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网上讨论国内外医疗的好坏,都能举出现实的例子,短视频更多了;有在加拿大拼命抱怨看病等半天、检查等半年的,也有国内抱怨医生草菅人命的。医疗资源的匮乏、医术医德的不足,的确会让正经受病痛的患者雪上加霜。
说说自己亲身经历的事,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2023年前后不辞劳苦、着急回国的人,无疑都是冲着家有老人回去的,我也不例外。
由于对疫情的心有余悸,担心在旅途中受感染,到家后几天都单独居住,只和老人通话,不敢着急见面。
三天后,得知老人腿脚肿得厉害,只能出门。见到老人,脸上带着笑容,心里却是在流泪,又难过又庆幸:这场三年的疫情,让不少家庭失去了老人;担惊受怕、受尽煎熬过来的老人,都是那么的不容易。
老人的脚以前也肿过,脚背上一按一个坑;看过医生,做了各种检查,说原因有多种可能,心脏机能下降,营养不良等等,开了好些药回家吃。这次明显严重,脚背肿得发亮,两个膝盖也肿起来。
拍下图片给当医生的朋友,朋友回复说,应该是心脏的问题,赶紧住院检查治疗;于是打车去了医院。
医院是市里一所三甲医院的附属医院,老人多年前在这里做过髋关节置换,对医院的印象还不错,坚持舍近求远,不肯在家附近的中医院就医。
到了急诊室,躺上了轮式病床,连上了各种检测仪;急诊室里人满为患,医生护士都忙得不可开交;医生陆陆续续开了多种检查,我们子女分工,一个照顾老人的吃喝拉撒,协助护士抽血验尿;一个负责各种排队缴费、拿药。
一系列检查下来,初步判断是心源性水肿,又找了住院部的医生来会诊,也是相同看法。时间来到了晚上,急诊室的病人几乎已经轮了一遍;期间五六个小时,老人早已疲惫不堪;这时,医生又开了一个大检查,估计排队缴费、排队检查下来最少一个小时;我请求先给老人住院,这样老人有地方休息,检查可以明天按部就班地做。
医生看我没同意,不太高兴,转身就走了。不一会,有年轻医生拿一张表格过来,上面写家属拒绝检查、后果自负,要我签字。想和医生再沟通,年轻医生说已经换班了。
接下来就是等,换班医生说要等住院部的消息。一小时后,终于说可以住院,但是是重症监护室,就是平时说的ICU。
很出乎意料,进了ICU就意味着和老人不能见面,而且老人的主要症状只是水肿,意识呼吸心跳及其他检查都在安全范围内。于是问医生能不能住普通病房,因为老人行动不方便,不能自己下床,大小便也需要人帮忙,我们自己照顾的话老人会比较安心?
又等了一阵,问医生也没有结果,只说普通病房没有空位,安排不了。
无奈,只好办住院手续,进了ICU。
第二天下午,ICU医生通知家属来谈医疗方案,一个女医生,说已经补做了昨天的检查和另外一些检测,判断是心脏功能出了问题;给了两个方案:一是做一个预带手术检查,就是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直接做心脏搭桥;二是单纯心脏检查,注入一种带颜色的药水,能检查出具体的问题和位置,如果有问题另外安排手术。前者费用大几千,后者小几千。
医生解释:这两种检查过程类似小手术,需要麻醉,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家属签字才能做。
有些慌乱,匆忙地考虑了一下,问能不能尽量保守治疗?
女医生明白我的意思,对我接着的问题很不耐烦,说你们自己决定,你们的决定也是需要签字的。
读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到了医院,为什么不听医生的?不做检查,是不是和费用有关?
