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同志们要晓得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向他学习、学习、再学习。
两个多月以来，即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更加了解，斗志更加昻扬，运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湧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欢呼和支持，同时，激起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恐惧、痛恨和忧虑，而许多庸人都为之目瞪口呆。
- 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在这样大好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会自然消失了
吗？不。它不会自然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就已经警告我们：“绝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
从我们党创建以来，就有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路线，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不同时期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中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而在遵义会议后取得全党统治地位的路线。这一条红线贯穿着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但是，正如毛主席经常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总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的。因此，“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还总是企图干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有些人不愿意执行党的路线，无产阶级的路线，革命的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一些同志还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地不相容的。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如果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把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强加在群众头上，不过是为了便于推行那条错误路线罢了。
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用其它形式来代替。例如，在学校机关中，有那样的人，他们完全违背党中央指示的巴黎公社原则，预先指定，暗地操纵，成立所谓“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文革会”，或者是别的什么组织。甚至当各地大量的革命师生来到首都见毛主席的情况下，也有的地方组织一小批人跟着前来宣传自己反对中央十六条的决定，企图打击那些来京的革命师生。
九月二十五日，我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些同志接待一批各地来的学生，曾经有个人建议：如果高干子女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工农兵和普通干部的子女来担任。我个人认为，在有些学校，有些单位，高干子女一定要掌握领导地位，是没有好处的，对我们将来的革命事业不利，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当然，如果高干子女的确很好，群众的确拥护他，要选他，我也不反对。我这个建议是否恰当，还可以商量和斟酌。但是，我们调查的材料说：有的人就很快采取对付的措施了，他们说，“中央有指示（并没有这个指示），高干子女不担任红卫兵领导，趁群众不知道，要争取主动。”于是，就用了金蝉脱壳的办法，辞去职务，指定了他们认为立场“最坚定”的人接替。
坚持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的花样是很多的。但有些同志，对这类花样，却津津乐道。这是很错误的。
毛主席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但是，有一些人仍然顽固不化，对毛主席的批评，置之不理，还是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在他们的头脑中和行动中起作用，又是什么呢？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的前夜说：“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确是这样：原来是站在革命方面的一些人，被敌人威胁利诱，潛移默化，就站在同革命对立的方面去了。
先进的变成了落后，落后的变成了先进。这类情况，在我们文化大革命中，深刻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历史忘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而只是想利用毛主席和党在群众中的崇高的、无限的威信，动员一小批不明真象的群众去保他们。这次会议印出了四川南充一个妇女受到压制的材料，我建议大家不妨仔细读一读，从那里受到教益。我就在这里引出两段话吧！
南充这个妇女对两位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千多学生都是搞反革命工作，那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如果出这么多的‘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是有问题。”
大家听着！这位普通妇女说的这段话何等中肯，何等尖锐，何等鲜明呀！
同一材料，又写了一位退休工人的谈话如下：
“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革命的地委为什么还怕群众，又不是旧政府；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没有保住……”。
大家听着！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得多么明明白白呵。
他很理会毛泽东思想，他比起我们某些干部高明得不知多少倍。
事实是这样摆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
这种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八月八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过十二天的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了同中央十六条相对抗的一篇讲话 ，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是，对那篇同中央决定相对抗的讲话，却视为至宝，为之翻印，忙得不一乐乎。还有一位所谓高干子女竟然在称赞的时候，直接了当地宣称：那个讲话“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
高干子女有很多是好的、比较好的，在群众的大风大浪里锻炼，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有一些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义的道路。不作阶级分析，不把事物一分为二，只醉心“高干子女要掌权”，这是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轨道，完全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我们要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什么因为是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给我写信，尖锐地提出问题：“十六条以前是否全国凡属派了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路线错误呢？十一中全会之后，各地都在对待大串连、多数少数等问题上，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否都要承认是继续执行了‘反动的错误路线’”？我想，这位同志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对错误路线的认识和估计问题，对待消除错误路线影响的问题。我不妨在这里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我的看法。
