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3日，《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著名华裔作家李翊云写的文章：《两个儿子的生死：事实上，无论我如何表达，都无法承受这些事实的沉重：文森特死了，詹姆斯也死了。》
李翊云的文章发表后，媒体、自媒体的各种文章、视频蜂拥而来。我看的基本上都是中文的评论，一些侃侃而谈的说教、指责、猜测，令我难以忍受。
今天，我与AI的Grok和ChatGPT等交谈，想了解西方社会是如何评论李翊云和她儿子的自杀事件的。AI告诉我：
李翊云在西方备受推崇，她以其感人至深的作品备受关注。这些作品大多探讨悲伤、失落以及人生经历的复杂性——在她的两个儿子文森特（Vincent）于2017年和詹姆斯（James）于2024年相继去世后，这些主题变得格外个人化。
在西方文坛，李翊云常常因其将个人悲剧转化为引起普遍共鸣的艺术作品的能力而备受赞誉。她在文森特自杀后创作的小说《理由的尽头》（Where Reasons End）描绘了一位母亲与她已故儿子之间的对话，因其对哀悼的直白而内敛的探索而备受赞誉。评论家和读者都钦佩她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拒绝感伤的特质，这些特质与西方人欣赏内省、情感自律的叙事风格不谋而合。
《纽约时报》和《卫报》等刊物都称赞她的作品是那些正在经历悲伤的人的灯塔，表明西方社会将她视为一位坚韧不拔、知识渊博、能够表达难以言喻之事的人物。
失去两个自杀孩子是一场难以想象的悲剧。西方媒体在报道她的故事时，往往带着一种严肃的敬意，偶尔也夹杂着对她如何承受的好奇。她的回忆录《亲爱的朋友，从我的生活，到你生命中的你》详细记录了她在儿子去世前与自杀意念的斗争，这更增添了这种认知的层次，将她定位为一位幸存者和心理健康评论员——心理健康是西方社会日益关注的话题。这与一种在苦难中寻求意义的文化倾向相契合。这种倾向常常将像李翊云这样的作家提升到近乎神话的地位，成为在痛苦中铸就的智慧之声。
然而，西方社会对她的看法中，也潜藏着一股更安静、更复杂的暗流。尽管自杀的污名化正在减弱，但依然存在。两个儿子自杀的双重损失可能会引发一些关于家庭或文化压力的隐性问题。但出于敏感，这些问题很少被明确提及。李的中国血统有时会引发人们对她在集体主义社会的成长经历和在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生活之间相互影响的猜测，尽管她本人并不认同这种简化的叙述。
归根结底，西方社会对李翊云的评价既崇敬又同情，认为她是一位将难以言喻的失落转化为挑战与慰藉的文学作品的母亲。她的故事引发了关于心理健康、育儿以及艺术在生存中的作用等更广泛的讨论，使她成为当代西方思想中一个令人心酸的人物——她的个人悲剧深化了她的文学作品。
李翊云在她的书中写道：
“完美。不完美。这两个形容词反复出现，四季轮回，日复一日，嘲讽我们，评判我们，孤立我们，把我们的孤立变成疾病。还有比完美更完美的形容词吗？完美无需比较，完美拒绝最高级。我们总是可以做好，做得更好，尽力而为，但我们究竟要有多完美，才能爱自己，也让别人爱我们？我亲爱的孩子，是谁把“爱”这个词从你我的字典里删掉了，换成了“完美”？
我说，我希望你把我当成敌人，而不是你自己。我想，母亲才是最适合这个角色的人。
你说，你不能成为我的敌人，妈妈。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敌人。“
几十年来，我因工作关系，经常与自杀未遂者和幸存者交谈。我们所说的幸存者是指与自杀者密切相关的人。自杀者已经逝去，永远无法让他们开口诉说自杀的原因，除非他/她留下遗书。我从自杀未遂者口中获知的自杀原因往往是周围的人都不知道的，有时连他/她最亲近的人也全然不知。他们不说，自有他们的理由，大家不必猜测。有时，一些自杀未遂者对我说，他们更不想活下去了，因为周围人们对他/她自杀行为胡乱猜测与指教，让他们更加崩溃。
李翊云在她的《两个儿子的生死》一文中写道：
“没有好的方式可以说这句话”——当警察到达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用这句话来预告坏消息，好像他们的出现还不够不祥。
我的心开始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称之为疼痛，称之为痛苦，称之为破碎，但这些都是错误的词语，因为它们熟悉而毫无用处。”
有些很深的痛苦，某些伤口是不能碰触的。而她能把失去孩子的痛放在写作里，也是普通人不能理解的。她希翼的是什么，生活对她怎样才算美好的，大概只有她写作能告诉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