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光鲜亮丽的死亡 (1)

已故作家多米尼克·邓恩（Dominick Dunne）以其小说《我们这样的人》（People Like Us）(1988)和《炼狱一季》（A Season in Purgatory）为《名利场》（V.F.）杂志撰稿，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他笔下的世界，以一种鲜有人能企及的方式展现了权贵阶层的生活。在他本月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金钱太多》（Too Much Money）的节选中，一位纽约传奇慈善家（布鲁克·阿斯特（Brooke Astor,1902/03/30-2007/08/13，有人记得吗？）的葬礼，成为了残酷社交权术的舞台.

 

作者：多米尼克·邓恩

2009年12月7日

 

伊莱亚斯·伦塔尔从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联邦监狱获释，这件事并没有登上纽约任何一家报纸的头版。就在埃利亚斯作为囚犯度过最后时光的同时，阿黛尔·哈考特独自一人在公园大道的公寓里去世了，只有莉尔·阿尔特姆斯陪伴在侧。莉尔刚刚告诉阿黛尔，曼哈顿公共图书馆将更名为康斯坦丁和佩拉·扎卡里亚斯图书馆，作为交换，康斯坦丁·扎卡里亚斯基金会将一次性支付1亿美元，而不是分期付款。“她闭上眼睛就走了，可怜的宝贝，”莉尔说道。

第二天，阿黛尔的照片登上了纽约所有报纸的头版，她的死讯也成为所有地方新闻节目的头条。令怀揣社会抱负的露比·伦塔尔松了一口气的是，她丈夫伊莱亚斯出狱的照片只出现在财经版，而且在该版块中也仅次于伦纳德·沃森因诈骗股东1亿美元而被判处24年监禁的新闻。

身在伦敦的西蒙·卡伯特从佩拉·扎卡里亚斯那里得知了阿黛尔·哈考特的死讯。佩拉的厨师是阿黛尔的前管家乔治的朋友。乔治被哈考特夫人的侄子解雇了，这位侄子来自怀俄明州，认为既然阿黛尔不再活跃于社交圈，就不需要管家了。乔治最近被露比雇佣到位于78街的家中担任管家，他非常关心这位他服侍多年的贵妇，每小时都打电话给哈考特夫人的女佣们，了解她的近况。阿黛尔咽下最后一口气一分钟后，乔治就给佩拉的厨师打了电话。一分半钟后，佩拉·扎卡里亚斯——她无比敬仰阿黛尔·哈考特，并渴望在纽约社交圈中继承她的衣钵——很高兴能把这则社交史的消息告诉西蒙·卡伯特。

莉尔·阿尔特姆斯是最后一刻才赶到的，她挤了进来，是房间里唯一的人。她从乔治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即将发生。“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莉尔对住在怀俄明州一个鳄梨农场的侄子和他的妻子说。据说他们计划接管公寓和乡间别墅，解雇佣人，并搬走维热-勒布伦所绘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肖像——那是阿黛尔收藏中最喜欢的画作，尽管它最近神秘地不见了。“这一切就发生在哈考特夫人去世的时候，”乔治一边向佩拉的厨师描述当时的情景，一边说道。西蒙挂断佩拉的电话后，立刻拨通了伊莱亚斯·伦塔尔的飞机。

飞机舱内，伊莱亚斯笑容满面。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如此幸运，七年后终于重获自由，正躺在私人飞机的豪华机舱里放松身心。

“飞机真漂亮，露比，”伊莱亚斯说。

 

“你花了那么多钱翻新，它当然得漂亮才行，”露比说。“我找的是尼基·哈斯拉姆。他专门给那些富有的俄罗斯寡头，或者随便什么人，在伦敦设计豪宅。”

 

“我从马克斯·卢比那里听说，你这次翻新花了大概三百万美元，”伊莱亚斯说。

“马克斯·卢比在公园大道上格斯·贝利的日记里读到过这件事，”露比说。“再说，你也买得起。”

 

电话铃响了。空姐塞琳娜问：“需要我接吗？”

 

伊莱亚斯说：“不用。让语音信箱接吧。可能是记者打来的。”他又一次感觉自己能发号施令了。

 

电话响了三声，塞琳娜才查看来电显示，以防万一。

 

“女士，我是西蒙·卡伯特，从伦敦打来的。”

 

“我来接，我来接！”露比喊着，飞奔去接电话。 “西蒙，我在这儿。我们不接电话，万一哪个记者弄到了号码呢。到目前为止一切都非常顺利。伊莱亚斯简直就是个明星，我们离开基地后他走向飞机的姿态真是太耀眼了。他向摄影师们挥手致意，但始终没有停下来。我穿了那套阿道夫的黑色西装，就像你建议的那样，不过没人注意到，我藏在豪华轿车的后座里，车窗也是黑色的。”

“我想告诉你，阿黛尔·哈考特去世了，”西蒙说。“佩拉·扎卡里亚斯从纽约给我打了电话。这件事可能会被大肆报道。”

 

“哦，阿黛尔去世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对吧？” 露比说。“我还是告诉伊莱亚斯吧，西蒙。”她的声音变得沉重起来，像是在宣布一个噩耗。“伊莱亚斯，阿黛尔·哈考特去世了。”

 

“我的天哪，她都一百零五岁了，”伊莱亚斯说。“马克斯·卢比说她精神恍惚。”

“伊莱亚斯，你没考虑到大局，” 露比说。“关键是，明天报纸上所有关于阿黛尔·哈考特的报道都会是她，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是啊，你说得对，”伊莱亚斯说。“我不是给了她几百万美元建公共图书馆，还有一部分捐给了纽约长老会医院的阿黛尔·哈考特馆吗？”

 

“是的。图书馆是她请我们吃饭的时候捐的，” 露比说。“西蒙，谢谢你打电话来。伊莱亚斯刚才提醒我，他曾经慷慨地捐给阿黛尔，用于曼哈顿公共图书馆和纽约长老会医院的阿黛尔·哈考特馆。”

 

“我觉得你最好去参加葬礼，”西蒙说。“刚出狱的你，在纽约公开露面是个不错的机会。而且你还可以穿那套貂皮领和袖口的西装，在监狱外穿肯定不合适。”

 

“这样的葬礼可能只会邀请亲朋好友参加，” 露比说。

“这可以安排，”西蒙说。“其中一位招待员是我的朋友。在阿黛尔·哈考特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一直陪着她。” 这位朋友名叫艾迪生·肯特，如果用“以前的嫖客”来形容或许更贴切，但西蒙·卡伯特始终是一位绅士，将这段往事深藏心底。

 

阿黛尔·哈考特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人们感到悲伤，但并不震惊。她的离世并不出乎意料。毕竟，正如伊莱亚斯·伦塔尔所指出的，她已经一百零五岁了，而且自从在莉尔·阿尔特姆斯家的厨房里被油毡绊倒，摔断了髋骨后，她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髋骨骨折引发了肺炎。她拒绝去医院。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她想死在她住了多年的公园大道公寓里。

公寓里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但可惜的是，她并没有察觉。多年来一直信任她的管家乔治被解雇了。每周从莱茵兰德酒店布鲁西的花店送来的鲜花也取消了。在她昏迷不醒的时候，她的睡衣和睡袍没有被更换，她那套波尔托床单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每天更换。她最亲密的朋友们知道她时日无多，但出于忠诚，他们都对此保持沉默。乔治负责安排阿黛尔晚宴的座位，并撰写了席位卡和菜单，他每天都打电话询问女佣们夫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