- 路线问题，是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
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同志，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 党内的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错误
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和没有改造好的糊塗人。
第三，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去镇压革命的学生，就是犯了路线错误。没有派多少工作组的地方，或者没有派工作组的地方，如果那里镇压革命的学生，同样是犯了路线错误。当然其中有自觉执行的（这是少数的）或不自觉执行的（这是大量的）之分，有轻重之分。
第四，区别改正错误和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且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第五，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
第六，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例如，对待大串连，对待所谓少数多数，对待所谓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他们都有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问题。
第七，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这不是说，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也还可能发展成为一类干部。必须说明，即使原来称为一类干部，犯了这种性质的错误，也必须承认是犯了路线错误。
第八，对一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来说，他们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对这样的同志，要根据毛主席从来主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但是，大家都要有高度的自我警惕。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第九，受错误路线蒙蔽和影响的群众，或者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和影响的一些群众组识，并不担负错误路线的责任。大家不应该歧视他们，不要给他们扣什么帽子，而是要善于同他们商量问题，善于同他们交换意见，争取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路线的危害，帮助他们认识那些幕后控制他们、操纵他们的人是错误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严竣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受这场考验。现在还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
- 丢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无所畏惧。党中央关于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的负责人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
可是，有些同志，直到现在，还是“怕”字当头。有的人，甚至怕得很厉害，怕的很古怪。而且运动越开展，怕的花样就更多了。
怕字派说，群众乱来，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
怕字派说，群众把他们习惯的秩序打乱了，使他们的事情不好办。
怕字派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文化革命，生产就不好进行了，生产计划就没有保证了。
怕字派说，文化革命起来，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会翻天。
怕字派说，闹文化革命的，特别是那些闹得厉害的，大多是一些不安分的人，“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
他们给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的罪名，不少头衔。
于是，他们怕见革命群众，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大字报上街，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串连，特别怕大串连，就有理由了。
他们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有理由了。
这些怕字派的同志，千怕万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从好的估计来说，有些同志是想做现状维持派。但是，有那么一种人，越走越远，就只能为自己垮台造成条件。应该引起这些同志高度警惕：历史上有些人，就是从害怕群众走到镇压群众，从害怕革命走到反对革命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不要重踏这些复辙。
当然这些同志在口头上并不反对群众这动，也不反对发动群众。
但是他们应该注意毛主席讲过叶公好龙的故事。叶公是好龙的，到处画了许多龙，一但真正的龙出现，他就失去魂魄，五色无主。毛主席讲这个故事，已经过去了四十年，难道我们还不要引以为戒吗？
德国有个著名诗人海涅，进步的人物，是马克思的朋友。他自认是共产主义者，却极其害怕共产主义革命。他这样说过：“我承认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我是用一种忧郁的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可是——唉！这决不是伪装！当真，我想到了那个时代，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我总是惊恐欲绝。”以海涅看，一旦共产主义革命到来，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他所喜欢的艺术品就会被破坏，他的诗歌集也会被毁灭。他说：“我预见了这一切，而我每想到了胜利的无产阶级用来威胁我诗歌的毁灭情形，我总要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伤，我的诗歌将随着整个古老的罗曼蒂克世界而沉淪了。虽然海涅说他还是赞成共产主义的，他愿意旧世界崩溃，愿意这个纯洁淪丧、利欲嚣张、人剥削人的旧社会遭受彻底破坏，但他把无产阶级看成“无知”，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就不能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宁可说，他对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无知者。他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将破坏旧社会剥削阶级所留传的腐败思想，腐败文化，腐败风俗，腐败习惯，另一方面必将创造出过去一切时代都望尘莫及的极其辉煌灿烂的文化。
在座的同志们大概都不是文学家，不会担心有什么诗歌集会被毁灭，可是，冒昧地说，算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有些同志所担心的，或许比海涅更槽糕些。有的担心会丢掉乌沙帽，有的会担心丢掉“尊严”，……等等。为了这种担心，有些同志就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抵触起来了，就同革命群众抵触起来了，就煞费苦心，搬出各种手段，不论硬的或软的，都用来对付革命群众了。有的甚至动员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分化一时弄不清是非的学生，标榜多数群众拥护自己，标榜自己主持的机关是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谁要触动他，就要整谁，以至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们说这不过是辩论而已，不能说这是围攻。
