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酷原创
一切都是刚刚好。
在公共话语场中，“你站哪边”早已成为一句比“你吃了吗”更能挑动情绪的社交雷达。尤其在信息碎片化、身份政治横行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习惯以“立场”评判一切，而不是以“是非”为尺度，区分对错。立场，成了现代人最牢不可破的信仰，但也因此掩埋了真正的判断力。站队，取代了思考；口号，遮蔽了道理。然而，如果一个人缺乏是非观，仅仅以立场论英雄，不啻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危险而荒谬。
立场，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表达，是“我是谁”的宣示。它根植于个人或群体的利益、历史经验、文化认同，乃至情感投射。比如，一个俄裔公民“立场上”天然更亲近莫斯科；一个乌克兰人无疑会支持抵抗外来武装入侵。这是人之常情。在这一意义上，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家人吵架，无论谁对谁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先护自家人”，哪怕亲戚再不讲理，也不能让外人欺负。
但问题在于，当人们过度强调立场，将其凌驾于事实与道德之上时，判断力便开始崩塌。立场一旦与“正义”“自由”“真相”剥离，只剩下空洞的阵营认同，它就不再是值得尊重的“选择”，而变成了一种道德懦弱的遮羞布。立场不等于是非，恰恰相反——只有在是非分明的基础上，立场才有意义，才有可能正当。
与立场的“我是我”不同，是非是一种超越身份的伦理判断，是基于普世价值观作出的选择。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一些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基本人性原则：尊重生命、反对侵略、自由意志、尊严平等、对暴力的谴责、对弱者的怜悯。这些价值，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底线，是人类共存的“最小公约数”。
比如，无论你是乌克兰人、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美国人，只要你承认“侵略他国主权是错误的”，“和平比战争更有价值”，“人应该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你就能够明白：俄乌战争中，俄罗斯是侵略者，乌克兰是受害者。
在这一判断上，是非先于立场，是非决定了立场。如果你先说“我是亲俄的”“我是反美的”，再回过头去寻找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辩护，那就是本末倒置、颠倒黑白。这种“带着立场去找是非”的行为，正是当今许多舆论乱象的根源。
近年来，网络空间中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立场至上论”，尤其在中国语境下表现得尤为典型。比如，一提起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总有人跳出来说：“美国才是幕后黑手”“北约东扩才是导火索”，甚至有人声称“普京是反霸权斗士，俄军是在清理纳粹”。
这些说法乍看之下“信息丰富”，但实质上是一种转移焦点与模糊是非的逻辑操控。真正的问题是：俄罗斯有没有越境发动战争？有没有无差别攻击平民？有没有否认乌克兰的国家主权？这些才是我们判断是非的核心。然而，这些人以“反美”为立场出发点，拒绝承认俄罗斯的错误，只因俄罗斯站在美国的对立面。这种思维方式，正是“身份政治”的典型表现——不是问“谁做对了”，而是问“谁是我的敌人”。
更严重的是，这种立场思维会导致利益冲突的绝对化。因为在“我是我”的前提下，敌我就是永远无法调和的对立，不管你做了什么，只要你是“我的人”，你就是对的；而“敌人”不管做得多好，都必须被批判。于是，“中立”被斥为“软骨头”，“追求事实真相”被看作“帮敌人说话”。舆论场上逐渐失去了灰度，只剩下非黑即白的道德狂热。
如果我们把立场作为判断一切的唯一标准，那么道德将变成部落的附庸，真理将成为阵营的奴仆。但如果我们愿意以是非为先，愿意承认“我支持的人也可能犯错”，“我的祖国也可能侵略别国”，“我反感的国家也可能有可取之处”，那么我们才能真正拥有一个成熟的公民伦理。
举个例子，二战时期的德国，曾有很多德国人支持纳粹，仅仅因为“他们是德国人”，他们反对凡尔赛条约、重振民族自信、崇尚秩序强权。这些“立场”没有错，但当他们继续支持纳粹屠杀犹太人、侵略邻国之时，他们的立场就与基本的是非观背道而驰了。
同样的，如果今天有人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西方说的都不可信”，进而否认俄乌战争中俄罗斯的侵略事实，那他所坚持的所谓“立场”，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爱国情绪”，没有任何道义价值。真正的爱国，是敢于在国家犯错时提醒它，而不是为其错误辩护。真正的正义，是敢于在“自己人”犯错时指出来，而不是遮掩和双标。
是非之辨，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需要超越情绪、身份、国界，需要克服成见、利益、派系的干扰。有时会让人陷入孤独、被误解、被围攻的处境。但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非，是社会的基石，是法律的灵魂，是道德的天平。它不因人的“立场”而偏移，也不因国家的强弱而改变。是非先于立场，理性高于阵营。
俄乌战争是一面镜子，照见了太多人的价值观扭曲。那些对平民死亡视若无睹，却因“反美”而欢呼俄罗斯导弹的人，那些一边标榜“反霸权”，一边赞美侵略的强人，他们其实并不在乎正义，只在乎仇恨与认同感。他们的立场，从未建立在道德之上，而是建在愤怒、情绪、民族主义和信息茧房的基座之上。没有是非的立场，是一种裹着情绪的暴力。