这里说一下发生在2017年的事,一是说说老人体质的特殊性,容易理解我后续的决定,同时也和2023年住院的方方面面做一个比较,或许能揭示一些可能的潜在原因。
2017年年初,老人因为摔跤骨折,需要置换髋关节,我从多伦多赶了回去。
对于身体健康的老人来说,髋关节置换术不算是危险的手术,危险率在百分之二到三;不过我家老人三高已经很多年,高血压糖尿病对身体造成了一些损伤,感染和血栓等并发症可能性比较大,属于手术的高危人群;医生说我家老人手术危险率大概会在百分之十左右。
当时家里人有建议保守治疗,因为身边的确有成功的例子。主治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简单说了一下情况,问我打算怎么办。
我说,到了医院当然是听医生的,主要是听你们医生的方案。
这时,主治医生有人找,旁边一位文质彬彬的医生接话了,把这个手术的好处和风险,以及保守治疗的好处和风险都详细的说了一遍,也给出了他的意见:手术治疗更合适老人,老人长时间卧床的风险很大。
这个医生表现出来的专业,不偏不倚的态度,让我多了不少信任。他所叙述的内容和自己提前了解的大致吻合,于是决定尽快手术。
髋关节假体有不同类型,从价格上分三种,一是国产,几千块;二是合资,一万多;三是进口,两万多。医生说,好的假体适应性好,使用期长;建议老人可以考虑合资的,综合来说比较好。
家里老人是有事业单位医保的(后来并入了全民社保),国产假体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十,合资和进口的不在报销范围内,差价部分是自费。估算下来,合资的自己要出一万,进口的自己要出两万。最后,选了进口的假体。(老人自己有退休金和存款,不需要我们子女负担医药费)。
由于手术风险比较大,考虑再三,还是找了在医院总院里当科室主任的高中同学,让他帮找主刀的医生。手术按部就班安排上,当天的第一台,是科室主任做的;手术很成功,第三天就下地走动了(也是这个手术的术后要求)。
这次住院,是我对国内医院信任度最高的一次。病人入院时,家属就要签订不送红包的保证书,出院时有对医院各方面的考核评分表;没有送任何红包,也没有任何医生暗示;事后请同学吃了一餐家常饭。
此次住院,和当时介绍手术情况的医生有了交往,大家性格比较相近,话题也投机;后来知道,他是国内的医学博士,准备去美国做两年的交换医生。再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现在说说为什么不愿意让老人做有一定风险的检查。原因很简单:三年疫情后,能和老人见面说说话就是最大的愿望,老人和我都是如此想法,其他的都可以延后。
签完各种风险提示及免责书(全在平板电脑上操作,包括签名),被告知这几天不用来医院,医院有事情会通知;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老人,但想想ICU是全天监控,安全是有保障的,心里便安慰些。
出了医生办公室,我往心脏科住院部走去。入院当晚,等老人进ICU后,我留心过住院部里的情况,当时只是匆匆一瞥;这次看得仔细,心里也计算着,结果是:急诊医生说没有普通病房不是事实,两次看的情况很接近,约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病床是空的。
住院部这栋大楼是崭新的,刚刚使用三个月;大楼有二十几层,科室配备得非常齐全,有一千五百多个病床,让医院整体形象和能力大大提高。
从墙上的楼层指示板上知道,有大概三分之二的科室设立了自己的ICU,名字改成了CCU。
记得2017年时,老人手术前住在一个八人病房里,病房的设施比较陈旧,也没有现在科室的CCU,只是在护士站旁有两间重症观察室。护士会定期检查,家属可以陪在床边。
第四天中午,医院突然打来电话,说病人早上情绪很激动,让家属来医院安抚病人。
到了医院,护士说老人早上哭了很久,要求见子女,并希望住到普通病房。了解后知道,老人三天没下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平时老人是可以自行使用助步器走路的,我只能设想医院担心下床会让病人有风险;因为不下床,便给老人用纸尿裤。要知道第一次使用纸尿裤是不太舒服,特别是大便,老人根本拉不出;老人听力很差,和护士护工的交流非常困难;几天下来,情绪上就崩溃了。
一边和老人说话(其实是听老人说,点头摇头做手势或很慢地说话,老人可以看嘴唇、表情能知道大概意思),一边检查老人的手脚,脚上和膝盖的水肿全消了,然后看挂在床边的医疗记录:医生诊断是心衰引起的水肿,吃两种利尿消肿的药,两种缓解心衰的药。
这个过程中,那天的女医生过来,主动说明天可以给老人转到普通病房,让等通知。我们很高兴,连声感谢;老人过后悄悄地说,应该是自己早上的哭诉,让医生感动了。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等到了中午,想着可以提醒一下,给CCU打电话,护士接的电话,说今天没有普通病房,不能转病房了;问能不能和女医生通话,护士说她已经下班。
很惊讶也很难受,想象老人盼望破灭时的难过。于是只能给医生朋友打电话;朋友是另外一个科室的主任医师,答应帮和心脏科的主任求情,给一个方便。
一个小时后,CCU的护士来电话,说现在可以来转病房。
当初出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喜欢国内凡事都找人的风气,虽然自己也经常卷入其中。我在这个城市居住了很长时间,几十年交情的医生有五六个,只有为老人小孩才肯找医生朋友,自己住院没找过他们。
当时想,如果我一开始就找朋友帮忙,后来的一切会不会顺利得多?老人会不会少受许多罪呢?想得又难过又自责。
转到普通病房后,老人精神状态好了许多,白天晚上都是我们子女照顾(以后有机会讲讲请医院护工的利弊),我每天陪着老人说话,推轮椅到走廊窗边晒太阳;每天吊一两瓶药水,吃利尿消肿和心脏护理的药,身上带着一个24小时监控的仪器(不能离开楼层),如有异常护士站会马上有警报;七天后出院。
老人住的是三人病房,七天里大都是两个病人;出院那天,病房里来了两个新病人(原来的另外一个同室病友前一天出院),都在抱怨被非自愿住在CCU,一个做了预备手术的心脏检查,另一个做了单纯的心脏检查;结果是都没问题。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能感受我心里的想法。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病人会不会怨恨医生?加拿大的医疗又是如何?