有的同志提出：辩论和围攻的界线究竟是什么？什么是辩论？什么是围攻？只要我们的屁股坐在革命群众的一边，真正站到群众中去，这个问题是很容易懂得的。如果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尽在怎样对待革命群众的问题上打主意，那么，谁也不能代替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待串连问题，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
让革命学生互相串连，这是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之一。他们在串连的革命大熔炉里，受到各种锻炼，在串连中去辨别大是大非，在串连中去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其意义是很深远的。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得以互相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串连就是学生们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
可以提倡串连的学生步行，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演习长征。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从大连步行来京的学生，就是根据毛主席这个思想做的。这样的人就可能成为有用的人。象那种只从家门到校门，随后就到机关门，这样的人，难道就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吗？
有人说，全国串连妨碍生产。但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我们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大好，工业以很高的速度上升，粮食棉花也比去年增产。现在中央提议，串连的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不坐火车、汽车和轮船，一定会有很多的学生这样做。这样一来，工农业产品的交通运输，不就更好处理了吗？
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家都说要当毛主席的学生。请看看，请想想，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是怎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吧。
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不多说。
红卫兵，刚刚露苗并且还遭到摧残的时候，是谁起来支持红卫兵的呢？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八月一日，他就向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几个月短短的时间，在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支持下，一小批的红卫兵竟然在全国发展为惊天动地的广大青少年的革命队伍。一切牛鬼蛇神看到他们，就发斗起来。有些怕群众，怕革命的人，也惶惶不安。他们心里想，最好是取缔，至少也要纳群众运动于他们安排的所谓“正轨”。
红卫兵已经为无产阶级革命作了很多好事，还提出了许多好建议，大家都应该重视，认真研究，把能够做的，付之事实。
各地红卫兵的战果，必须开展览会，以便充分暴露那些公开的和隐蔽的牛鬼蛇神，用事实来证明革命造反有理，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后代。
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在观察了我们的红卫兵运动以后，曾经断论：“红卫兵到现在，约有两个月的历史，但是它已经成为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永久性的固定组织。他们大概会影响中国人未来的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
这家通讯社还说：
“如果西方世界或是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认为这种‘狂热’只是‘流氓行为或是短暂的热情’这“不仅是愚蠢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敌人的观察实际上比我们一些不懂事的同志还要清楚得多。这点值得我们的同志好好地想一想。
本来是我们祖国自己的事。为什么敌视我们的那些外国人，会认为是“十分危险的”呢？十分明白，现在已经不是所谓什么“锁国”的时代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声气，总是相通的。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正在波及全世界，激动各国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同样，十分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使我国人民的思想更迅速、更高度的革命化。不论什么地方，什么单位，只要认真地而不是马虎地，严肃地而不是草率地，抓好文化大革命，就必然大大促进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新飞跃，使我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过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能够更有力地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
那些敌视我们的反动力量，感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十分危险”，道理就是这样。
敌人害怕的事，我们就要努力去做。我们各地各部门的同志，广大工农群众，广大青少年，都必须掌握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注意“决定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一面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一面坚守生产和建设的岗位，努力尽自己的最大革命义务。
- 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
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毛主席说，革命“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
毛主席说，革命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这些是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在各个革命时期，革命的性质和对象有变化，但是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阶级路线和斗争策略的一般原则，在各个时期都是适用的。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同样适用。
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这种阶级路线，善于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及真正的左派队伍，没有括弧的左派队伍，同时，要争取那许多动摇不定、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揭露那些顽固抵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心玩弄权术的两面派。
