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紫
坐看行云流水，足踏三生三世
梅克伦堡广场37号（1939–1940）- Mecklenburg Square
1939年8月伍尔夫夫妇搬入了伦敦的最后一处住所位于梅克伦堡广场37号，在1940年9月伦敦大轰炸 期间被毁。
1939年战争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衡。塔维斯托克广场遭受了轰炸。伍尔夫一家租下了梅克伦堡广场37号的地皮，但却从未真正安顿下来。轰炸的危险迫使他们长期居住在蒙克之屋 (Monk’s House) 。对伦敦的访问却很短暂。
1940 年 2 月，弗吉尼亚写道： “……走向伦敦塔的路；那就是我的英格兰：我的意思是，如果一枚炸弹摧毁了那些挂着黄铜窗帘、弥漫着河水气味、还有一位老妇人在读书的小巷，我的感受——嗯，就像爱国者的感受一样。”
有关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伦敦各处住所的描述和插图，参见让·莫克罗夫·威尔逊（Jean Moorcroft Wilson）的书《弗吉尼亚·伍尔夫，生活与伦敦：地方传记》（Virginia Woolf, Life and London: A Biography of Place，1987年）。
战争
弗吉尼亚的许多朋友都反对战争，弗吉尼亚本人也从和平主义和反审查的立场出发反对战争。1916年，伦纳德因健康原因免于征兵。 1916年，在罗杰·弗莱（Roger Fry）的推荐下，伍尔夫夫妇雇佣了两名仆人；洛蒂·霍普 (Lottie Hope) 为其他一些布卢姆斯伯里派成员工作，内莉·博克索尔 (Nellie Boxall) 则一直和他们在一起直到1934年。
1939年，在闪电战的初期，他们搬到了附近的梅克伦堡广场 (Mecklenburg Square) ，1940年8月，当德国轰炸机每晚斗盘旋在罗德麦尔（Rodmell）上空，
然后到了Lewes附近的蒙克之家（Monk’s House）。
弗吉尼亚. 伍尔夫拒绝战争宣传，她把战争归咎于父权制下男性对权力不时病态的狂热。 她重新定义前人对于奴隶制的抨击，并认为所有人，不论国籍，皆已被“男人头脑中下意识的希特勒主义”，即对统治权的渴望所奴役。“奴役” 一词也反复出现于她随笔《和平——空袭中的思索》（ ‘Thoughts on Peace in an Air Raid’）。这篇随笔已向人们拉响警钟， “希特勒主义” 不仅是对 “敌人” 的钳制和打压，同时也会渗透并蚕食自己战士的思想。
他们的居住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塔维斯托克广场52号的家在1941年被摧毁。
弗吉尼亚. 伍尔夫再也没有居住在伦敦。
死亡 （1941/3/28）
在完成了她最后一部小说《幕间》（Between the Acts，1941，死后出版）的手稿后，伍尔夫陷入了一种类似于她之前经历过的抑郁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伦敦大轰炸期间，她在伦敦的住所被毁，而她关于已故朋友罗杰·弗赖（Roger Fry）的传记市场反响不佳，都使她的病情恶化，直到无法工作。当伦纳德加入英国国民军时，弗吉尼亚表示反对。她坚持和平主义，批评丈夫所穿的“愚蠢的英国国民军制服”。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伍尔夫的日记表明她痴迷于死亡，随着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这一点越来越明显。
在蒙克之屋 (Monk’s House)，弗吉尼亚陷入了沉思。战争让她感到沮丧。她为下一本书《幕间》（Between The Acts）而担忧。伦纳德也开始担心，劝说她于1941年3月27日去见奥克塔维亚·威尔伯福斯医生。第二天早上，她给伦纳德写了一张便条。
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在自己的口袋里装满了石头之后，投入她家附近（Lewes Town）的乌斯河(River Ouse)自尽。直到4月18日，她的尸体才被发现。她的丈夫将她火化后的骨灰埋在了萨塞克斯郡(Sussex)罗德梅尔（Rodmell）的住所蒙克之屋（Monk’s House）花园里的一棵榆树下。
在写给丈夫的遗书中，她写道：
“最亲爱的， 我确信我又要疯了。我觉得我们不能再经历一次那种可怕的时刻了。这次我不会康复了。我开始听到声音，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所以我在做似乎最好的事情。是你给了我最大的快乐。你已经尽了人之所有所能的。我不认为，在这场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会有两个人有比我们更幸福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知道是我毁了你的生活，没有我的话你可以去工作。你知道的。你看我连这个都写不好。我没法阅读。我想说的是，我一生的幸福都归功于你。你对我很有耐心，而且非常好。我想说，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有人能救我，那一定是你。一切都离我远去了，除了你的善良。我不能再继续破坏你的生活了。我想，没有两个人能比我们以前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