下一篇再聊。
首先,中国的医保很容易加入,自己交钱都可以,有工作就公司交。
美国没有工作,自己买医疗保险,超级贵。我在美国都遇到过纯粹为医保而上班的,公司的医疗保险可以覆盖整个家庭。
这一点,中国远好于美国。不过所有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都好于美国,基本都是全民医保。
中国看病基本不是预约制,好医院的医生都很忙,一天看病几十个很正常,基本每个病人及分钟而已。美国都是预约制,每个病人至少要看20分钟以上。这一点美国好。
不过,因为是预约制,美国看专科医生要等,做啥检查都要等,中国在医院里看病,基本大部分检查一天都搞定,当天出结果,而且结果都是电子版,病人手机都查得到,很方便。而且中国好的医生,如果挂不到号,找关系,或者直接找医生本人,可以加号。
总结一下,和美国医疗制度相比,我个人觉得,中国的医疗制度要好不少。医保制度让大部分人看得起病,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也让人能及时看病。
中国医疗很大的问题是过分医疗,医院最赚钱是各种检查和手术,所以啥病人来都要检查,CT啥的都要做,不必要的手术也要做。所以有熟人关系或者医生朋友很重要,能给好建议。
美国的医疗制度问题极大,医保贵,医疗费用贵,药也贵。
我朋友糖尿病,现在打司美格鲁肽,没有中国医疗保险,直接自费去医院,当天就配到这个药,900人民币。同样的药,美国900美元,还有预约专科医生,约上了还不一定给你配这个药。
几个吉林省3甲医院竭尽全力做了各种毫无意义的抢救,开胸开腹,2次开颅,最后让病人去重症监护,每天自费10000元。医生们早就知道病人已经没有希望了,还不断进行各种抢救,护理人员由我姐姐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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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太理解,你既然知道他无法救治,为何还要不断地走后门进各种?你都找后门花银子的,各个医院当然需要帮你努力一下了啊。。况且各个医院在做任何手术前都会要求家属签字的。。。
https://bbs.wenxuecity.com/mychina/1094431.html
有一个网友批评道:
赤脚医生抱怨专家和亲属没有听他的不要抢救的建议,不过是无人性的臆断而已,还有脸在这叽歪。 来源: chinomango 于 2025-07-15。网址:
https://bbs.wenxuecity.com/mychina/1094505.html
我不知怎样回答。写了自己的想法。
2个亲人的病例不得不说的话。
在万恶的米帝国主义的我弟弟,赵立南,去年11月11日查出3期胰腺癌,今年6月过世。在伟大社会主义锅里的我姐夫,王遵立,去年11月24日脑出血,今年4月过世。比较一下他们的经历。
我弟弟从检查出来到过世约7个月。我弟弟开始接受了化疗等治疗,4月中旬检查时,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肺部和骨髓,医生认为无法救治,开出临终关爱项目(1次可以6个月,如果需要,还可以延长6个月)。米帝的临终关爱项目由衙门出钱。就是人在无法救治的情况下,衙门医疗保险派人照顾,帮助病人擦身,换床单被罩等,喂饭。他们不做没有意义的维持生命救治,不打吊瓶,输液,鼻饲等。我弟弟最多的时候有2个护理人员,还有1个值夜班的。临终关爱5月中开始一直到我弟弟病故。临终关爱将遗体直接送去火花。
我弟弟遗嘱要求骨灰撒在吉林的松花江或者撒在太平洋里,和我们的父母团聚。经查询,锅里有许多规定,让我无法将弟弟的骨灰撒在锅里。最后,撒在太平洋里了。
我的姐夫去年11月末,得了脑出血,急诊去了3甲医院吉林大学医大2院,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医院说是没有手术床位,等了2天多才开颅。真是急诊不急。
用世界级医学神经界权威祝捷同学(我的初中同学,现在在瑞典)的话,脑神经损坏不能恢复。他从发病2天以后一直昏迷不醒,鼻饲,打吊瓶。发病不到1个星期,我这个当年的赤脚医生认为我姐夫进入维持生命阶段。
锅里医保有15天的规定。我姐夫不得不几次转医院,每次都得找关系,走后门,花银子,来救治一个无法救治的病人。
几个吉林省3甲医院竭尽全力做了各种毫无意义的抢救,开胸开腹,2次开颅,最后让病人去重症监护,每天自费10000元。医生们早就知道病人已经没有希望了,还不断进行各种抢救,护理人员由我姐姐付费,每天450元,但需要用医院介绍的护工 ,我姐姐还要付各种医保不保的费用,后门费。反正有钱赚。折腾来折腾去,一直在做无意义的抢救,直到去世。
伟大社会主义锅医疗体制,所有一切都是和银子挂了勾,让伟大社会主义锅,成了万恶的资本主义了。
赵江南,于纽约2025年7月9日。
老妈有过几次回国探亲得感冒/食物过敏等小病,去医院就是过度检查和治疗,若讲有些项目刚在加拿大查过,医生就立马不高兴。。。
她刚在加拿大做过乳腺癌检查/放疗,医护人员尽职尽责,手术很及时/顺利,我们很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