最近一个时期，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完全不理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不同政治立场，也完全不理会各种派别都是带有政治性的，阶级性的，都是代表这种或那种社会思潮的。他们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他们用工农出身的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蠱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毛主席和我们党从来都是特别重视人们的阶级成分、阶级出身的，同时也反对“唯成分论”。
青少年都必须在阶级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证明自己的世界观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还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正如毛主席所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们的思想，不是先天生下来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在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或者是反映在这一个阶级，或者是反映那一个阶级。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领导人民大众建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露了阶级社会的秘密，特别是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我们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一个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有极深远意义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这一学说教育全党，教育群众，时时刻刻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高度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要防备修正主义者篡党、篡军、篡政的各种阴谋诡计，防备国家变色。很明白，在阶级问题上，我们一点都不含糊，都不能含糊。我们是坚定的历史唯物论者。我们的观点，同那些唯心的血统论者毫无共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说，是最革命的，最容易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是工人运动自发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们创立的思想，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他们总结了人类历史上创造先进思想的成果，特别是总结了国际工人阶级斗争各个时期的全部经验，因而创立了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引导工人阶级不断前进。
有些工人出身的并不一定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接受资产阶级的贿赂。比如，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曾经是工人，但后来却变成工贼，他们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和其他各国，也有一批是工人出身或者干部子女。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实际上这种血统论者是否认自己需要在革命前进中不断接受改造，否认别人在群众革命运动中能够改造自己。换句话说，他们自己不愿意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
不重视阶级成分，阶级出身，是很错误的。唯成分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很错误的。这些错误观点，必须批判。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来，离开阶级分析，来看所谓多数或少数，也是完全错误的。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曾经是少数，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是多数，但布尔什维克的伟大领袖列宁却恰恰是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俄国人民的大多数，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恰恰是代表反革命，代表一小撮的剥削阶级，他们的多数是暂时的，虚假的。
我们党的历史也同样说明了这种情况。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以前，在党中央，曾经处于少数地位，但恰恰是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那些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代表人物，虽然曾经在党中央拥有暂时的、表面上的多数，但终于一个个地失败了，垮台了，被群众抛弃了。
不做阶级分析，自称处在“超然”地位，不分左中右，既不支持这边，也不支持那边，不偏不倚，公公正正，但是，形势逼人，非此即彼，总有一偏，不偏无产阶级，即偏资产阶级，不偏左派，即偏右派。所谓不偏不倚，也是表面的，虚假的。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最伟大的阶级。毛主席在八日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上指出：
“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接着，毛主席又指出：
“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路线，要我们注意防止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他把关门主义的策略，叫做孤家寡人的策略，叫做依靠单兵独马的策略。而无产阶级的策略相反，是“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和斗争策略，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样，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就将浩浩荡荡地前进，冲破一个一个的阻碍，夺得一个一个的胜利。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没有疑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必将取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腐败东西而代之。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必将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云南大学《打活老虎》砲兵团翻印
218号信箱毛泽东思想驱虎豹战斗队再翻印
大家看了这份传单以后十分气愤，为什么218号信箱机关党组不照办,这是明目张胆地封锁党中央的声音。特别是一些党员、处长、局长，直接找政治部主任、文革小组组长杲建义质问：
“你为什么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中央通知了，停止一切党团活动。”
“中央的这个通知是防止党内的走资派，利用自己的权利，令党员服从他的错误路线。你是走资派吗？”
“你凭什么说我是走资派？”
“既然你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你怕什么？”
“党团停止活动了，把文件发到支部也没有用。”
“但是党还在，支部还在，党员还在，党并没有解散。文件发到支部，而且是最少一份，大量发行，党员可以自己看，可以听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明辨是非，独立思考，不盲从，不奴隶主义，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方向和原则。”
“党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你去问省委。”
“后面还有一句，‘全党服从中央’。”
晁达说：“不必再说了，从‘文革’一开始，他的方向已经明确了，各走各的路。”
东方泥不是党员，只在一旁听。他之所以对这些传单感兴趣，也是在找方向。
回到办公室门友昰说：“有大字报揭发说，阎红彦提出‘大乱几个单位（共计七个：交通、邮电、粮食、物资、供销等）’。当时有人提出交通、邮电还能乱吗？阎红彦回答说：‘机器坏了就坏了，我到军队打电话，全国不怕就你怕？全国大得多的（生产单位）也不是停了？不是不要怕乱吗？怕什么？影响就影响！汽车停就停么！’王腾波说：‘陈（伯达）说几种怕字派，他只在上面讲，把下面工作的干部都要整死了！他们在上面的都是正确的。’还说‘林彪同志讲的乱子观，没有向下面交底，到底要乱到什么程度？’显然是带有情绪的。”
“这么说还有林彪同志的讲话啰？”东方泥疑惑地问道。
“有。”门友昰从抽屜里拿出一份铅印的传单：《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活（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用五号小铅字排印的，16开纸，共排满八页。
(二)林彪讲“乱子观”。
内容很丰富，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一个是“怎么搞文化大革命”。分析“文革”以来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头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两头的劲头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
讲到“思想，社会意识，世界观，风俗习惯，政治观点，法律观点，艺术中间的电影，戏剧，造型艺术，文学，以及教育制度等等，概括起来叫做文化，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文化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化，一定要赶上去。”“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继而谈到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的阶级斗争。
在怎么搞“文革”的问题上谈到，“我们的斗争方式有的时候是釆取报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翦伯赞、周杨等的批判，等等。”“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像五个月以来的这样轰轰烈烈的，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这种运动，这种大战役，搞他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
“由干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问题就必然产生。”“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毛主席一再说的红卫兵，不是我们规定的，是群众创造的，随后就变成全国性的了。”“这一代青年，是我们革命胜利后十七年教养出来的孩子。他们现在二十岁左右。他们大多数思想很敏感，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正确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间，应该信任这批青年群众，他们这批闯将，小闯将。”
“现在，我们有不少同志，怕学生，怕群众。怕得很多，伯达同志列举了，我就不重复了。
“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里面就说，许多单位的负责人怕出乱子。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其实，这个乱子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也给自己造成一点小乱。
“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不要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还有坏的方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
“总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乱子。我们的军队很巩固，我们的生产在上升，一些学生，青年，他们闹文化革命，能出得了什么乱子？是不可能出大乱子的。这就是我们对乱子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乱子观’
“我们应该不要怕出乱子，应该敢字当头，而不要怕字当头。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要犯政治上的大错误。不相信群众就是大错误。刘、邓这条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同时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而只是相信他们自己，只相信和他们思想相同的一些人，只相信资产阶级世界观，只相信资产阶级路线。”
讲话继而谈到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一个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个就是相信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对待自己。就这三条。”
最后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同志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应该区别对待。发起的和执行的，这是不同的。这就有轻有重。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各个地区执行错误路线的程度不同，也有你们的不同责任。”“情节有轻有重，但总地的方面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东方泥说：“这篇讲话比较长，看了一遍，印象比较深的是怎样对待‘乱子’。我认为已经交底了。一、不会出大乱子；二、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大多数是个认识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晁达说：“他们并不是怕红卫兵，他们是怕自己被打成黑帮。阎红彦曾经叫秘书给陶铸打电话，要中央答复云南省委是不是黑帮，陶铸说：‘中央不好表这个态，李井泉在昆明，由李答复。’李井泉知道后对阎红彦说：‘云南省委在运动前和运动中，打了两个司令部，我看省委不是黑帮。’李井泉叫他的秘书把他的意见用电话转告陶铸。
“他们成立‘红卫兵总部’，挑动‘红五类’围斗、殴打‘黑五类’，散市反动的血统论，挑起群众斗群众，挑起全市、全省的大辩论，利用‘红五类’保自己。把大批的革命师生和职工打成反革命，难道这还不乱吗？运动初期，打击的是地富反坏右，其子女属于‘黑五类’根本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现在南下的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红卫兵是极少数人，他们能够乱到哪里去？王腾波所说的林彪同志没有交底，是指要乱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把这批因打成反革命而起来造反的人镇压法办了。赵健民也说过：“毛主席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组织反击，还在稳坐钓鱼船？”他们已经在保山、昭通大盖‘集中营’及监狱。现在省委又一手操纵成立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总部’和‘无产阶级革命者联合司令部’，组织一批保本单位当权派和省委的机关干部来对付职工中的革命群众，这不就是反击吗?以后还要大乱的，只有这样才能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东方泥听了这一番分析，有点吃惊。
(三)毛泽东发话,谁都不想打倒刘、邓
星期天的早上，郦静月和东方泥正在忙打扫卫生、洗衣服，省仁爱医院的小张（郦静月的好友）匆匆忙忙、慌慌张张、气喘吁吁地跑进家来，说道：
“哎呀！我到你们这里来躲一下！”
“什么事？吓成这个样子，好像背后有鬼追来了似的。”郦静月往门外看了一下。
“哪里有什么鬼，碰见了一帮红卫兵。”说罢，三个人都笑了起来。“我要到东庄我姐家里去，刚走到小花园，碰见红卫兵围着一堆人。一个红卫兵小姑娘指着我说，你不要动。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想看个究竟，原来是剪一些人的喇叭裤和头发。心想坏了，我也要被剪吗？愣在那里不知所措。有一个老奶在我身边说，你快跑嘛，还傻站在这里干什么？难道等他们把你的喇叭裤剪了，穿汗裤回家吗？往哪里跑？啊！你就住在珠玑街，趁其不备，就溜到你这里来了。”三个人又笑一阵。
“你的裤子只是裤脚宽了一点，算不上喇叭裤，可能是要剪你的头发。”郦静月上下打量着她说道。
“我这条是冬天穿的裤子，裤脚是宽了一点。我的头发是以前烫的，‘文革’开始以后谁还敢烫发啊！只不过还有点弯曲。怎么办？”
“剪嘛！剪成我这样的，叫华侨头。”
“到哪里去剪呢？你先帮我找一顶帽子罩住才行。”
“耗子的皮不硝（消）了，工具、师傅都有。我的头发就是这位老东师傅的作品。”郦静月拍着东方泥的肩头说。三个人又笑。
“啊！太好了，太好了。老东对发型把握得还是蛮好的哩！”
东方泥给小张围上布，说道：“你人长得很美，原来的头发也烫得很美，像个电影明星，我不能剪得太难看，否则对不起观众……”
“哎哟！现在还讲什么对得起观众，越丑越好。”小张说。
“我从耳根下一点剪短，后面稍留一点橢圆形，再用梭剪把下半部至末端，逐渐打薄一点，有一定的梯度，你看怎么样？”
“可以，可以，就照郦静月那样剪。”
郦静月一边看东方泥剪，一边欣赏道：“毕竟是个明星坯子，不管怎么剪，还是像个电影明星。”三个人又笑一阵。
小张说：“莫像电影明星了，电影明星几乎个个倒霉了。你看，杨丽坤长得多美，第一次拍‘五朵金花’就一炮打响，周总理也称赞过这部电影。‘阿诗玛’更上一层楼。这回‘文革’运动中，编剧、导演、演员都挨批判了。杨丽坤有什么责任？有什么罪过？一个少数民族的青年演员，只不过人长得美，演的是人情味比较重的艺术片，就被批得死去活来。据说，她被整得神经失常了。”
“这是不对的。不能说抒情的东西，有人情味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难道无产阶级不讲人情吗？只讲阶级斗争吗？无产阶级不讲美吗？”郦静月说。
“你们单位的运动搞得怎么样？你挨整了吗？”小张问。
“目前还没有挨整，不过迟早还不是被遣送的命。”郦静月一副漠然的神情。
“你们单位呢？”小张问老东。
“批斗得厉害啊！还自杀一个。”
“我们单位的跟踪盯梢紧得很，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我一辈子都夹着尾巴做人，但哪一次政治运动也少不了拿我做垫背。被人提防，被人另眼相看，指桑骂槐，旁敲侧击，让你整天提心吊胆。你想想，我们家有两个右派，我太压抑了，我摆不脱悬在我头顶上的无形枷锁……”小张说。
“你是夹着尾巴做人，我是连尾巴也没有了。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求我们‘脱裤子割尾巴’，我的尾巴已经被割了多次了。”东方泥说。三个人都笑了，笑得有点苦涩。
“管他的，”郦静月摆出一副豁出去了的样子，“死了奶朝天，活着做姑仙。”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把小张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你从哪里揀来的顺口溜？”
“我自己编的，大实话。”
“太直白了。”
“我不搞资产阶级酸秀才拐弯抹角那一套。死也要死得俏丽一点。”
三个人又笑了一阵。小张说：“我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我宁可在笑中死去，不想在压抑中活着。”
正说笑着，四喜来了。郦静月说：“啊！红卫兵来了，你来鉴定一下，是否过得去。”
四喜问：“出了什么事？”
东方泥把刚才小张遇到情况说了一下。
四喜说：“那是红卫兵总部的人，他们在‘扫四旧’中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他们是官办的，是保省委的，是和批资反路线的砲兵团及八·二三对着干的。他们的大方向不对。我是来给你们送传单的。”
说着就拿了几份传单放在桌上，“我走了，我还有事。”说罢就撒腿跑了。
这时发也理好了。小张拿镜子一照，说：“很好很好，不像电影明星了，像造反派。我还要找我姐去，姑仙我告辞了。”格格地笑着走了。
东方泥拿起传单一看，其中有一张毛主席的，恰好也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既然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张传单是要认真看的。全文如下：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 泽 东 1966年10月25日
讲几句话，二件事。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作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所以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闹分散，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
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我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搞，在群众中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别人就可以领导了。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应该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已经改了。现在，红卫兵还在追查。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嘛有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我的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过，在河北厅讲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赞成，现在北京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传出去了。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给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一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不一定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经过两个月了，有了经验，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不那么顺，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思想有变化。只有五个月，运动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可能还要多一点。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1921——1949），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搞，包括我自己在内，路也是逐步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验搞了二十八年嘛！社会主义也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嘛！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就那么理解。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胡适、《红楼梦》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一、二、三、四、五月写了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这么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赶快总结经验，作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两个月之后又开这个会？就是总结经验，作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以后，也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市委、地委、县委要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认为所有的人都能搞清楚，总有一些干部不通。有人说：“原则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又不通啦！”原来我想不通，原则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吗？现在看来，还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开会，十个书记有七、八个搞接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气了，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以为几十分钟的话一讲，表示欢迎就行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议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同一派红卫兵对立，让另一派红卫兵保驾。我看会转变，情况会好转。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省、市、地、县广大干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极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我相信多数想得通的。
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讲历史，十七年搞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与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从理解的。你们过去曾经搞经济工作，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来了，来了就来了嘛！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也不想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对李雪峰讲：“没想到我们老前辈为什么怕红卫兵”？还有伍修权的四个小孩子分为四派，有的同学到他家里来，有时一来好几十个。有好处。我看小接触很有好处，大接触一百五十万，几个钟头就解决问题，也是一种方法。各有各的作用。
这次会议简报很多，我几乎全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们，时间太短，有的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塗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时间太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看十七天会议以后会好一些。
还有哪个讲？今天就完了。散会！
昆明农林学院八·二三兵团
昆 明 八·二三 战斗兵团 翻印
接连看到的这三张传单是毛主席、林彪副主席、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的是路线斗争问题。这是当前的方向和政策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的决择。按林彪副主席说的学好毛著要吃透两头。一头是毛主席的讲话、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讲话；另一头是本地、本单位群众运动的情况。用上头的指导思想来分析下头的情况，便于决择。东方泥反复阅读、研究、分析，理出来一点思路和判断。
毛主席的讲话：
1，红卫兵打冲锋引起各级领导注意，“不注意不行了，
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2，“同一派红卫兵对立，让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说准了云
南的问题，可能革与保的问题其他省也有。
3错误路线不是敌我矛盾。“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
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
4，对刘、邓还是采取保的方针。“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
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没有管好。”
5，毛主席这次讲话的用词和语调，大大地不同于《五·一六》
通知中，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一段和《炮打司令部》的用词及语调。
林彪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 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认识有了进一
步的说明。虽然犯路线错误主要是指派出大量工作组去镇压革命学生，但机关也有类似的情况。
2，在谈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问题时，林副主席说，“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不够理解的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陈伯达同志说，“对一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来说，他们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在这一点上与毛主席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
3，林副主席和陈伯达讲到路线斗争时，都引用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何其毒也”那一段话，仍然比较严厉。林副主席说：“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陈伯达同志提出“两条路线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
4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讲话中谈到成绩时，都提到广大群众和红卫兵在破“四旧”中所取得的战果。
东方泥衡量，犯路线错误是全国性的，历来工作组都是抓阶级斗争的，抓牛鬼蛇神理所当然，而且层层加码，要做出成绩来，否则就是右倾。认为本省、本单位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伤害了一大批革命师生和职工，应该平反。至于谁是“走资派”也得由中央定，目前还看不清。事态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
1，阎红彦能像他在8·23向一部分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的讲话那么办，首先对学生“造反有理”表示欢迎，“对省委的批评，提出意见来，都很好。我们能够改的马上就改。”而且表示，“你们说对了就对了，说错了就算了”；造反红卫兵、革命群众能按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指示办。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比较小。阎红彦、省委的一些主要领导还不是“有一点顶牛”，而且相当抵触，不仅不给被打成“反革命”的师生和职工平反，还发表了一些不当的言论，采取了一些不当的措施，局势相当紧张，弄不好将走向反面。
2，造反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有毛主席和中央的支持，坚决揭批“资反路线”，要求彻底平反，揭开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省委组织“红卫兵总部”、“捍总”、“联部”的人保自己，抓“牛鬼蛇神”，开展一场拉锯战，斗争会很复杂。自己将站在批“资反路线”这一边。首先，这符合本单位的实情，一切冤假错案必须平反；其次，自己也是被当权派怀疑、排斥和打击的对象，不能逆来顺受，要争取自己解放自己。方式上摆事实讲道理，只要当权派认识了错误，改了（平反）就算了。
3，阎红彦不是“走资派”，省委不是“黑帮”，抓“牛鬼蛇神”抓对了，既是社论发出的号召，也是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讲话肯定了的。造反的红卫兵和革命职工被“照单子请客”。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东方泥心想，自己只能保证自己不当反革命。但是要分辨人的对错，分辨事件的是非，要表态，政治风云变换莫测。所有人的命运都是掌权的直接领导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